莎士比亚早期的剧作并不出色，但是他对左右观众情绪的技巧已能相当熟练地把握了。以二十八九岁的年纪，自然尚无功力写出《哈姆雷特》这样的剧本。事实上，莎士比亚经由写作而学习，因而与观众一同成长。写作初期，他的技巧稚嫩粗拙，观众的反应也一般，可是重要的是他一直从观众的回应中获得灵感。
他早期最成功、最轰动的剧作，依当时的记载来判断，是有关“蔷薇战争”的三个连续剧本。当时，有关英国历史的剧作十分流行，观众没在学校里读过历史，自然急于知道自己先王、先后们的事迹。蔷薇战争是青年作家的好题材，可以借此指出国内纷乱的可怕后果，进而提醒观众，能够在稳定的“都铎王朝”之下过日子，是何等福分！若有伦敦人反对付给国王特别经费或与西班牙交战的费用，他就会不断地提醒自己，在亨利六世这个昏君的统治下日子更惨。
莎士比亚对蔷薇战争并不比他的观众知道得多，不过倒有好几本很好的史书可供他参考，其中最合时宜的是一部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的《编年史》，由拉菲尔·贺林虚德根据标准资料编纂，由数家印刷业者联合出版。出书后，销售量直线上升，因此又出了新版，出版者把直到1578年的英格兰史都加了进去。这三册的版本便成为标准的英国史，也是莎士比亚历史剧的主要依据。
只有充满自信的青年才敢采用这样混乱纷争的题材，题材的纷杂众多偶尔会扼制戏剧的正常发展，不过就整体而言，莎士比亚总能巧妙地处理重要场面，纾解观众胸中郁塞着的热烈爱国情绪。
这连续三出剧本的第一出中，塔·伯特爵爷死亡的那场戏极为成功。塔·伯特是英国贵族，在战场上死于背信弃义的法国人之手，临死时，双臂紧拥着已死的儿子。他说了一段话，这是由莎士比亚带头使用的一长串悲壮的话，使得观众随着这个武士的灵魂飞天而呜咽饮泣。
这出戏于1592年3月3日由史传基爵士的剧团在“玫瑰”戏院演出，一整季里吸引了许多观众。菲力浦·汉斯洛和汤姆·纳许（1567～1601，英国讽刺家、剧作家、小说家）两人分别在日记和小册里记下了当时的盛况。
莎士比亚并未刻意留心史实，让塔伯特在贞德（1412～1431，法国的民族女英雄）被捕前就死了，而事实上贞德早在二十二年前便已舍命。现代的读者认为莎士比亚赋予贞德几近滑稽的个性。16世纪的英国人都认为她是个狡诈的村姑，由于魔鬼附身，才得以打败英勇的英国人。即使博学的盖伯瑞·哈威都觉得她算不得什么东西，不过是个“精力过剩，好冒险的丫头”罢了。
这出戏里有许多攻城略地的情节，莎士比亚就尽情地使用所有的舞台配备，让演员们如空中飞人般跳上跳下，又让贞德爬上很少使用的楼塔顶端去扑熄一把火炬。他甚至要演员自12尺高的阳台上纵身跃下来逃亡。
莎士比亚有关蔷薇战争的第二部戏里就没有这么多战争、游行的场面了，可是他也没有忘记观众们喜欢特殊效果。他使用了三层的舞台让幽灵自暗门里出来，和阳台上的伯爵夫人见面，并利用雷声以掩盖暗门启动时可能发出的声响。接下来，他利用事先准备好的道具以及牛血等成功地表现了理想的演出效果，使舞台表现获得了观众的认可。
在这第二出戏里，莎士比亚对于史实和时间仍然粗心大意。这或许因为戏院有实际的困难存在。这出戏里约有五十个角色，而爵爷、贵妇、市政官、市民、兵士等还不算在内，因此每个演员都得演上好几个角色，剧情的进展因而需要仔细铺排。若是史实影响到实际的舞台需要，那就只有委屈史实啦！
在第三出戏中，年轻的莎士比亚遭遇到许多无法入戏的材料，效果最好的一场在首幕结尾处。在战场上，约克公爵的敌人在杀他之前，做了顶纸冠给他戴在头上。约克又慷慨激昂地说了一段话，是针对玛格丽特女王这匹“法国雌狼”的。这番话滔滔而下，越说声调越高亢，最后于高潮处戛然而止。
蔷薇战争的这三出戏，是这位野心勃勃的青年的青涩之作。他一方面在艰苦的剧艺学校中接受磨炼，另一方面则要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征服观众的情感。莎士比亚对舞台上的机关装置着迷，他十分清楚演员们会怎样使用它们，他敢于大量取用贺林虚德的《编年史》。今日，这三出戏已无演出价值，遥想当年却曾是伦敦戏院中的连台好戏呢！
现代的观众面对杀人流血狂潮必会以为莎士比亚一意取悦最低级观众的低级趣味，竟至迷失了本性。恰恰相反，莎士比亚是遵照他那时古典戏剧的最佳标准，而尝试写下一部“壮丽的罗马史”。
在这一点上，莎士比亚师从的对象是塞内加（公元前？～公元后65年，罗马政治家及哲学家）。塞内加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的心中，代表着古代悲剧里最动人、最有价值的部分。他是异教徒，而他作品中的说教却常被人们引用，伊丽莎白女王还亲自翻译了他好些剧本中的片段。有数位诗人联合翻译了他的十个悲剧，于1581年出版。塞内加在英国的戏剧界一直是备受敬重的典范。一次在剑桥的“三位一体学院”中，一出塞内加式的戏剧演到最狂烈的高潮时，一名贵妇观众突然“心神丧失，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塞内加的剧本是为聪明却疲倦的罗马观众写的，朗诵的地方多。他巧妙地结合夸张与恐怖，为的是让观众保持清醒。莎士比亚对于塞内加有关戴埃斯提斯的故事印象非常深刻，在这出戏里，主角极尽血腥残暴之能事。从某些意义上来看，莎士比亚的《泰塔斯·安钟尼珂斯》与塞内加血腥行为的描述相较，实在没啥比头，只能算作小巫见大巫了。
莎士比亚没有把塞内加六个演员、一个信差和啰啰唆唆的合唱这一套整个搬过来。《泰》剧和《亨利六世》三剧一样，把整个舞台都塞满了。第一景中，他一共使用内、外两个舞台，有暗门、有阳台，还挤满着游行的队伍、武士以及穿着五颜六色、光彩夺目的演员。剧中，莎士比亚引用了许多古典作者的话语，甚至拉维妮亚的斩手断舌也是根据奥维德有关费罗蜜拉的故事而来。
莎士比亚时代的伦敦是英国的文学都城，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学影响。较乔塞晚生两世纪的莎士比亚，可比乔塞幸运多了，他有许多新典范可资仿效，同时还试用各种方式进行创作。
试过以罗马悲剧方式来写《泰塔斯·安钟尼珂斯》之后，莎士比亚又试写罗马喜剧《错中错》，这次的模型是古典喜剧大师浦劳塔斯。浦劳塔斯最受人们喜爱的是他在《曼尼克密》中所设计的孪生角色。在过去的五十年中，意大利的剧作家便一直在这个主题上作复杂的变化。他们处理戏剧皆有定则，譬如舞台总是代表市区广场，背景是房屋。若是喜剧，这些房屋便是教堂、家庭和妓院。
莎士比亚的《错中错》便是竭力依标准的意大利喜剧而写。剧情在固定的布景上展开，在一处市场里有三个门：一个门通往修道院，一个门通往安提佛勒斯的家，还有一个门则通往妓院。莎士比亚严格遵守传统的三一律（戏剧中时间、地点和情节必须统一），所有的情节都集中在一天当中，发生在伊弗瑟斯城（小亚细亚古城）里。莎士比亚模仿的技巧相当高明，典型的伊丽莎白时期的特征，全剧充满了双关语。莎士比亚对于文字游戏一直兴致勃勃，而他的观众们也在“听”力上久经熏陶，因此在听到有关“钟点”和“婊子”（hour与whore两字音近）这样暗指的笑话时，便立刻爆出满堂喝彩。
这段尝试期间里，莎士比亚又试了另一种方式的写作。早十年前，文学界有个泰斗叫约翰·李立（1554？～1606年，英国小说家及戏剧家），写过一部极为出色的小说，题名《优菲斯》，一时葛林、孟岱、戈生等人均竞相仿效，就连纳许都坦承在“剑桥还是小猴仔”时，就曾是《优菲斯》的忠实读者。李立所使用的夸饰文体、华丽辞藻，其实并非他所开创，牛津大学里有位教拉丁文的教授，早就训练学生在拉丁散文中使用相同的文体。
1590年，优菲斯之风已经盛极渐衰，但李立夸饰的特色仍是时髦作家模仿的对象，莎士比亚便是依李立的风格而写下了《空爱一场》。剧本写成的时间已不可考，但剧中三个年轻爵爷的名字，显然是从报导法国境内战事的新闻小册子里得来的灵感。1593年，“那伐尔的亨利”（即亨利四世，1553～1610年，波旁王朝第一代的法国国王）皈依天主教，之后，这些小册子便不再发行。莎士比亚的小喜剧与真正的法国历史无关，但他的主角却是那伐尔国王，他的三个爵爷则分别命名为隆格维亚爵爷、杜曼纳爵爷以及伯罗纳爵爷。
在《空爱一场》里，莎士比亚终于证明了自己在写作方面无所不能，而且表现优异。这部作品适度、活泼，一如“盖力要得”的舞蹈，它无意让人以严肃的眼光来估量它。这时作者方才登进了文学多角隅的大殿堂，开始窥知维持观众笑声不断的窍门。莎士比亚玩着文字游戏，愉快地模仿着当时的各种文学时尚，从优菲斯文体至十四行诗，不一而足。剧中，他还描述了一群热心逗趣的业余演员，他们费尽心神上演一出戏，惹得他们的贵族观众不断地对他们轻嘲笑谑。
莎士比亚笔下活泼、喜爱调侃与嘲弄的青年贵族，以及快活、机智的贵族少女，首次在这出戏里出现。虽与日后他所写的相比显得较为老套，而他们不停地以文艺复兴时期的观点讨论爱的主题，同时显现出生命的气息。莎士比亚取用了意大利喜剧中常见的迂腐、武断、心胸狭隘的教师，以及学者与矜夸自喜之士这两种角色，把他们用在剧中人物洛佛尼斯与阿玛杜的身上。
《空爱一场》是伦敦人的戏，是为懂得身边的戏谑文辞之人所写。它的作者之所以能够写出这出戏，是由于他一直在留神观察、倾听，并能进入城里贵族圈中。它虽然是一出城市戏，却很少有伦敦人敢用两首乡村歌曲来终结全剧。尤其是最后的冬之歌，描绘出了寒冷冬天里真正的乡村景致。
所有这些剧本都是在16世纪90年代早期写的，其中大部分写于1592年9月，在葛林攻击这位年轻的“演而优则写”的剧作家之前就已上演过。葛林恰好死于1592年9月7日，伦敦议会所颁布的瘟疫令生效实施，所有戏院全部关闭，直到1594年才再度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