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
——鲁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巴金不是“安那其”
我对于鲁迅的观人于微和如炬的目光，一向是衷心钦佩的。在20世纪30年代，当有人称巴金为“中国的‘安那其’”时，他就挺身而出，对巴金作了极中肯的评语，显而易见的是，鲁迅对将巴金称为‘安那其’（无政府主义者），是不同意的。但是，后人对鲁迅的这番话，并没有认真地加以体认，使巴金在这顶帽子下吃到不少苦头。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那位自命“鲁迅研究专家”的姚文元，首先发难，将巴金诬蔑作“无政府主义者”，说巴金的作品对青年“起着思想上的腐蚀、破坏作用”。1962年5月第二次文代会召开，巴金在会上作了以“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为题的发言，面斥姚文元的造谣惑众，姚文元恼羞成怒，乘巴金访问日本之际，阴险地把巴金这个发言指为“大毒草”，还将1958年出版的《巴金文集》，来一个总批判，说巴金的作品散布了“悲观消沉”的思想，对中国青年起了“不良影响”；说巴金的《家》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爱情主义”的混合体……在“文革”期间，巴金除了原有的“无政府主义者”，还被扣上“地地道道的地主阶级代言人”、“一个赤裸裸的反共老手”的帽子……这几项罪名已足以置巴金于万劫不复之地了！
巴金受过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这是人所共知的，而巴金也承认长篇小说《灭亡》中主角杜大心的思想，“近于安那其主义”，“近于虚无主义”，并直截地说：“过去某一段时期的思想确是这样。”1979年5月巴金访问法国，当有人问起无政府主义对他的影响时，巴金说：“我年青的时候，曾经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即使在当时，对我影响更大的还是爱国主义。”这是作家的率直剖白：勇敢地承认受过影响，但并不等于说巴金是无政府主义的执行者和实行者，甚至是推动者。
过去曾经有一段相当长的时期，人们一直传说巴金的笔名，是取自俄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之名的首尾两字，其实这不过是以讹传讹罢了。巴金的“巴”，是纪念他青年时代在法国的同学巴恩波；“金”字，据巴金说，是偶尔想到的。巴金在《谈〈灭亡〉》一文中就说得更具体了：“……在这个地方（笔者按：即指法国马伦河畔的小城）我认识了几个中国朋友。有一个姓巴的北方同学跟我相处不到一个月，就到巴黎去了。第二年，听说他在昂热投水自杀。我同他不熟，但他自杀的消息使我痛苦。我的笔名中那个‘巴’字就是因他而联想起来的。”
巴金在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回忆起这件事说，当时用“巴金”这个名，还有一个原因，因为这两个字笔划简单，容易写，就用上了。想不到，后来竟在这两个字上又惹出许多麻烦来！
在实际行动上，巴金一直表现了他的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立场，我们从巴金过去的人生轨迹，也可以得到佐证——幼年的反叛情绪巴金，原名李芾甘，1904年诞生于四川成都一个大官僚地主家庭。幼年的巴金，耳闻目睹古老大家庭的倾轧和争斗，使他产生了反叛的情绪。巴金在《我的幼年》一文中，曾这样写道：
“……因为这个富裕的大家庭在我的眼前变成了一个专制的王国。仇恨的倾轧和争斗掀开平静的表面爆发了。势力代替了公道。许多可爱的年轻的生命在虚伪的礼教的囚牢里挣扎、受苦、憔悴、呻吟，以至死亡。然而我站在旁边不能够帮助他们。同时在我的渴望发展的青年的灵魂上，陈旧的观念和长辈的威权像磐石一样沉重地压下来。‘憎恨’的苗于是在我的心上发芽生叶了。接着‘爱’来的就是这个‘恨’字。”
专制家庭的重重黑幕，使巴金滋生了厌恶和愤恨的感情，促使他走上反封建礼教、争取自由的道路。旧家庭对巴金并不是没有留下痕迹，正如巴金所觉察到，并直认不讳地说的：“我依旧是过去环境的产物。我不能够一下子就把过去的阴影从肩头摔掉。”可是，在人生的道路上，他却是求进的。远自1920年，当他考入成都外语专门学校后，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便参加了反封建的进步刊物《半月社》的活动；为了追求光明，1923年他和三哥毅然冲破封建家庭的樊笼，从成都到了上海、南京，考入了东南大学附中补习班。在“怀着大的勇气”离开了他住过19年的成都的时候，他在他创办的新刊物上，慨然写下两个短句，作为他的生活目标：
“奋斗就是生活，人生只有前进。”
赴法国找寻“新生活”
五卅运动后，巴金对“国难”有了更深澈的认识；为了“向西方找真理”，寻求“救国之道”，巴金毅然远赴法国去找寻他的“新生活”了。他在去法国途中，曾给朋友写信说：“我现在的信条是：忠实地生活，正直地奋斗，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这是他庄严的宣告。
巴金于1927年1月在法国的马赛登岸，后转到巴黎。这是他自费去的。抵法后头一个月，他到法国文化协会学法文。后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古老旅馆住了约一年，在那种忧郁、寂寞的环境下，他怀念着祖国和亲人，经常跑到“中法联谊会”去阅读从上海寄来的报纸。
停居法国期间，巴金阅读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著作，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上卷）（《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于此同时，巴金涉猎了法国大革命时的思想先驱者孟德斯鸠、卢梭及俄国思想家赫尔岑等人的著作，接受了民主革命的思想，他热情地称颂法国大革命，后来并写了《法国大革命的故事》（未出单行本）。此外，巴金还精读了雨果、左拉和罗曼·罗兰等法国作家的作品，受到他们文艺思想熏陶。
巴金在法国居住不到两年，便于1928年底离法返回上海，他没有实现他大哥所谓“扬名显亲”、“兴家立业”的愿望，却开始在上海弄起被认为“无出息”的文学。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巴金积极参加救亡运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以笔当刀枪，进行了不懈的战斗；解放后，从1950年起，他代表中国赴华沙参加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两次奔赴抗美援朝前线采访，写了不少激动人心的通讯、散文……悠长的创作历程巴金悠长的创作历程是收成丰盛的。他的重要创作期是在1927年到1946年这20年间。1958年至1962年出版的《巴金文集》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几乎将这一时期的作品都包罗进去，包括了他1927年春天写的《灭亡》起，到1946年12月31日午夜写完的《寒夜》的《尾声》为止的作品，共约400万字。如果连解放后所写过的文章，例如《友谊集》、《大欢乐的日子》、《倾吐不尽的感情》等也放进去，则在500万字以上。这其中包括长篇、中篇、短篇小说三十多本，杂记及游记选集二十多本，翻译作品三十多本。
他的第一篇小说《灭亡》是1927年4月在法国期间开的笔，后因健康欠佳，搬到马伦河畔一个叫蒂埃里堡的小城去住，在那里他“完全置身于孤独寂寥之中”，为了“发泄这种寂寞感”，继续写小说，这便是《灭亡》的诞生。这部小说于翌年的8月完成，巴金便寄到上海的《小说月报》，主编叶圣陶于1929年1月的《小说月报》给发表了，同年由上海的开明书店出版了单行本。
《灭亡》是写一个青年杜大心，憎恨社会现实而企图通过个人力量和社会搏斗，终至走向灭亡的故事。这部小说的主题，因偏向于个人奋斗，充满了愤世的痛苦、激烈的热情和不可解脱的忧郁，曾引起不少争议。但小说对旧社会的控诉、对当时某些知识分子的矛盾和虚无心态的刻画，却是成功的。
不管怎样，自《灭亡》问世后，巴金一直拥有最广大的青年读者，继《灭亡》之后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爱情三部曲”、《火》，中篇小说《新生》、《寒夜》、《憩园》、《第四病室》，短篇小说《复仇集》、《光明集》、《长生塔》等，都在读者中激起强烈的反响。
“激流三部曲”首部的《家》，为巴金这一时期的代表作，也是拥有最多读者、最受欢迎和影响深远的作品。它通过一个大家庭的生活内幕，深刻地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朽，控诉了旧礼教、旧势力的罪恶，并且讴歌了五四初期觉醒的青年，冲破封建堡垒，追求光明幸福的英勇行为。在早年，许多青年读者把《家》的主角觉慧、觉民看成是他们生活中的榜样，并从这些人的身上得到鼓舞力量。
长期以来，《家》在广大的青年学生中影响很大，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席位，就在今天来说，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巴金1979年5月在巴黎回答《世界报》记者访问时，也明白地指出：“我的书完全没有完成任务。因为它必须继续在革命中发挥作用，因为中国仍然存在着封建主义。”《家》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它是建构于作者长期的生活基础之上的一部现实主义作品。作者的民主主义思想，帮助他认识封建大家庭的腐朽和寡义，同情那些在封建黑暗包围中，在旧礼教束缚下挣扎、反抗、寻求出路的年轻一代。它与作者自己的生活经历有着极密切的联系，巴金对于他所写的《家》的生活是熟悉的，对作品中的那些人物是熟悉的。套他自己的话说：“书中人物都是我所爱过和我所恨过的。许多场面都是我亲眼见过或亲身经历的。”“我写《家》的时候，我仿佛在跟一些人一同受苦，一同在魔爪下面挣扎。我陪着那些可爱的年轻生命欢笑，也陪着他们哀哭。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我好像在挖开我的记忆的坟墓，我又看见了过去使我的心灵激动的一切。”以上这些，可以说是巴金《家》的现实主义的基石，小说所以取得超卓的艺术成就也与此有关。
巴金小说的评价
巴金的小说，在海内外的发行量是很大的，但有些人却着意于其艺术技巧的未臻善美，对作品艺术价值产生怀疑，这是有点吹毛求疵的。作品的价值，除了艺术性之外，还应该包涵思想性和历史性，法国的巴金作品研究专家明兴礼博士（Dr.J.Monsteleet）曾指出：“巴金小说的价值，不只是在现时代，而特别在将来的时候要保留着，因为他的小说是代表一个时代的转变，这好似一部影片，在上面有无数的中国人所表演的悲剧。”这是明兴礼在读完巴金的整个作品后，所下的结论。而这个结论，比之某些所谓中国学者要来得中肯。明兴礼更进一步指出：“……巴金在小说中所描写的英雄们，都有着坚强的信念，这是好似一支20世纪的十字军，为了解救千千万万的青年脱离那封建制度的毒害，向着这充满罪恶的旧社会发动了神圣的战争。在这些图画里，巴金虽然不像茅盾那样注意历史事实的记录，但是他另外给我们描绘了新旧二势力间所发生的冲突。”巴金不是很早便宣称“我的最大的敌人”是“一切旧的传统观念”吗！他的小说，便是有力的见证。
丰富的散文作品
巴金的散文作品也很丰盈，题材广泛，有特写、随笔、游记、书信、感想、回忆、通讯等，尤以抒情小品、游记、序跋为主要特色，包括有《忆》（1936年）、《短简》（1937年）、《生之忏悔》（1936年）、《海行杂记》（1932年）、《旅途随笔》（1933年）、《旅途杂记》（1946年）、《点滴》（1935年）、《梦与醉》（1938年）、《龙虎狗》（1941年）、《静夜的悲剧》（1948年）、《生活在英雄们中间》（1953年）、《友谊集》（1959年）等。共二十多本。
巴金的散文不能说很精萃，也不是雕琢之作，而却是自然的，是真挚的、热情的，因此，也是感人的。这是巴金散文的艺术特色。巴金在《生之忏悔》和《短简》中一再宣示：“我不是个艺术家。”“我写文章如同在生活。”他所以情不自禁提起笔写文章，是因为“我（按：巴金自称）无论在什么地方总看见那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动荡，在创造它自己的通路，通过乱山碎石中间。”生活的召唤，使巴金锲而不舍地运起手上的笔，而笔下的文字，多的是他的生活阅历、感情的流露，所以他的散文，情景交融，勃然生色。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巴金的散文就属于“有境界”的一种，浑朴、感人！
翻译和编辑杂志
巴金通晓多种外国文字，包括英、法、日文和世界语，因此译作颇多，有：屠格涅夫的《门槛》（1936年）、《父与子》（1944年）、《处女地》（1945年）、《散文诗》（1945年）、《蒲宁与巴布林》（1949年），还有托尔斯泰的《丹东之死》（1931年），普希金的《叛逆者之歌》（1940年）等共三十多本。
巴金编辑的杂志也很多，其中包括《半月杂志》、《警群月刊》、《平民之声》周刊、《文学季刊》、《文艺月刊》、《收获》双月刊等，而巴金与章靳以在20世纪30年代创办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影响力巨大且深远。这个出版社出版的《文学丛刊》，介绍了不少新进作家如萧红、萧军、端木蕻良、欧阳山、叶紫、沙汀、芦焚等的作品，成名作家茅盾、曹禺、何其芳、李广田、臧克家都曾与它发生过关系。为中国文库增加了可观的财产。
巴金与诺贝尔文学奖
无疑的，巴金是一颗闪耀在中国文坛上空的巨星，而且这颗巨星还继续熠熠生辉。他在1979年4月25日应邀访问法国18天，不仅震动了巴黎，而且也是世界瞩目的文坛大事，法国巴黎《世界报》著名记者和作家雷米（Pierre Jean Remy），报道巴金访法时，称巴金为“当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现年75岁的安详的长者”。巴金这次访法，同去的还有他的女儿、上海《收获》编辑李小林、《文艺报》主编孔罗荪和著名诗人、散文家徐迟，颇具阵容，在当时，就有很多人将它与1979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联系起来，其实，这个传闻，应追溯至1977年，当时法国的汉学家已准备提名巴金为该届的诺贝尔文学奖金的竞逐者，后听说因考虑到中国当时的政策未必愿意接受这一荣誉，所以才搁下来。1979年4月曾去信探询巴金先生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意见，他在回信中说：“诺贝尔奖金的事我也不清楚，大概是谣传或者是一些法国汉学家的愿望，好像他们都为之努力。我没有什么意见，只是我认为在东方，印度和日本都有人得了奖金，也会有中国人闯进这个‘禁区’的……”
中国是泱泱大国，历来也有不少名重一时、在历史上有过巨大影响的作家，而巴金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诺贝尔文学奖筹委会过去一直漠视这一事实，是应该得到纠正的。
“文革”期间备受打击
巴金是很负时誉的，但是，对于一位德高望重、热情追求进步的老作家，社会对他来说，是有欠公允的。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所受到的打击和陷害，是十分骇人听闻的。
巴金原来有一个愉快、幸福的家庭，“文革”前，他的一家住在上海一条幽静马路上的一幢两层楼房里。巴金的爱人陈蕴珍（1944年在贵阳与巴金结婚），笔名萧珊，曾翻译过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初恋》、普希金的《别尔金小说集》等等，“文革”前是上海一家文学杂志的编辑。他们夫妇相处无间，感情融洽，已故园艺家周瘦鹃曾以“小鸟依人”，形绘萧珊与巴金的相处。他们生有一男一女，大女儿李小林肄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曾几何时，巴金激情地说过：“今天，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最幸福的。”但是，“文革”一开始，巴金及其一家，立即受到严重的冲击，由姚文元控制的上海《文汇报》，连篇累牍地刊载了批判巴金的文章，给巴金扣上几顶大帽子，诬称巴金是《霓虹灯下的哨兵》影片中的黑老K（黑社会的头头），真是荒谬无耻之极。而所谓“造反派”，还冻结了巴金在银行的全部存款，每月只让他提取仅仅能够过活的小量金钱。此外，他还被下放到农村种菜。巴金后来在回忆这段日子时，写道：“我说‘日子难过’，因为在那一段时间里我每天在‘牛棚’里面劳动、学习、写交待、写检查、写思想汇报。任何人都可以责骂我、教训我、指挥我，从外地到作协来串连的人可以随意点名叫我出去‘示众’，还要自报罪名。上下班不限时间，由管‘牛棚’的‘监督组’随意决定。任何人都可以闯进我家里来，高兴拿什么就拿走什么。……”
巴金不仅自己受到批斗，他的爱人萧珊也不例外，她被诬指为“黑老K的臭婆娘”，挨过“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被罚清扫街道，靠边劳动，和巴金一起陪斗，后来因患肠癌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并转为肝癌，终于失医而亡。在那段日子，巴金常常觉得是因为他的14卷“邪书”（按：指14卷《巴金文集》），连累他的妻儿，在妻子简单的葬礼上，他恸哭着：“让一切灾祸朝我的头上打来吧！”，对于一个逾古稀之年的老作家，这是多大的迫害！
车库里神交赫尔岑
巴金在那十年艰难的日子内，并没有停止写作，他要趁生命的源泉还未枯竭的时候，继续他未竟的创作事业，他攀上原是汽车房的狭小顶楼，虽然太阳西晒，但却安静，手上缺乏资料，他在走廊上找到遗下的没被“封存”的书、词典，开始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的翻译（作者亚力山大·赫尔岑，是19世纪俄罗斯的伟大思想家、作家，俄国从事解放运动的知识分子的领袖，《往事与随想》是赫尔岑毕生经历的纪录，屠格涅夫认为赫尔岑是用血和泪写成的），履行1936年向鲁迅先生许下的诺言。巴金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1975年9月我抄完《处女地》重译稿以后，便开始翻译《往事与随想》。到1977年4月第一、第二两卷的译稿就完成了。我翻译这部被称为《史诗》的巨著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出版的事，我只是把它当作我这一生最后的一件工作，而这工作又只能偷偷地完成，因为‘四人帮’要使我‘自行消亡’，他们放在上海的那条无恶不作的看家狗，直瞪着两眼向我狂吠。”，他又说：“我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19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尼古拉一世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
饱经风浪创作不止
巴金在过去几十年，虽然饱经生活的风浪，他的创作热情不但没有减退，而且更炽旺，他自称是海洋里的一滴水，要汇入翻腾着的生活激流中去。75岁高龄的他还充满着壮志豪情，他与他的作家朋友共勉：“莫说年纪大，还要多写点！”粉碎“四人帮”后，他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了他11年来第一篇作品《一封信》，此后又分别在香港《大公报》和香港《文汇报》写两个专栏：“随想录”和“创作回忆录”，这两个专栏在海外反应极佳，尤其是“随想录”，感情真挚，情文并茂，闪耀着文采的光辉。（《随想录》全5卷已出版）巴金还透露，要以5年的时间写两部长篇小说，并拟名《一双美丽的眼睛》和《扑不灭的火焰》，前者写“四人帮”对知识分子夫妇的迫害，后者写“四人帮”粉碎后，知识分子如何获得解放，投身到社会建设中去③。人们感到兴趣的《一双美丽的眼睛》的女主角，巴金虽然不愿透露，但他在《怀念萧珊》一文中写到萧珊临终的情景时，曾一再提到“一双美丽的眼睛”：“她非常安静，但并未昏睡，始终睁大两只眼睛。眼睛很大，很美，很亮……”他又写道：“不久前我重读梅林写的《马克思传》，书中引用了马克思给女儿的信里的一段话，讲到马克思夫人的死。信上说：‘她很快就咽了气。……这个病具有一种逐渐虚脱的性质，就像由于衰老所致一样，甚至在最后几小时也没有临终的挣扎，而是慢慢地沉入睡乡，她的眼睛比任何时候都更大、更美、更亮！’……我默默地望着萧珊那对很大、很美、很亮的眼睛，我想起这段话，稍微得到一点安慰。……”从上面所援引的两段话，《一双美丽的眼睛》写的是什么人，是不难猜到的，而且相信这是一部带有自传成分的小说。
巴金青少年时代勤奋好学，他将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无私地献给了读者和这个时代，古稀之年的他，仍葆着那一颗对时代炽热的心，豪壮地说：“我一刻也不停止我的笔，它点燃火烧我自己，到了我成为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感情也不会在人间消失。”“文革”后，巴金还来不及医治心灵的创痕，便发表不少文章，例如短篇小说《杨林同志》（反映抗美援朝的小说），散文《望着总理的遗像》、《一封信》等等，这些作品后来收编成《巴金近作》（四川人民出版社）。巴金对于未来，充满勇毅和决心，他说：“……我可以利用的时间就只有五六年了。逝去的每一小时都是追不回来的，在我的脑子里已经成形的作品，不能让它成为泡影，我必须在这一段时间里写出它们。”这番豪言壮语，出自一个饱经忧患的老人的口，是撼人心魄的，对于后来的年青人，就具有巨大的鞭策和警醒作用！
1979年7月21日脱稿
1979年10月7日修订
1987年2月3日再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