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完了崎岖人生路
东北知名作家萧军走了。
1987年夏他来香港曾与之一叙。他返北京后不久便发现患了癌症。一年后，这位铁铮铮的勇夫就走完了他81年崎岖的人生旅程。
萧军先生于6月22日0点48分病逝北京。先是在中国新闻通讯社的消息处获知噩耗，24日再接到萧军的千金萧耘打来电报。
6月30日萧军的遗孀王德芬女士从北京寄来一张明信片，内容如下：“萧军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定于7月8日上午9点半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大礼堂举行。北京市文联因有具体困难，不能接待，车费食宿一切自理，请代告诸友好。”
我在给萧军家属打去唁电后，深感惶恐不安。1982年我赴新加坡参加第一届“国际华文文艺营”，应邀参加的大陆作家中，除了艾青、萧乾外，尚有萧军及陪同他的萧耘女士。后来大陆作家从新加坡经港返去的时候，萧军、萧耘父女曾到舍下小叙，当时与萧军先生谈了一通他的创作生涯，并且作了录音。那时候笔者正计划写第3部有关大陆作家的书（这计划后来由于种种原因被耽搁了。）萧军先生走后，回放录音带时才知因杂音太多，无法听辨清楚。曾想过将来赴京时再补录，但这几年一头栽入杂务中，后来也陆续见过萧军先生多次，却不能如愿。一幌6年过去了，剩下一帧萧军先生所赠的长条墨宝，曾伴随我迁过三次家。
豪情逝逐托琴剑
萧军一生坎坷曲折，他与萧红的结合与仳离，更是文坛流传不绝的话题。
从“反右”到“文革”，萧军在文坛退隐凡二十余年，所以他于1979年复出后，自称“出土文物”。他复出后的第一篇作品是两首诗：《题香港版〈八月的乡村〉并序》，兹择首一段：
四四年前碧海滨，勉从一笔写丹心！二千里外家何在？亿万黎庶国待存。热泪偷弹茫渺夜，秋风却立暮天云。何堪重睹双双影，余得虫沙劫后身。
萧军沉没二十余载，复出后写的两首诗，感慨万千。“热泪偷弹茫渺夜，秋风却立暮天云”，写尽过去崎岖人生路、受尽折难、而孤立无援的心境。
“何堪重睹双双影，余得虫沙劫后身。”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写于1934年秋的青岛，当时是他与萧红的蜜月期。《八月的乡村》书后有萧军与萧红摄于1935年的合照，亲密无间。萧红已早于1942年离开人间，所以有“何堪重睹双双影”之句。萧军复出另一首诗如许写道：
“无怨无尤亦不歌，南山有鸟北山罗。豪情逝逐托琴剑，觅句闲吟武帛戈。七十古稀人未老，桑榆连暮任蹉跎。鸡虫失得一闲事，入眼云烟取次过。”
萧军住在北京一座旧式木楼，过着二十余年的隐士生活，平常好舞枪弄剑，再不就躲进他那局促的“蜗蜗居”（自题匾额），去当他的“觅句闲吟”的“神仙”。
萧军自幼习武，风雨无阻，乃至晚年仍勤于练习武艺。由于复出后，往访者踵绎于途，他干脆避住到女儿萧耘在北海附近的家，早晚跑到北海公园练武。
年过80的萧军，看来仍雄姿勃发，手执几十斤重的铜制拐杖，步履轻盈，举止利落。
1987年夏由他率领一个15人组成的作家代表团，浩浩荡荡到香港访问，他仍执著那根沉重的拐杖，步履比前缓重，但比起其他老年人，仍然健壮得多了。我与他交谈几次，声如洪钟，谈笑风生。
当时萧耘很想把在大陆印过的萧军一组生平图集（纪念萧军80岁诞辰而印的），在香港重印一次，我曾为之奔走未果，实属憾事。
未了的“生涯”
萧军晚年除了写些旧体诗，还出版了《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
（1980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此外，他还打算写一本自传性的回忆录，名为《我的生涯》。他曾说道：“我要把我的一生写下来，给我的子孙后代留下我的自我评介。……做完这些工作，我也就80岁了，该死了。”他又称：“我可以说：在我那样的年龄，那样的时代，以我所有的能力，对于祖国，对于人民，凡是我所能做的，我全做过了——这是我的本分，因此既无遗憾，也无骄傲！”
可惜他的自传还未写完，便撒手尘寰！萧军在他“蜗蜗居”所挂的一帧“虎”的国画，自题一首七绝，颇能刻画他的性情品行：
一啸群山百默惊，苍茫独步月朦胧。饥饿历尽雄心老，未许人前摇尾生。
好一句“饥饿历尽雄心老，未许人前摇尾生”，这道尽了萧军一生的颠踬不平和刚直不阿的禀性。
萧军是一介个性强烈、爱憎分明而敢作敢为的人，后者给他自己惹来了不少麻烦。
当过骑兵、宪兵
萧军，原名刘鸿霖，是东北满洲人，原籍辽宁义县人，生于1907年农历五月二十三日。
他只断断续续念过7年书。当他18岁时，为了谋生，便离家只身投入吉林省城军阀部队当骑兵。后曾入东北陆军讲武堂接受军事训练。
萧军自幼便表现出叛逆性格，在学校曾多次被开除；在讲武堂炮兵科习武，临毕业在一次野外演习中，因代同学抱不平，曾用铁锹企图劈死某队队长朱世勤（此人后沦为日本汉奸），被开除出校。
萧军有一段时期巴巴地想当一名地地道道的“胡子”（“土匪”的别称）。1931年在民族大义当前，却加入抗日义勇军。
过了不久，他又浪迹上海，照他的话说：“……我的经历除了当兵外，还做过漂泊天涯的流浪汉，当过书记，做过在露天摆把式、耍拳、弄棍棒的拳师门的徒弟，也干过跑堂的和豆腐推磨的，几乎什么都做过一阵子。”
萧军当过骑兵、宪兵、义勇军……造成他军人的粗犷刚直的本色。
写小说认识萧红
萧军虽然是当兵出身，又没有上过多少年的正规学校，但他从小就爱好文学。
他最初喜读古诗词，后来喜欢鲁迅的小说和郭沫若的新诗。他称道：“至于我所读到的新文学作品中，鲁迅的《野草》，一直是我所喜爱的作品，其中我特别喜欢高尔基的《母亲》和西拉非莫维支的《铁流》，这两部作品都使我非常感动，尤其是《铁流》对我影响很大。”
萧军的第一篇小说，题为“孤雏”，是一个短篇，署名“三郎”。（萧军的笔名和别名甚多。笔名以萧军和田军用得最多。萧军多用于“合法”刊物，如在《文学》月刊和《作家》月刊等发表的文章；田军多用于“非法”刊物上发表的文章和著作，如《海燕》、《八月的乡村》。社会上他大多用刘军和刘均的名，后两者是他在哈尔滨《国际协报》和青岛的《晨报》时用的名。）他之写小说，是一个偶然。1932年他在哈尔滨找不到工作，坐吃愁城，后来跑到《国际协报》求职。
报馆一位姓斐的副刊编辑问他会不会写文章，萧军表示可以。因萧军当兵时，曾被拔选为“文书见习上士”，学写过文章。
结果文章送到报馆后，不久即被刊登出来，报馆还预支了一笔可观的稿费。
“三郎”之名不胫而走，当时与三郎同时出现在副刊上的，还有以“悄吟”为笔名的萧红的文章。
因为有了文学因缘，也促成两萧的结合。
后来两萧于1933年秋于哈尔滨合出了《跋涉》短篇集，收萧军《孤雏》、《烛火》等6篇文章，萧红《王阿嫂之死》、散文《夜风》等5篇。（套萧军的话，在日寇的白色恐怖下，这是“非法”出版）鲁迅称许《八月的乡村》
萧军在出版《跋涉》之后，再接再厉，于1934年写成长篇《八月的乡村》（自费出版），是描写东北抗日战争的故事。
书稿经鲁迅过目，受到称许，并为其写序，鲁迅有以下的评语：“……但是，不知道是人民进步了，还是时代太近，还未湮没的缘故，我却见过几种说述东三省被占的事情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虽然有些近乎短篇的连续，结构和描写人物的手段，也不能比法捷耶夫的《毁灭》，然而严肃、紧张，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与活路。”
“从美丽中寻出卑污”
萧军因受到鲁迅的赏识，他的文学事业从此被确认。后来他继续写《第三代》，仍以抗日为题材。
1940年至1945年，萧军奔赴延安，曾先后担任“文抗分会”理事、“文艺月会”干事、“延安鲁迅研究会”主任干事等职。
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萧军险被波及，他在延安期间，发表了一些尖锐批评延安现状的文章，如《太阳里面也有黑点》、《论同志的爱与耐》等。
1942年5月他在延安文艺界举行的文艺整风座谈会，主张文艺创作要坚持民族及人类的立场，要从卑污中，寻出美丽来——发扬它；从美丽中，寻出卑污来——消减它。
1947年春，萧军在中共东北局支持下创刊《文化报》，曾对土改运动的偏差，对中共与苏联关系的不平衡及解放战争等问题，提出严厉的批评，后来引起《生活报》等的围攻。
不久由中共东北局作出结论：“此后不再给予萧军文化活动方面以物资援助，云云。”
当时东北局主要负责人是林彪和高岗。
抱着“入地狱的精神”
1949年萧军赴抚顺煤矿深入生活，写出长篇《五月的矿山》。
（1954，作家出版社）。萧军还出版过一部约八十五万字的长篇《过去的年代》（即《第三代》，1957，作家出版社）。这部长篇他费时十余年才写成，小说以萧军出生地辽宁的生活为纬，以地主、农民、土匪争斗为经，被誉为“东北的史诗”。
此外，他后期索性改写剧本和历史小说。其中包括历史小说《吴越春秋史话》及京剧本多部。
萧军的一生，虽历尽风浪，基本上是能置之死地而后生，有点否极泰来的况味。以他的刚烈个性，是很难容于当政者。大抵与他跟鲁迅的关系有关，所以他的一生之中，虽有险风恶浪，尚不致灭顶。他在《论同志之爱与耐》的文章，曾有以下掷地有声的话：“如果不怀抱着登净土的希望、入地狱的精神，这一生也要不安和痛苦下去的。一个革命者的任务，就是要随时随地和丑恶与不义作斗争，为后人开路。”
两萧感情的纠葛
萧军1982年来港，我曾陪他与萧耘到浅水湾去凭吊一番。
萧红于1942年1月22日，病逝香港红十字会的圣士提反临时病院，火化后葬于浅水湾丽都花园附近（1957年8月迁往广州市郊银河公墓）。我们踏足沙滩，默听呜咽的海涛声，不禁黯然！
萧军与萧红于1932年结合到1938年仳离，相处只有六七年光景，除了后期经常发生龃龉外，堪称恩爱。对于两萧的分手，有不少传言。其一是说萧军对萧红经常动粗，迫使萧红离开他。萧军好武功，偶然因口角而演至动粗也不见怪。萧红后来与端木蕻良结婚。最后在病榻中，与骆宾基邂逅。骆宾基一直照看到她逝世。临终遗言，据说萧红对萧军的感情，仍念念不忘。萧军在萧红逝世的四十多年后，于1978年复出，便把萧红给他的信，加以辑存注释，情意款款。这些信大部分是萧红于1936年到1937年间赴东瀛治病，由东京寄给萧军的。萧红在信中分别称萧军为“均”、“君”、“军”，萧军给萧红的信，则自称“小狗熊”，十分亲昵。萧红在信中总是叮咛萧军注意起居饮食、嘘寒问暖，是一派尽责的妻子，如第32封信的一段：
“你的被子比我的还薄，不用说是不合用的了，连我的夜里也是凉凉的。你自己用3块钱去买一张棉花，把你的被子带到淑奇家去，请她替你把棉花加进去。……”
虽然信中所提均是生活小节，却是真情的流露。在这本书中，萧军透露了他对萧红的一次动粗。萧军写道：
“有一次我确是打过她两巴掌。这不知是为了什么我们争吵起来了，她口头上争我不过，气极了，竟扑过来要抓我——我这时正坐在床边——我闪开了身子，她扑空了，竟使自己跌在了床上，这时趁机会我就在她的大腿上狠狠地拍了两掌——这是我对她终生感到遗憾的一件事……”
萧军的“不忠实”
对于两萧——萧军和萧红的爱情及恩恩怨怨，局外人是很难说得清的。
1946年1月20日，聂绀弩在重庆写的一篇《在西安》的散文，其中有一段谈及萧红和他在西安的西安大街散步时，萧红吐露一段衷曲：
“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样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
萧红说这些话时，已经与萧军分手。那是1938年，两萧在临汾分手。萧军留在临汾，准备去打游击；萧红随同当时丁玲所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与聂绀弩、端木蕻良等人乘火车到西安。
萧军对萧红动过粗，萧军自己也承认了。至于萧红上面提及“不忠实”的事，萧军在1978年也作了坦白的“交代”。他指出：“……在爱情上曾经对她有过一次‘不忠实’的事，——在我们相爱期间，我承认她没有过这不忠的行为的——这是事实。”萧军对萧红做了什么“不忠实”的事呢？萧军承认说：“那是她在日本期间，由于某种偶然的际遇，我曾经和某君有过一段短时期感情上的纠葛——所谓‘恋爱’——但是我和对方全清楚意识到为了道义上的考虑彼此没有结合的可能……”③这大概是两萧感情破裂的真正原因。萧军事后在回忆这桩事时，不胜悔咎：“如果说对于萧红我引为终身遗憾的话，应该就是这一次‘无结果的恋爱’，这可能深深刺伤了她，以致引起她对我深深的、难于和解的愤恨！”④爱情，往往同时孕育着痛苦和幸福。在幸福中，不一定感到幸福，在痛苦中，才体悟到幸福之可贵——呜乎！
1988年7月22日脱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