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翼及其创作
“天翼是比较地凭直觉而并不经过科学家式的探讨。在手法里面，以他这样横溢的才气，泼辣的笔致，便不能屑屑于琐碎事件的铺叙。他的特殊风格虽然利弊一时还未容定论，但是比任何人都是更特创的，却是毫无疑义。他的风格不但开前人所未有，而且也杜绝了后起者的模拟。没有像一位魔法师似的驾驭自己文字的能力的模拟者，是必然的会走到最恶俗的道路上去。”
——胡风：《张天翼论》
胡风对张天翼的评价，并没有故意拔高。张天翼对于人性偏拗乖误的刻画，对于中流社会的虚伪、矫饰、动摇的描画，入肺入心，特别是心理描写，纤细而不腻，朗洁明快，……所有这些，都是以漫画笔调出之，极尽诙谑之能事。他的《华威先生》，是其中的佼佼者。此外，他还写下不少脍炙人口的童话故事，例如《大林与小林》、《金鸭帝国》、《大灰狼》等等。
身残心不残
近十多年来，关于张天翼的消息不多，1981年春在北京听老舍先生的女儿舒济女士谈起他，说是近年病得很重，连话也不能说。翌日我便利用晚上空闲时间去探望他。
张天翼住在北京崇门外一幢颇漂亮的洋楼。张天翼的夫人沈承宽女士把我迎进客厅，客厅颇宽敞，几明窗净，除了一列沙发，还有一列整齐的书柜，一切都显得整洁有条，令人感到谐适和舒坦，就北京的居住环境来说，已属不错了。
沈女士对我说，张老自从1975年患上脑血栓症后，基本上是瘫痪了，后来走路假别人的扶持，勉强可以应付，但是说话和写作，已是难于进行了。他的右手基本上是作废了，左手还可以写个别的单字，但也是很困难的。
听到沈女士的介绍，心情倏忽感到沉重起来了。我要求见一见张老，沈女士引我入张老的卧室，张老安坐在一张躺椅，向我笑笑地点头，体形瘦削的他，直挺挺地坐着，并没有使人感到老人特有的佝偻，尽管他的手脚不灵，口腔只能发出含糊不清的单音，深陷的颧骨仍然现出倔强的棱角，这使人想起他过去冷嘲傲视世俗的笔调。他恍如一尊庄严的雕像端坐着，使我油然生起敬畏之情。
我发现书桌上压着一张原稿纸，上面歪歪斜斜写着“小朋友们好”的字眼，沈女士说这是前几天电视台来访问，张老艰难地用左手写的，尽管病重，他首先关心的却是人类的花朵——儿童，我的耳鼓不禁涨满他洪亮的话音：
“只要我一息尚存，一定努力锻炼，争取早日恢复健康，继续为那些亲爱的孩子们创作、创作、再创作。”
这是张老在1978年中国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上所作的书面发言，也是在这个发言里，他强烈地呼应：
“孩子们需要文艺作品，赶快把孩子们从文化饥荒中救出来，要组织、培养、壮大儿童文学创作队伍，这是关系我们国家未来的大事！”
在这里，我发现那冷视世俗的背后，有一颗充盈着惜爱的心，那是对于纯真的小心灵的热望。这时，我觉得张老那二行手迹闪闪地发亮，我请求他送给我，他欣然颔首，并且用震颤颤的左手，签了一个日子：“4月7日”。我见张老已有点劳累，便与沈女士退出卧室。
在客厅，沈女士同我介绍张老一些情况——张老原来身体已经不太好，1942年曾患严重的肺结核病，病好后身体一直很衰弱，“文革”期间的1969年，曾下放到湖北文化部五七干校，他的身体更差了，并且患上高血压，1972年他回到北京休养，1975年即因血压高引起脑血栓。
关于张老著作的出版，沈女士说，前些时期，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出版一本《张天翼小说选》，由于选得太匆迫，只选了十篇左右，所以张老并不满意。最近两年，沈女士陆续为张老编了几个选集，包括《张天翼童话选》、《张天翼评论选》等。《小说选》分上下两册，共约四十万字，包括长篇、中篇、短篇，还有一部分是寓言，——寓言都是张老于1948、1949年在香港养病期间发表的——共有二十多则；《童话选》则包括《秃秃大王》、《大林和小林》、《宝葫芦的秘密》等等；《评论选》写作时间较长，1949年前后都有，有研究古典文学、《红楼梦》、鲁迅的作品和外国文学作品的，此外，还有一些谈创作的文章。
以上的著作已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和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小说选》和《童话选》已于10月出版，此外，人民文学出版社还要沈女士编一套张老的评论集，共约六十万字，将分上下册出版。
沈女士还有一个更宏大的计划，就是编一套《张天翼文集》。后来我向沈女士了解到，她是1953年与张老结婚的，她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在学院的时候开始对文艺理论发生兴趣，王朝闻在美院成立文艺理论研究室的时候，便把她调去，后来便和张老一起做研究工作、不久又调往中央文艺处工作。1958年在《人民文学》当编辑，1961年改任《文艺报》编辑，曾以沈澄的笔名，写过不少评论文章。“文革”后，沈女士一直没有工作，1976年才被分配到中国戏剧学校去教文艺理论课，去年改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当助理研究员，专门研究张老的小说。
末了，沈女士说，她正在为张老编一个著作年表，从1922年编到1980年，估计包罗三百多篇作品；与此同时，是整理过去写的笔记，发言的纪录，谈创作问题文章等，这些都是1978年开始，张老在报上陆陆续续发表的，约近十万字……当我迈出张老的家，不禁为张老有一位伶俐能干的贤内助而感到宽慰！
1985年初开始，张老身体逐渐衰弱，虽经治疗，但终因久病、年老，不见有何起色。同年4月27日夜11时半，睡在床上突然昏迷，急送协和医院，诊断为脑溢血，经救无效，于翌日凌晨2时半逝世，终年79岁。张老从20世纪40年代即被病魔缠身，数十年带病工作、写作、生活，苦不堪言。所幸逝世前没有感受太大痛苦。他的《文集》第1、2卷，也在他生前出版，使他尚感欣慰。就在他逝前几小时的那天晚饭后，他还翻看了《文集》第1、2卷上自己过去的照片……1982年后迄今，张老的著作出版情况如下：上海文艺出版社于1982年10月出版了《张天翼论创作》；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于1983年2月出版了《张天翼儿童文学选》；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4年2月出版了《张天翼文学评论集》；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于1986年8月出版了《张天翼寓言》。而《张天翼文集》10卷本（包括长、中、短篇小说、儿童文学、寓言、文艺评论、杂文等），共约三百余万字，从1985年初开始，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已出了5卷，其余5卷陆续出版。
《新诗》与《三天半的梦》
张天翼的一生，正如他的作品一样，是很值得回顾的——张天翼，学名张元定，号一之，1906年9月16日诞生于南京，父亲是教员。他在杭州读完小学和中学，1925年秋赴北京，翌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因费用昂贵，1927年5月离京，流转于杭州、南京、上海一带。
张天翼兄弟姊妹众多，他排行第十五。在年青的时代，因从事笔耕生活，他是潦倒的一个，他的兄弟姊妹，大都有较好出路，有的曾做省主席，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但张天翼从不攀亲引故，藉以谋得一官半职，只是每个月靠那微薄的三十余元稿费度日。后来有一位当军事机关厅长的哥哥来找他，问起他所写的文章，他哄骗他只写侦探小说，并把他撵走。张天翼在生活路途上是有着令人可佩的傲骨的。
由于张天翼从小便随着父亲到处流寓，使他认识不少小商人、小手工业者、浪荡汉、小学教师，甚至地主、工人、仆役、兵油子……，通过对各阶层人物的观察，他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
过去，有多种文学史料均指出张天翼第一篇短篇小说（或处女作）是写于1928年的《三天半的梦》，其实早在1922年还在杭州上中学的时候，十六七岁的张天翼已开始以“张无净”的笔名，在《礼拜六》、《星期》、《半月》等刊物发表过二十多篇作品，其中有哀叹国耻、讽刺只有“五分钟”热度的“爱国者”的小说、侦探小说、人物速写、笑话和小品，这些作品大半是陈旧、幼稚的，有着鸳鸯蝴蝶派的影子。张天翼的开始改变创作路向，主要是受到鲁迅的影响。当他读到《阿Q正传》时，他感到不安，甚至觉得“灵魂里也有阿Q的灵魂原子”。1928年11月，他以崭新的风格，写了《三天半的梦》的短篇小说，内容写一个知识分子回家以后的心情。但这篇以“某汉”为笔名的小说，却到处碰壁，后来他索性寄给鲁迅，鲁迅阅后，立即给张天翼回信，表示文章可发表，并鼓励他多写，又指出作者署名“某汉”，会破坏作品的严肃性，结果这篇小说改署“张天翼”，于1929年4月在鲁迅、郁达夫主编的《奔流》1卷10期发表了。《三天半的梦》可说是张天翼在创作上的一个转折点，然而他的处女作却是1922年发表在《礼拜六》的《新诗》（短篇小说）。
为文坛带来新空气
不管怎样，自《三天半的梦》发表以后，张天翼便成了多产作家，他发表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第二十一个》，使他声名大噪。这个短篇是描写一群士兵，在受到灰色的畜牲般的非人待遇之后，终于不堪压迫而叛变了。这一篇文章，无疑给那些受压迫的士兵，指出一条出路。在当时反响极大。所以有人戏称“有《第二十一个》，而后张天翼在”。
在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中国小说创作充斥着感伤情绪、忧郁气氛和“革命加恋爱”的公式，张天翼的出现，为文坛带来一股新的空气，从而使他迅速拥有广大的读者。
张天翼小说中的内容，大都是小市民灰色的人生和知识分子的庸俗、虚伪、动摇、矛盾的心态，小说人物来自各个阶层，从乡绅到小市民，均成为他的讽刺对象。这些人物过着空虚无聊的生活，平时以喝酒、闲逛、谈情说爱打发时间，他们偶尔也感到苦闷，意识到需要振作，但意志力不足，无以自拔，例如《从空虚到充实》中的荆野，《猪肠子的悲哀》里的“猪肠子”，《移行》里的桑华，都是此中的代表人物。
恣意嘲弄人性的弱点
在张天翼的小说世界中，我们几乎可以看到一个腐烂的、即将崩溃的世界如何走向衰亡，这里充满自虐、虐人，势利、歧视，胸怀大志又格于形势要屈居人下，出卖别人又被人出卖的人和事。人性的弱点：因循、愚昧、龌龊、卑贱，在张天翼的笔下暴露无遗。
因循——如《敬野先生》，在遇到一位革命朋友遭到酷刑而死亡后，曾激起他满腔义愤，一度重振勇气，但最后还是陷入腐化恶习而不能自拔。
愚昧——如《陆宝田》，一名机关的小书记，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傻瓜，但却自以为聪明得计：把自己卷入同事间的派系斗争中；为博取主管的欢心而出卖良心，打同事的小报告；陪上司交游而沾不到好处；自以为好运来临而酗酒沉赌，……结果吐血卧病在床，却遭辞退。
龌龊——如《砥柱》，乡愿式的腐儒——黄宜庵，满脑子的肮脏思想，却摆出一副方正卫道之貌，他把16岁的女儿带给做官的老爷相看，却不愿意让女儿与一个敞胸喂婴孩的女人谈话，认为是不良风气；他偷听猥亵的谈话，又怕给女儿听到；他把女儿支使到甲板上，而自己却在船舱里大谈风月场中的艳事；他出卖女儿的幸福，却自以为是为父之道……卑贱——如《在旅途中》，乡村泼皮计三钻子，被一个退伍军人当众奚落、辱骂而不敢吭声，却把怒气发泄在乡巴佬身上，他刮了两个乡巴佬的嘴巴，后者不敢还手，而使他自鸣得意。
除此之外，张天翼对人性的虚伪、凡庸的鞭挞，也是皮开肉绽，笔不留情的，如《报复》的黄先生、卜小姐，《找寻刺激的人》里的江震、文学士，《稀松的恋爱故事》里的罗缪、宋列……。《稀松的恋爱故事》描写一对男女在互相玩弄了两个月后，并宣告恋爱成功，最后作者替双方算了一笔账：
猪股癞糖一百三十四盒；甜酒两打又三瓶；逛公园每周二次；看电影每周四次；PICNIC六十六次；抒情诗六十九首；上馆子二百余次（详见他俩的日记）余从略。
共计用银一千五百余元，费时一万二千三百八十四小时。
此时此地的青年男女看到这里，相信也将发出会心的微笑。
关于《华威先生》的争论
张天翼影响较大、而又最受争论的作品是写于1938年的《华威先生》。小说塑造一个只做“救亡要人”、不做救亡工作的“抗战官”，他除了参加会议、发表千篇一律而空泛的演讲外，最开心的是名利。作者大胆地揭露抗战时期的“生长在我们民族身上的小疮”，用意是使人们认识到，像华威先生这种人混入抗战队伍，势必成了吞吃抗战成果的蠹虫。当这篇小说在《文艺阵地》发表后，曾引起一场持续达两年之久的论争。原因是《华成先生》曾被敌人用作宣传资料，说这是抗日工作者的代表。这则是张天翼始料所不及的。茅盾对抗战时期国统区内的社会现实曾作了深刻的剖析，他指出：“抗战的现实是光明与黑暗的交错，——一方面有血淋淋的英勇斗争，同时另一方面又有荒淫无耻，自私卑劣。”又说“人民大众是目击这种种的，而且又是身受那些荒淫无耻、自私卑劣的蹂躏的。消灭这些荒淫无耻自私卑劣，便是‘争取’最后胜利之首先第一的要件。”茅盾所指的“荒淫无耻、自私卑劣”之物，就是新的“抗战官”，新的“发国难财”的主战派，新的“卖狗皮药膏”的宣传家——也就是像华威先生那样的人！
查实张天翼远在写《华威先生》之前，即1933年已写了一部同样旨趣的《洋泾浜奇侠》（长篇小说，在同年的《现代》杂志连载），后者也有对利用爱国主义以逞私欲的人的揭露。20世纪30年初，当局假救国之名，发售奖券，商人借爱国之名推销商品，冬烘学者则倡读四书五经作为救国之道……而《洋泾浜奇侠》的主角，则计划以道教的巫咒和法术来救国救民。以下我们只读一段商品广告，便知所谓“救国”的含义了：
“唯有热水瓶可以救国！？？！！！“东北苦寒，故抗日义勇军作战时，常携带月光牌热水瓶一具。因月光牌热水瓶价廉物美，能保暖72小时，爱国志士无不乐用之。故曰：
‘唯有热水瓶可以救国！？？！！！’切勿失此爱国机会！？？”
小说中的这个广告无疑是点题之“作”。“救国之道”，五花八门，各取所需。小说主角史兆昌是另一个典型——唐·吉诃德式的人物，他想上峨嵋山学道，以便将来成为走遍天涯的剑侠，后来却上了流氓胡宝根的当，拜了一位“太极真人”为师，被讹去4000元。“一·二八”战争一起，史兆昌参加义勇军，他在枪林弹雨的阵前，却异想天开地祭起他那支由太极真人秘传的小宝剑，以为小宝剑真的将如他所想象的一样，化为一道白光直窜入敌阵，斩下白川大将的首级，谁知剑抛出后，没有疾飞而去，却掉落在他的脚下，没有显灵，而他已给一颗飞来的子弹所伤。
史兆昌的妄想天真，是一种愚顽，与那些纯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情状，又是另一个类型。
如果中国文坛有“讽刺大师”的桂冠，张天翼应可赢得它。张天翼的迹近谑趣和嬉戏，或容易流入油腔滑调，但正如胡风所指出的，他“泼辣的笔致”和特创性，相信是很难有人能与之比拟的，特别他对人类劣根性的暴露和鞭笞，心理描写的丝丝入扣，使他不愧是20世纪30年代一个极出色的小说家。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张天翼还写过不少受人欢迎的童话，如《大林和小林》、《秃秃大王》、《金鸭帝国》、《大灰狼》等等，其中《大灰狼》这个童话剧曾获中国全国剧艺一等奖。张天翼自1922年开始创作，到1942年因病辍笔时的20年间，创作了逾百个作品。如果不是后来一再患上严重的肺病，他的创作成果将更为丰硕，他在创作形式上应有更大的突破！
1981年5月4日第1次脱稿
1982年5月27日增订
1988年8月15日再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