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拉松式的创作
姚雪垠以68岁的高龄，矢誓要完成一部长达三百多万字（共5卷）的历史小说《李自成》，而这部小说的酝酿当远溯到28年前的1941年，如果完成这部卷帙浩繁、经纬万端的巨构，前后将历经40个寒暑，这就等于耗去姚雪垠半生的精力和心血，所以他的被许为文坛“马拉松式的健将”，并没有过誉。
《李自成》的轰动文坛，还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当《李自成》第1卷于1963年问世时，虽然拥有不少读者，但文艺界却表现出惊人的冷淡，评论家不予一顾，连一篇评论文章也欠奉。而第1卷出版不久，又遇到狂风暴雨式的文化大革命，《李自成》被列为“大毒草”，在所谓《毒草一百种》中，评列第53种，这简直是向姚雪垠劈头劈脸浇冷水，但姚雪垠却具有一副“硬汉子”的精神。他的第2卷大部分在1968年以前（“文革”前）写成，“文革”后在林彪、“四人帮”的压制下，中间停了好几年，但他雄心不息，1972年以后他利用各种机会，寻空觅隙地将第2卷完成一部分，后来又因遭到种种压力，无法继续写作，1975年他上书毛泽东汇报他的全部写作计划，申述遭遇到干扰和困难，而他自己已渐入老境，深恐不能完成全书，请求给以支持。信由邓小平转呈，所以能平安到达毛泽东的手里，并获得支持、给予方便，姚雪垠遂于1975年12月下旬到北京，专心致志地搞他《李自成》的创作。这样一来，《李自成》第2卷才能在1977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第1卷的修订本也在这一年出版。
经典著作《李自成》
20世纪70年代，《李自成》第1、2卷出版后，一反过去冷落的局面，迅即引起海内外广大读者的强烈反响，评论家也为之刮目相看，一时好评如潮，不用多久便成为家喻户晓的畅销书。
茅盾在《关于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一文中，指出：“……在中国的封建文人也曾写过丰富多彩的封建社会的上层和下层的生活；然而，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来解剖这个封建社会，并再现其复杂变幻的矛盾的本相，五四以后也没有人尝试过，作者是填补空白的第一人。他的抱负，是值得赞美的；……”
秦牧也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说：“……在一个封建制历时两千余年，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作者准备以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300万字的篇幅，来写一部关于历史上有代表性的农民大起义的长篇小说，而且就已经出版的部分看来，写得这样笔力万钧，气魄雄伟，这样有血有肉，活龙活现，是很可钦佩和庆贺的。我个人的看法，它不仅为当代读者所热烈欢迎，并且必将成为世代流传之作。在若干年代之后，它也将和一些古典名著并列，长远传播。”
据姚雪垠曾来信向笔者透露，“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按照全国高等院校中文系科研规划决定，新成立一个姚雪垠与《李自成》研究组，已经开始收集我从30年代以来散在各种报刊上的作品和单行本著作。”而姚雪垠的《李自成》，亦被改编成电影，借以扩大影响力。由《李自成》第1卷初版的受漠视，到全国上下亿万读者对《李自成》的热烈的关注，其间的变化真是不能以道里计的，但这也恰恰说明《李自成》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李自成》不仅在中国掀起壮丽的热潮，而且在国际文坛也引起注目，这从姚雪垠于1979年5月访问日本三周所受到热烈欢迎可以窥得一二，而日本方面也有人把《李自成》翻译成日本文。
《李自成》的第3卷上、中、下于1979年年中基本写完，在同一年修改完毕后出版。姚雪垠自1978年开始，创作环境得到进一步改善，他以口述的方式录音，然后交给助手整理成文，再经他亲自修改润饰，然后由他的夫人王梅彩打印出来。
可惜的是，《李自成》第2、3卷在写作上堕入程序化，其成就远在第1部之下，则是始料所不及。
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姚雪垠的创作《李自成》原计划的气魄是很大的，他要通过李白成领导的这支农民军的兴亡，再现17世纪40年代中国的主貌，并尽可能把它写成一部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
这项宏伟繁难的工程的完成，端赖于作者长年来深厚的基本工夫，正如一座华厦的建成，需要坚实深扎的地基。姚雪垠曾说过：“……我的家乡离铁路五百多里，七七事变前才通公路，原是一个十分封建落后的地方，在北伐以前，知县出来还坐轿子，鸣锣喝道，前有‘顶马’、有伞，有一对虎头牌，有几个衙役手执水火棍。我幼年和少年时代，亲眼看见封建社会的社会风貌，看见了封建农村的生产情况和阶级关系，也看见了官府杀人如麻，看见如何砍头、如何站笼、如何剖心，以及割势。这些情况，给我的印象极深。因此，我读明、清的历史资料，就不仅仅是书本知识，而是常常同我的感性知识联系起来。这也算是我写《李自成》的特有条件吧。”
由上所知，《李自成》的构成，除了作者对明、清史料的掌握外，还跟他的出生、经历有关，而且这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之一。
少年曾当“贼娃”
姚雪垠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经历，是颇富传奇性的，有时甚至是波诡云谲的。他原名姚冠三，诞生于1910年河南邓县的一个农民家庭。邓县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封建农村，当时还盛行溺婴，姚雪垠排行第三，他一诞生，他的父母本来就要溺毙他，后给祖母及时抢走，抱给他四祖母喂养，因他生得天真活泼，满月后由祖母抱回。这才保住一条生命，可谓“死里逃生”！
姚雪垠所在的河南，曾经是李自成率领农民军出没的地方，童年，他对这些历史故事很感兴趣。当他14岁时，曾经有一个古怪的“奇遇”。他当年在河南信阳西门外信义中学读初中，那时信阳一带兵荒马乱，学校提早放寒假，他同哥哥返家途中，在沁阳境内，遇到土匪，姚雪垠被土匪掳去做“肉票”，一个土匪头子见他伶俐可爱，收了他做义子，他由“肉票”摇身一变，成了“贼娃”，这也是意外之意外的一桩奇事，他的义父和其他土匪叔叔，直当他“娃儿”看待，呵护备至。
姚雪垠跟他的土匪叔叔们冲锋陷阵，破寨子、烧房子，向地主索款和催赎“票子”，可谓“身经百战”，后来，他所属的土匪军遭军阀部队和红枪会围攻，他随着他义父突围冲出敌阵，跑到他义父的村庄里匿藏起来，最后由他的义父派人将他送回邓县家里，姚雪垠才结束这段“土匪生活”。他后来对这段生活还挺怀念哩，抗战后期，他曾计划以这段生活遭遇做题材，写三部小说，定名《黄昏》、《长夜》、《黎明》，结果只写出《长夜》一书，其余均告胎死腹中。
成名作《差半车麦秸》
姚雪垠上学的时间并不多，他总共只读过3年小学，和不到一学期的初中，1929年他的一位同乡学生替他造了一张假文凭，考上了河南大学法学院预科，但入学不久即因参加学潮被捕，出狱后被开除出校，以后全部靠刻苦自学，他经常到开封的河南省图书馆做“书钉”，在这间图书馆，他第一次读到记载李自成进攻开封的书：《守汴日记》（李光壁著）《大梁守城记》（周在浚著），并且开始对李自成这个历史人物发生兴趣。
姚雪垠的文学活动开始在抗战初期，他曾担任《风雨》周刊编务（该周刊由河南大学教授嵇文甫创办），并与刘白羽、碧野、荒煤等年青文人交往。后来时局紧张，曾一度与臧克家投入李宗仁属下的“青年军团”，他后来的《春暖花开的时候》开篇的地点，就是“青年军团”的基地潢川一带。
过去一些书本提到姚雪垠的处女作，都说是《差半车麦秸》，对这一说法也一直深信不疑，后承姚雪垠先生提出纠正，他在1979年11月15日来信说：“……我大概从1933年起即在上海和北平的报刊上发表文章，七七事变时已经发表了一些短篇小说。《差半车麦秸》是一篇较著名的作品，但非处女作。”
《差半车麦秸》虽然不是姚雪垠的处女作，却是姚雪垠的成名作。作者在这里运用新鲜的群众语言，成功地展示一个农民的落后意识在游击队伍新环境中的变化过程。
这个短篇小说最初是应罗烽、舒群主编的《战地》半月刊之约而写的，后来没有采用，姚雪垠便改投寄到香港的《文艺阵地》，主编茅盾不仅刊载了，并给予好评，后来并被介绍到国外，这是1938年春的事。
不当教授搞创作
抗战期间，姚雪垠到了重庆，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并担任创作研究部副部长，抗战后期任东北大学副教授，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大夏大学教授。这是姚雪垠重要的创作期，他出版了《牛全德和红萝卜》（1942年）、《春暖花开的时候》（1944年）、《戎马恋》（1946年）和《长夜》（1947年），此外，还有传记文学《记卢熔轩》。
姚雪垠开始对李自成萌生了创作动念是在东北大学执教的时候，那是1941年，从那时期起，他开始广泛搜集史料，收集了明清有关人物的重要活动、重要战役、典章制度、风土民俗，并做了索引，分门别类，逐条用蝇头小楷抄成卡片。他的卡片箱积累了近两万张卡片。
上海解放后，他毅然辞去大学教授的职务，抛弃了优越的生活，1951年到河南省文联从事专业创作，1953年调到武汉作协。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曾到河南省新乡的通丰面粉厂深入生活，他在该厂生活了两年，构思创作一部以这家面粉厂的历史为题材，对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现代史，进行艺术概括的长篇小说，并题名《白杨树》；可怜他苦心孤诣经营了20万字，却为所在单位领导所否决，姚雪垠在悲愤交集之下，怒毁了全部已写的文稿。
写文章出事被下放
1957年，姚雪垠在《文艺报》发表了《打开窗户说亮话》、《要广开言路》、《打破清规戒律》等文章，抨击当时的一些文艺政策，那一年“反右斗争”，他被牵连进去，被划入“右派”，这个打击对他是太沉重了，这时他已是47岁，巨大的挫折并没有使他消沉以至自暴自弃，他虽然不知道稿子写出来后能否出版，但他决定在他有生之年留下一部具有历史意义的作品，这一年，他开始进行《李自成》的创作，他在一个陋室里孤军奋战，偶尔有人进内问他干什么，他立即将牛皮活页夹合上，说是在写检讨，等待没有人的时候，他又奋笔疾书，从1957年9月到1958年8月的近一年中，他写出第1卷的详细提纲和第2卷的一部分，共约四十万字。
1958年8月下旬他被下放到武汉郊区农场劳动，那时他再不能写小说了，但他却将一些艺术构思夹杂在“检查日记”中，后来被发现了，还遭受批判。
在农场劳动不久，姚雪垠两腿患了严重的急性关节炎，不良于行，最后上级领导让他回武汉市治疗，他住进了作家协会武汉分会，利用养病不到两星期的时间，他又整理了10万字，但一旦他可以丢掉一只拐杖，他又要拄着单拐返农场了！
1960年春，武汉市委有人到农场探望，得知姚雪垠写《李自成》，后辗转传到武汉掌管文教工作的负责人耳中，受到这位负责人的支持，并提供方便，1961年《李自成》第1卷脱稿，但对于“犯过错误”的姚雪垠的作品，出版社愿不愿意出版，还是未知之数，当时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一位编辑，独具慧眼，破除世俗眼光，承担了出版任务，《李自成》第1卷在经过不少的艰难曲折之后，于1963年面世了！
一生挣扎和苦斗
姚雪垠在过去的69年中，充满了挣扎和苦斗，他没有在风浪中没顶，却在历经风雨的洗礼后，获得韧战后凯旋的欢欣。在创作的道路上，他是永不疲倦、永无歇止的长跑者，继《李自成》之后，他还要写另外二部历史小说：《天京悲剧》和《大江流日夜》。他庄严地说：“我在生活道路上曾经受到严重挫折，曾经精神极度痛苦，处境十分艰难，但没有使我的写作志愿灰心。我只有一个志愿，即为我的伟大祖国的文学事业做出我的贡献。”
个子高大、颀健的姚雪垠，豪犷而率真，他1978年底和1979年1月，曾分别发表了致徐迟和臧克家的公开信，指出徐迟在文学史和知识方面的错误，对臧克家在其《忆向阳》诗集所表达的“风派”作风，给予严正批评。这两个人都是著名的作家和诗人，也都是姚雪垠的老朋友，姚雪垠不留情面指出各人的错处，体现出一种“道义相存，过失相规”的精神，冲击文坛歪风，树立志气，为文艺界人士所津津乐道，这可说是快人快事，是符合姚雪垠的豪放性格的。
近年姚雪垠与保守派站在一块，对大陆文坛的开放现象给予长篇累牍的批评，对近年涌现的新锐作家扣帽、抓辫子，使有识之士大感失望，是令爱戴姚氏作品者感到痛心的事。（作者按：本文在写作时，重点参考了张葆萃的《姚雪垠与李自成》一文）1979年7月20日脱稿1988年5月7日增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