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署协议之前，皮尔庞特提出了一个很奇怪的条件——他不马上开始新公司的工作。他觉得心力交瘁，需要好好恢复，不想急于开始。显然他正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在医生的命令下，他度了15个月的假，去了维也纳和罗马，并沿尼罗河逆流而上。工作时，皮尔庞特从来不能放松，但他强烈地想逃避。他每年可以有3个月的假期，因为他能在9个月内就做完12个月的工作。他的女婿赫伯特·萨特利后来这样写道："他在旅途中似乎要比在哪儿住下来愉快得多。"719世纪70年代晚期，当皮尔庞特想暂时避一避工作，到纽约州的萨拉托加度假时，大批的商业信件和电报雪片般地紧随他而来。他告诉朱尼厄斯："只有一种方法能得到真正的休息，那就是登上一艘汽艇的甲板。"8公司成立两年之后的1873年，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迁到了华尔街和百老汇街相交的拐角处。后来这里成为银行业中最著名的地方，成为美国的金融十字街。安东尼·德雷克塞尔以每平方英尺349美元的价格买下了纽约证券交易所对面的一块地，这一价格在以后的30年中都保持着最高记录。他造了一座大理石架构的楼房，复折屋顶，有天窗，外观装饰华丽，门口上方还塑着寓言里的人物；这座六层的建筑是纽约城头一批装有电梯的建筑物之一。这座楼有两个独特的入口，同时面对着拿骚街的财政部分部（美国财政部系统中最重要的分部）大楼和华尔街的证券交易所，这的确是极具象征意义的。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很合时宜地选择专事铁路和政府融资，在华尔街和华盛顿之间占据了一个关键位置。
从个人角度来看，德雷克塞尔——摩根这一组合并不顺当。皮尔庞特本来就脾气不好，难对付，而且坚决要自主行事。约瑟夫·塞利格曼觉得他"是个粗暴无礼的家伙，不断地在办公室和德雷克塞尔争吵"。9但是在缓和皮尔庞特的过激行为这方面，合伙公司一如朱尼厄斯计划的那样起着作用。邓恩公司的一份早期报告写道："这个年轻人很精明，大概是公司里最爱冒险的一个成员，但他受制于德雷克塞尔家族。"10与德雷克塞尔家族的合并给摩根家族提供了新的国际发展前景。1868年，德雷克塞尔派费城的约翰·哈耶斯在巴黎设立了一家合伙公司。这家公司在巴黎公社革命期间干得热火朝天，后来又把业务转向瑞士，为美国的旅游者和商人服务（这类战时的角色后来让摩根扮演得淋漓尽致）。德雷克塞尔家族与费城的许多显赫家族联姻，很会追求享乐，他们也给了摩根银行以上流社会的形象。这个费城的望族后来一直是新兴帝国极富魅力的一隅。通过这种连锁的伙伴关系，摩根家族在纽约、费城、伦敦和巴黎都站稳了脚跟。这些地方一个世纪以来一向是摩根星座中最璀璨的明星。
德雷克塞尔——摩根合并后不久就发生了一件大事，使36岁的皮尔庞特·摩根一下子就跻身于美国金融界的最高层。1873年，华盛顿决定以较低的利率发行新债，以偿还内战遗留下来的3亿美元的债务。一直到那时，杰伊·库克——托尼·德雷克塞尔在费城的主要对手——还是统治着联邦金融界的白须帝王。白手起家的库克开始不过是个银行职员，能一眼识别出假钞。当政府债券还是仅为富人和欧洲银行涉足的领域时，他把政府债券推销到了大众手中。美国内战期间，他率先搞了零售推销债券业务，派出2500个"临时工"代理兜售联邦债券，赢得了林肯的赞扬。库克以其财力在费城城外建了一座有52个房间的城堡。19世纪70年代早期，"富可敌杰伊·库克"这句短语和后来的"富可敌洛克菲勒"同样响亮，令人称奇。
在竞争者面前，库克似乎是战无不胜的——至少直到1869年他为北太平洋铁路融资时还是这样。他在推销一亿美元的北太平洋债券时使尽力量，刻意创新，欺公罔众，政治贿赂，各种手段不一而足。为了吸引欧洲移民住到有铁路的城镇，他设计了连篇离奇、厚颜无耻的谎言。色彩缤纷的广告上绘满了大平原铁路两旁硕果累累的果树林——异想天开地自吹自擂使这条铁路赢得了"杰伊·库克香蕉共和国"这样一个绰号。小城镇被吹成了大都市，对欧洲移民大吹明尼苏达州的杜鲁斯是"无盐之海的顶级城市"。11普法战争之后粮价下跌，北太平洋铁路和其他铁路的价值也随着跌落。杰伊·库克因此开始走下坡路了，他因与北太平洋铁路的牵连而一蹶不振，这给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提供了机会，占据了他在政府融资上的至高地位。
1873年，库克和两个犹太财团——华尔街的塞利格曼财团和欧洲的罗斯柴尔德财团联手，以获取3亿美元偿债融资债券的发行，对抗来自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J.S.摩根公司、莫顿——布利斯公司和巴林兄弟公司的强大挑战。大规模融资日益成为实力雄厚的银团之间的争夺对象；融资金额之大，风险之高，现在单靠一个财团根本无法承担。德雷克塞尔——摩根集团一边对抗着库克的垄断，一边到处散播居心叵测的谣言，说库克急需在发行偿债融资债券中取胜，以挽回他在北太平洋铁路上的损失。安东尼·德雷克塞尔是格兰特总统的密友，通过自己在费城小报《公共类聚报》的部分所有权网罗人手。慑于德雷克塞尔——摩根集团的强大压力，财政部长给每个银团一半的发行量，尽管对地位十分敏感的朱尼厄斯因为合同中库克的名字排在他们前面还是耿耿于怀，在这次联邦融资的大展示中，美国银行的亮相显示了内战后华尔街的新生力量。
1873年，市场又发生了极度恐慌，这样的市场使摩根财团一扫过去只是局外人的名声，占据了联邦融资中的主导地位。起初，由于建筑联邦太平洋铁路的动产银行的丑闻，金融市场很不稳定，像个充斥着欺诈和腐败的大阴沟。这一丑闻败坏了许多国会议员的名声，因为他们都持有这个昙花一现的公司的股票。到了1873年8月，伦敦投资者都不敢碰美国债券了，一个记者说："即使让天堂的天使来签字，美国债券也没人买。"12接着，在北太平洋铁路股票的重创下，显赫一时的杰伊·库克财团在1873年9月18日的黑色星期四一败涂地。
这一惨败激起了华尔街的全面恐慌。纽约证券交易所自成立以来头一次关门10天。证交所外的角落成了破产者向隅而泣的地方。乔治·坦普尔顿·斯特朗写道："很自然，群情激奋，焦点指向了百老汇街和华尔街的街角。人们挤在财政部分部的台阶上，看着塞满百老汇街的喧嚣激动的人群。"13皮尔庞特收回了自己的贷款，电告朱尼厄斯说："事情前所未有的糟糕。"14在库克惨败的冲击下，5000家商业公司和57家证券交易公司都倒闭了，对这代美国人来说这是一场大动荡。亚历山大·达纳·诺伊斯这位报道金融事务的记者后来回忆道："对我父母和外部世界来说，1873年9月的金融崩溃像一块里程碑，令人难以忘怀；对半个世纪之后的人们来说，令人难以忘怀的则是1929年10月的恐慌。"15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当时华尔街几乎是充满了田园风味的。三一教堂是最高的建筑，鹅卵石铺成的路上街灯矗立，比许多房屋都要高。六层的德雷克塞尔大楼从周围的建筑中高耸出来。然而从杰伊·库克的惨败之后，大家普遍认为这是一条罪恶之街，是它腐蚀了一个质朴的拓荒民族的道义和礼节。美国大众在后来不止一次地像现在这样充满着义愤，感到自己的心灵受到创伤，群起反对华尔街。在《哈泼斯周刊》上有托马斯·纳斯特的一组漫画，画着三一教堂前堆满了被屠宰的动物，教堂皱着眉，教堂尖顶上用鲜艳的颜色写着"道义啊，我早就告诉你会这样的"。华尔街已经出现了盛宴之后萧瑟的情况。
和摩根银行后来在1929年的情况一样，在1873年这个恐慌之年，皮尔庞特顺手发了一笔财。他赚了100多万美元，向朱尼厄斯自夸说："我相信这个国家再没有其他事情能带来这样的结果了。"16地图上杰伊·库克的名字被轻而易举地抹去了，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一夜之间奇迹般地脱颖而出，占据了美国政府融资的顶峰。皮尔庞特·摩根再也不是个无足轻重的旁观者了，不久以后他成为这个体制的主宰。然而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不能马上利用自己的声名大做文章，因为1873年大恐慌之后进入了一个持续通货紧缩和萧条的时期，很难遵循朱尼厄斯的训令："时刻要记住一件事，时刻要执美国的牛耳。"17摩根财团未来的经营之道是在1873年大恐慌的那些阴郁的日子里形成的。大恐慌是欧洲投资者的灾难，他们在美国铁路股票上损失了6亿美元。所有的这些铁路破产刺激了皮尔庞特，他决定以后的交易要限制在精英公司上。他成了那种厌恶风险，只求稳扎稳打的企业巨头。"我得出的结论是，今后无论是我的公司还是我本人，都不会直接或间接地与尚未完备的公司谈判证券业务；凭经验看，这类公司的地位从任何一方面都不能证明它无可辩驳地具有足够的资格借贷。"18还有一次他说："我愿意接手的债券在推荐出去时不能让人心存一丝疑虑，到期时关于偿付利息不能让人有一点担忧。"19这就是后来简约的摩根战略——只和实力最雄厚的公司打交道，避开投机公司。
根据绅士银行家的准则，银行家对自己出售的债券负责，如果事情出了差错，则有义务进行干预，而现在铁路债券出了问题。早在1873年大恐慌之前，就出现了一种新的手段对付铁路流氓行为，令人不可置信的是，这一手段还是杰伊·古尔德想出来的。1871年投资者抵制发行伊利铁路债券时，他建议让外界的煤炭、铁路、银行界参与进来，作为股权受托人管理铁路，他们可以控制伊利铁路的多数股。为了安抚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的保守派，他建议让朱尼厄斯·摩根作为一位受托人。这时这一计划流产了，但后来又重新提出来。19世纪70年代中期，朱尼厄斯警告巴尔的摩和俄亥俄铁路的总裁说，铁路公司之间的价格大战破坏了投资者的信心。20第二年，当伊利铁路破产之后，愤怒的债券持有者们用"股权信托"来运营铁路，以制约铁路公司。这是个关键时刻——债权人报复债务人，银行家报复铁路运营者。后来，在皮尔庞特手中，这个简单的"股权信托"把摩根变成了美国最有势力的人。美国国家铁路系统也多半置于他个人的控制之下。通过这样的托管方式，他使金融家们从客户的仆人转为客户的主人。
皮尔庞特·摩根的经历是从一个年轻的道学家变成了一个专制君主，他百分之百地相信自己观点的正确性。他意志坚强，固执己见，坚信自己一切突如其来的念头——这一特点后来使他显得像是一种自然力量，是"时代思潮"的宠儿。他做出的仓促决定总是对的，实在匪夷所思。皮尔庞特不同于镀金时代的大多数强盗领主，他们的掠夺，纯粹是由于贪婪和权欲，而皮尔庞特的贪得无厌还有几分理想主义的成分。要是他面对的经济触犯了他的商业道德感，他的保守性就会激发他的变革热情。他很自负地认为他知道应该怎样安排管理经济，人们应该怎样为人处世。他在基督教男青年协会中很活跃，而这个组织阻止劳动阶层的人们赌博，这并非偶然。他还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发起了一些信仰复兴会议，并支持道义警察安东尼·康斯托克，这个人赞成把裸体雕像都遮起来。
皮尔庞特逐渐变得脾气急躁，动辄便对人咆哮，随着他名望的提高而日甚一日。即使是早在19世纪70年代写给父亲的信中，他似乎就是自行其事，写信的口气与其说像个顺从的儿子，不如说像个信心十足的商业伙伴。1881年，一份R.G.邓恩公司的报告提到皮尔庞特时说他"态度尤其鲁莽"，并说这"使他和他的财团在许多人中都不受欢迎"。21在华尔街23号，那个摆设着桃花心木的合伙人房间，他坐在自己的玻璃隔间中，叼着一支粗大的雪茄，别人向他报出外汇出价时，他就吼叫着"行"或"不行"。他从不喋喋不休地讨价还价，提出外汇出价时是一种接受不接受由你的态度。他有办法让人空等，也熟悉权威所玩弄的所有不动声色的花招。他凭着敏锐的是非感很快就惯于使用领导权了。
他不愿意放权，不尊重其他人的聪明才智，这毫不奇怪。他很头疼，难以找到一个新的搭档，人们总达不到他那过高的标准。1875年，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候选人，他翻遍了纽约、费城和波士顿的商界姓名地址录，但是徒劳无获。"我年龄每增长一岁，就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人才的缺乏，尤其是通达明智的人才。"22他这样告诉朱尼厄斯。皮尔庞特又一次产生了一个念头，逃离银行业，卸下压人的业务重荷。1876年，约瑟夫·德雷克塞尔离开公司后，皮尔庞特也想这么做，但他控制住了自己，等待朱尼厄斯的计划发送过来。他从未放弃的一种使命感把他和银行紧系在一起。也许在金融史上从来没有别人这么不情愿积聚如此巨大的权力了。成功给皮尔庞特·摩根带来的是精疲力竭，而不是精神焕发。他不喜欢承担责任，也从来不知道怎么应付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