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狂热及近乎孤注一掷的构思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我个人的挫折经历。多年来，我一直为处女作的着落而四处碰壁，而在结束了自己撰稿人的乏味而疲倦的工作后，我在一个公共政策研究基金会的文员工作中苦苦不得终日。当我最终获得撰写《摩根财团》的合约之时，我感到欣喜若狂，心中如释重负。上帝知道我需要它，我将从历史及新闻的角度再现一百五十多年前维多利亚时代伦敦摩根的辉煌，追溯其在当时的华尔街辉煌而又混乱的发展历程。我将详审以往的历史记录，然后在钢筋与玻璃铸成的摩天大楼中访谈一些年轻有为的管理人员以获取更详尽的资料。在两年半的时间内，我一边抓紧时间四处进行考察，一边又在潜心撰写《摩根财团》一书。当我回顾往昔，十余年前的这段日子在记忆中是如此之忙乱，不知经历了多少个无眠的日日夜夜。心中不禁有些诧异，这部作品竟可以一气呵成？随着探究的进一步深入，我将此书视作追悼往昔华尔街的挽歌，那是个高贵而审慎入微，聚集众多金融精英，只专注服务于政府客户、大型企业及达官贵人的金融帝国。然而，还在我埋头撰写，而新世纪即将来临之时，这个傲然的帝国却趴地倒卧在华尔街上，瞬间分崩瓦解。随着买卖股票取代棒球成为美国最受欢迎的大众活动，数以千万计的散户投资者成为新型经济中最巨大的盈利来源。曾长期为摩根银行引以为豪的大规模或巨额融资在零售银行业的兴起中黯然失色。目睹大势已去，摩根士丹利与添惠的经纪人合作，将J.P.摩根出售予大通曼哈顿，并入其强大的银行业务中；而摩根建富则被另一个银行巨头德意志银行所吞并，从此成为历史。为人所惊叹的并非摩根集团最终顺应时代的变迁，转变经营策略以吸引众多投资者，而是摩根这一名字依旧令人不能忘怀，其拥有的神奇而瑰丽的光环将永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褪色。
2001年8月
于纽约布鲁克林高地
《摩根财团》一书出版后，反响很大，荣获1990年美国国家图书奖。一部书的成功，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除了作者本身的投入和功底以外，题材无疑也非常重要。就史书而言，一部精当的通史固然可以为读者提供很多历史资料和信息，但是，这也许并不能代替某一实体的专史。当历史的演进和某一时期的巨变对社会、机构和个人发生作用时，承受这种影响的主体的应变能力和力度会表现出很大的差别。因此，观察和研究某个有历史知名度的机构或个人的发展，能使人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整体效应知之甚多，知之甚深。这一点对于金融发展史而言也不例外。这也许正是《摩根财团》一书引人之处。在中国改革开放深入发展之际，把《摩根财团》一书介绍给中国广大读者，让他们一窥美国19世纪至20世纪金融发展史的一个缩影，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这对于我们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更多更好地利用国外资金、资源、技术和管理经验，会有一定的启迪。
出版《摩根财团》中文版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近年来J.P.摩根公司和我们加强合作的结果。1994年1月31日，J.P.摩根公司北京代表处宣告成立，当时的董事长丹尼斯·韦瑟斯通首次正式访问中国，表示要为中国的客户提供最新的国际资讯服务和更加广泛的金融服务。同年2月27日至3月1日，J.P.摩根公司的国际顾问委员会在北京开会，前美国国务卿舒尔茨主持了会议，韦瑟斯通代表J.P.摩根公司和国际顾问委员会拜会了中国领导人，并和外交界和企业界讨论中国近期经济发展形势。新任董事长道格拉斯·沃纳上任伊始，即于1994年4月14日至15日访问中国，表达了继续推进中国业务的意愿。与此同时，J.P.摩根公司与中国有关部门和金融机构密切合作，开展了多方面的业务，特别是参与推进中国主权发行体和金融机构进入全球债、扬基债、武士债等市场，帮助中国筹集发展资金，同时也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随着J.P.摩根公司在中国业务的扩大，它也在中国日益为人所熟知。然而，摩根财团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世界上到底有多少"摩根"，很多人并不是十分清楚。
这部《摩根财团》当然是一个答案，然而，本书涉及的不只是摩根家族和财团本身的历史。作者把这一代金融王朝的兴起和发展置于资本主义世界全球演变的背景下。从乔治·皮博迪在伦敦创建的商人银行开始，由朱尼厄斯·摩根发展起来的摩根财团已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发展历史，其间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1929年的股市崩溃和30年代大萧条，直至1987年的股市崩溃。摩根财团的发展轨迹揭示了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许多生动的历史画卷：这里有私人企业和政府之间的较量；政府调控和市场作用之间的冲突；孤立主义和海外扩张主义之间的斗争；商业利益和民族利益之间的碰撞；个人意志和历史规律的矛盾和最终统一。所有这一切，都紧紧地交织在一起。《摩根财团》一书可以满足多方面的历史资料，政府监管部门可以研究如何加强对实业和金融界的管理而不扼杀其活力，企业家则可以学习如何把握市场的脉搏和趋势，从而在竞争中稳操胜券。
摩根财团的发展，像其他金融机构和工商业一样，经历了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风风雨雨，但是它之所以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历经磨难而不衰，并取得卓尔不群的业绩，这是与其各代领导人的经营视野和战略分不开的。除此之外，更有他们周围一批有见识、有才华的得力助手的贡献。"以第一流的方式从事第一流的业务"——摩根财团的这一经营座右铭是其多年来立于不败之地的谋略。
摩根财团从上世纪末开始就已经涉足于中国了。中国读者是很难忽略本书关于当年中国的描述的，尤其是摩根在美国国务院的授意下组织的两次对华银团贷款的记载。从本世纪初开始，在那动荡的年代里，国难当头，民族存亡，危如累卵，西方列强一意瓜分中国，摩根等银行勉强秉承政府意志，但对旧中国毫无信心。在当时的条件下，西方金融机构在中国的活动又何益于中国广大民众？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是日新月异。中国需要外资，也确实给国外的大公司、大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摩根财团》一书并不是J.P.摩根公司、摩根士丹利或摩根建富的官方历史，这只是作者利用开放的档案，并通过大量的采访写成的。J.P.摩根公司公开自己的历史，让当代人和后人去评说，这是值得称道的。书中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当然只是作者的观点。作为一位西方学者，作者在史料剪裁、臧否人物、评说史实等方面有其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在许多方面我们会有不同的看法，此处就不作评论了。我们相信中国广大读者是有鉴别力的。总的来说，作者极力真实地再现摩根财团的历史，把自己的想象控制到最低限度，诉诸史实，出言有据，对每一个历史细节的描述，都以档案和各种原始资料为支撑，包括业务活动记录、书信、电报，以及当事人的回忆。这就使本书值得一读，值得向中国广大读者推荐。
鉴于本书的读者都有经济和金融方面的常识，而且书中也对某些概念作了说明，凡是这类内容，我在译文中一律不再作注。但是，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我对其文化、宗教、历史、文学等方面的背景提供了一些注释；凡是不影响理解原文的，也不再作注。书中涉及的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的中文译名，一般以约定俗成的用法和中文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为准，这样也便于有兴趣的读者去查阅。我们非常感谢J.P.摩根公司慷慨资助，使《摩根财团》中文译本的出版成为可能。我特别要感谢J.P.摩根公司的执行董事蓝德彰先生（Mr.John D.Langlois）积极筹划了中文本的出版事宜，并为我提供了必要的参考资料；执行董事瞿王慧允（Mrs.Rewena Chu）就版权和出版细节和我们进行了密切的配合；财政部国际合作司副司长赵晓宇先生和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世界经济编辑室副主任徐聿璠女士为出版中文本的各项事务做了很多工作。我也要在此感谢作者罗恩·彻诺先生为我提供了有关背景资料，澄清和解答了不少疑难问题。
在中译本完稿之后，我与彻诺先生在纽约的深谈，令人难以忘怀。中文译文的初稿是由下列人员完成的：李长栓（序言）、郭雪艳（第1章）、刘芳（第2、3章）、黄进舟（第4章）、丁卫宇（第5章）、江一陟（第6章）、陈建文（第7、8章）、韩永春（第9、10、11章）、徐聿璠（第12、15、21、26、32、36章和"致谢"）、吴晋康（第13、14章）、邹加怡（第16章）、扬少林（第17章）、洪越（第18、19章）、陈欢（第20、22、23章）、刘小西、李光辉（第24、25章）、项颖（第27章）、梅鸿（第28章）、马小虹（第29、30章）、莫小龙（第31章）、王冰（第34、35章）。焦小平做了大量的计算机文字处理工作。我对全书译文初稿进行了全面的校订，对各章都做了大幅度的修改或重译，力求做到中文译本准确无误，文体统一。人名、地名、术语前后一致。利用余暇，历时二载，凡三校，尽管如此，疏漏纰缪，在所难免，望读者不吝赐教。
金立群1996年9月14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