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眼中的“功夫熊猫”
“如果适者生存是历史的教导，可以肯定，他们这个由此赐予，他们以非凡的活力为背景，一定会有一个伟大的未来。”这是清末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的美国人阿瑟·H·史密斯，对中国未来的论断。100年后，史密斯的预言几乎实现了。
中国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的“镀金时代”，就从容步入大国崛起的时代。
中国的GDP，正以令人难以想象的速度增加，围绕“10%”这个诱人数字一路狂奔。中国的经济报表让很多国家的经济学家大跌眼镜，中国正以空前的速度和力度创造奇迹。
200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八，人均GDP为849美元，中国政府认为实现了“初步小康”，并制定新的目标，到2020年经济总量再翻两番，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实现“全面小康”。然而，中国奔跑的速度超过了蓝图上的梦想，仅仅8年，3000美元就被甩在了身后。
或许，彰显实力的时刻，不是欣欣向荣的时节。不管历史愿不愿意，经济由盛及衰，由衰及盛的规律仍在浩荡前行。历史转盘的指针不折不扣指向低谷。而无论历史身处哪一个低谷，总有高坡出现。中国成为历史的高坡。当其他国家还在收拾残局时，中国并没有在这场经济剧变中灰头土脸。2008年，中国为世界贡献了四分之一的经济增长量，人们期待中国将在2009年贡献一半左右的增长量。
2009年，中国提出经济增长“保八”时，世界哗然，嘘声四起。
2009年，中国不负众望。在4万亿投资计划的刺激下，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上一年增长8.7%，超额完成“保八”目标。除山西外，内地全部省份实现GDP增速“保八”。同时，2009年公布的一组数字也标志着中国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60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77倍；财政收入增长约1000倍；外汇储备增长1万多倍，位居世界第一；进出口贸易总额位居世界第三，占世界贸易比重达7.9%。
经济危机是一把双刃剑，它在摧毁根基不坚固的国家财富的同时，也成为检验一个国家是否稳固发展的试金石。
有这样一个寓言：由于金融危机，前去西天取经的唐僧由于囊中羞涩，而不得不把孙悟空和猪八戒解雇，孙悟空向西天如来请求资助路费，如来一样哭丧着脸，“我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我还准备去东方大唐取经呢。”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契机，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越来越重要。
我们可以用中国角色的变化来阐释崛起。在世界这部历史长剧的发展中，中国从一度没有占据显要位置，只是一个配角，只有几句台词，到在世界舞台中举足轻重，中国一发声，整个世界也会聆听，这就是崛起的力量。
2009年，4月2日伦敦G20金融峰会召开在即，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中国人民银行网站连续发表3篇文章，提出创造一种超主权储备货币的建议，一石激起千层浪。1944年，凯恩斯提出超主权货币时，响应者寥寥，认为这是一个不能实现的货币联想国。2009年，当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提出时，全世界都刮目相看。
周小川语出惊人，也引起了广泛响应。位列“金砖四国”之列的俄罗斯、巴西、印度举双手表示赞同，认为周小川的提议是“严肃的”，韩国，南非等国家，也投了赞成票。超主权货币最大的利益损害者——美国，也忙不迭跳出来表示反对。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申明，自己赞同强势美元，强势美元符合美国利益。美国总统奥巴马也强硬的表示，“我认为没必要设定一种世界货币……美元现在特别强劲。”
中国提出在世界上创造新的货币储备，不但有人响应了，还引起了某些不情愿者的担忧。可见，中国在世界上拥有了更大的发言权。英国《经济学家》这样说，“如今的地缘政治是两极事务，只有美国和中国够得上分量。这样，在伦敦召开的不是G20会议，而是G2峰会。G20是一个机会，给予中国比在G7和G8这些小俱乐部中所能获得的更大的全球决策权。”世界只有两极，未免夸大其词，但中国的确在向大国的方向靠拢。
马其诺防线的牢固性
中国在金融危机中一枝独秀，中国牢固的金融马其诺防线立下汗马功劳。
金融危机彻底改变全球的金融版图，原来在金融市场主导话语权甚至呼风唤雨的银行连连后退，中国一些银行却在金融危机中崛起，与金融危机擦肩而过。
在2009年初出炉的全球银行市值排行榜中，中国有四家银行跻身前十，其中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名列前三甲。英国《金融时报》在2010年发布的全球市值最大五百强企业排名中，中国工商银行排名第四。
金融风暴重挫了全球的银行金融体系，而中国的银行业却因其稳健的表现一枝独秀。银监会刘明康给了我们翔实而准确的数字：
一是不良贷款保持“双降”。2008年12月末，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5681.8亿元，比年初下降7002.4亿元；不良贷款率为2.45%，比年初下降3.71个百分点；剔除农行剥离和地震因素，不良贷款余额比年初下降26亿元，不良贷款率比年初下降0.84个百分点。
二是风险抵补能力进一步加强。2008年末，国有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达到153%，同比上升122.2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达到109.8%，同比上升76.4个百分点；股份制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充足率达到198.5%，同比上升28.3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达到169.6%，同比上升55.1个百分点。
三是案件数量和涉案金额持续下降。2008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发生各类案件309件，百万元以上案件89件，降幅均为29%。
四是银行业盈利能力明显增强。2008年，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在大规模计提拨备的情况下，资本回报率仍高达17.1%，比2007年和2006年分别提高0.4和2.0个百分点，预计将显著高于全球银行业平均水平。2008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税后净利润5834亿元，较上年增长30.6%。中国银行业2008年的表现有望在利润总额、利润增长额和资本回报等方面在全球名列前茅。
2010年6月15日，中国银监会发布的《银监会2009年报》现实，中国金融业在2009年延续了2008年的强劲势头：2009年，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实现税后利润6684亿元；截至去年末，银行业流动性比例为46.4%。
1997年索罗斯供给亚洲时，中国成功逃过一劫。2008年金融海啸弥漫时，中国金融又安然无恙，这都得益于中国坚固的金融防线。
亚洲金融风暴发生时。大部分亚洲国家在经济危机中难以自保，位于金融风暴中心地带的中国，成为危机孤岛。但是，索罗斯并没有攻破人民币的铜墙铁壁。其一，中国没有开放资本项下货币自由兑换，能够顶住重重压力，坚持人民币不升值。其二，与其他国家对资本的放任自流相比，中国对资本账户有着严格的管制，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国际金融机构风声鹤唳，中国银行业小心避开金融陷阱，抵御外界金融危机的侵扰，也源于中国坚固的金融防线。
一方面，中国的金融体系相对对立。中国的金融体系虽然逐步开放，但未与世界完全接轨，即华尔街的投资者来中国兜售金融债权时，并不是顺风顺水，这使得中国参与分享金融债券化成果时慢了半拍甚至一拍。而恰恰就是这种不完全的金融体系，使得中国金融成功躲过灭顶之灾。
另一方面，与西方国家无作为式的监管相比，中国银监会的监管力度要大得多。中国一直坚持银行系统与资本市场的分离。2007年，次贷危机刚有端倪，银监会就要求金融机构防范银证业务带来的风险，而对那些违规挪用信贷资金进入股市的单位和个人更是严惩不贷。
房地产是金融危机的导火索，为避免中国重蹈美国覆辙，国内出现过多房产泡沫。2007年9月和12月，银监会两次与人民银行联合发布“通知”，加强对商业性房地产信贷监管，避免房价过高，有利于房价理性回归，也使中国金融机构脱离风险。
正是由于中国相对健康的金融业生态，提高了中国金融机构的免疫力，中国银行得以在全球金融机构伤痕累累时逆势飞扬。
金融链条上的薄弱环节
不止一人问，中国的金融会重蹈西方的覆辙吗？
任何事情都不可能是言之凿凿的是与非。尽管中国金融的马其诺防线牢固，但并不意味着中国的金融体系坚不可摧。事实上，中国的金融链条上也存在着不少薄弱环节，如扩大的道德风险、外汇储备的浩浩荡荡以及创新不足等。稍有不慎，这些薄弱环节也会成为中国发生金融危机的突破口。
中国金融成为安全岛，很大程度在于政府在国家金融体系的干预性和介入性，政府以所有者和经营者的身份出现在金融体系中，即政府是金融体系的布局者。政府权衡市场、政策等各个方面的要素会给金融体系的走向提供一定的建议和知道，什么时候冲上快车道，什么时候踩急刹车，往往是政府决策的结果。当然，政策的决策不是空穴来风，往往以市场以及宏观经济环境变化为依据。
市场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失灵，一旦市场失灵，政府监督处于盲点，贪婪兴风作浪，后果将会不堪设想，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之殇就是证明。因而，恰当的政府介入，会避免金融体系在市场失灵后失去控制。但是，政府以金融所有者和经营者身份的出现，也有一定的风险。
如果政府是银行的所有者和管理者，会削弱司法以及市场监管机构对银行运营的监督和约束，这导致银行的决策倾向于权力性，储户和股东的权利受保障程度低；权力主导的金融体系，很容易产生权力寻租，形成金融资源的垄断性，那些与政府权力交好的单位和个人往往能得到更多的优势资源，破坏了金融资源分配的公平性；金融体系完全是以政府的信用和权威作为担保，一旦政府信用出现危机，如发生诸如希腊这样的主权债务危机，银行的信用也岌岌可危。而且，对银行的担忧也会加速蔓延，社会各方面都会遭遇危机的侵袭。
可见，国家控制的金融资源对政府的权力公正性与合法性要求极高，权力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缺乏足够强劲的司法约束下，对权力公正性的过度依赖，反而会扩大金融体系的道德风险。很有可能出现这样极端的事实——危与安，就在政府一念之间。
在中国历史上，已经出现过由于权力烙印过重导致金融危机的教训。
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蒋介石错误的金融决策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如果蒋介石政权能够避免通货膨胀，并更好地管理金融和货币政策，将通货膨胀保持在一位数或较低的两位数范围之内，后世美国在1930年代采取了不同的白银政策，那么，中国今天将会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社会可能性极高。”民国时期，南京政府成立后，牢牢掌控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等大型金融机构，这些大型金融机构成为政府的“大金库”，源源不断为南京政府提供战争所需的军费开支。同时，南京政府还滥发债权，导致政府负债累累，最终导致金融危机，通货膨胀也顺势而生。民不聊生，自然对当权政府满腹怨言，南京政府在民意上占了下风。
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也增加中国经济的风险性。
一直以来，中国凭借“世界工厂”的优势，贸易顺差越来越多，直至领跑贸易顺差。由于我国实施进出口结售汇制度（企业进行进出口贸易时，所得的外汇必须与国家兑换成人民币。），致使源源不断的美元摇身一变，成为中国的财富。同时，国外投资者不约而同把不断崛起的中国看作财源茂盛的地带，大量热钱涌入。
贸易顺差与大量热钱涌入，成为中国外汇蓄水池的主要水源，中国的外汇额越来越大。到2009年6月，中国已成功突破2万亿美元大关。到2010年3月，外汇储备额已达到2.42万亿美元。中国的外汇储备大部分被用来购买发达国家的国债，其中购买美国的最多，达到储备总额的三分之一。外汇储备过多倾向于购买国债，就等于在中国与发达国家尤其美国之间，又增加了一根“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纽带。如果国外的主权货币贬值，就会造成中国外汇储备大缩水。
如果中国出于以防后患的考虑，抛售美国国债，可能会加速美国经济的衰退。而一旦美国经济迅速衰退，中国经济也不可能高枕无忧。因而，过多的外汇储备反而让中国陷入两难选择，中国在外汇的刀刃上跳舞。
金融创新不足是中国金融链条的又一薄弱环节。
金融杠杆撬动中国经济的作用不言而喻。我们不得不佩服金融杠杆的魅力，金融创新制造了无数王传福式的“造富”神话。倘若放在古代，即使是一呼百应的帝王，要想制造王传福这样的暴富传奇，也要掂量掂量匍匐其脚下的黎民百姓，是否存有足够的真金白银和铜板让他挥霍。改革开放之初，“万元户”曾是很多人未来人生中郑重而远大的财富目标。今天，百万富翁已不稀奇。
巨大而旺盛的生产力，资本的全球化，金融的不断创新，改变了“几代人筚路蓝缕创造财富”的历史，财富时差越来越短，这是一个不断拨快财富钟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