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另一方面，偏离理性轨道尤其是被贪婪驾驭的金融创新，则可能是祸水。如果金融创新过了火，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支付承诺可能就真的成了空头支票，违约风险被众人放大。而中国恰恰是因为金融创新还不够花样百出，金融创新受到一定的约束，才没有出现金融危机。
不过，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放弃金融创新。尽管美国式的金融创新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把美国式金融创新一棍子打死。如果金融缺乏创新，美国那些占据财经媒体大小板块的商界人物，就不能那么快地崛起，并成长为世界巨头。
我国存在金融创新不足，金融产品过于单一等尴尬，即使一些对于社会发展有益的国外金融衍生品，在我国也难觅踪迹。
不管是从国情还是国际金融安全，我们都需要不断提高中国金融衍生品的创新。国情看，我国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并步入小康，吃饱穿暖已不在话下。但未来的生活保障，如养老、医疗等，不仅需要实体经济的支撑，也需要金融市场的撬动。如果在安全范围内，将这些需求纳入金融市场，不断创造各类合适的金融产品，不仅可以提高资源流动的灵活性，也能提高人们的未来保障。
中国金融产品的单一性也使得中国在应对国际金融进攻时，难以施展拳脚。金融市场的创新过于保守，缺少与国际金融相匹配的创新产品，使得中国的投资者对某些国际产品两眼一抹黑。他们不知道国际上流行的这类产品叫什么，也不知道该怎么用，更不知道他们的对手是如何算计他们的，在“人生地不熟”的状态下试水难免会陷入对方的圈套，连连出现亏损。
中投证券衍生品部总经理张晓东给我们举了这样一个例子。2009年高盛做了一个叫CDO的产品，人们都称这个产品是欺诈。如果这个产品算欺诈的话，高盛在中国做的产品简直就是谋杀了。2005年中航油和2008年国航、东航发生亏损，他们都是栽在同一个产品、同一个公司——高盛上。也就是说，高盛在一个坑里面时隔三年埋了我们中国企业两次。
可见，金融创新不是洪水猛兽，更不能因为一次金融危机就束之高阁了。即使我们不热烈地响应金融创新，也不可能以退为守，我们同样会因为创新不力破坏金融马其诺防线的牢固性，掉进竞争者的陷阱。所以，金融创新还是要“摸着石头过河”，而成功与否的区别，无非是否要交学费或者学费多少的问题。
经济增长，看上去很美
美国经济在金融市场的大泡泡中输得一败涂地。中国也有它的大泡泡，虽然它还不够显山露水到一戳即破的地步。但他们同样埋下了令人担忧的种子。如果遇到合适的温床，这些现在还未成大气候的大泡泡就可能引起茶杯里的风暴。
经济增长的数据总是振奋人心，尤其是在全球还在普遍衰退的低谷徘徊，一路走俏的数字不免让人心生风头正劲的得意。过去三十年时间，中国经济增长率以10%的速度冲刺，而名义GDP更是扶摇直上，年平均增长达到16%。2010年7月15日，统计局发布的上半年宏观数据称，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1.1%，尽管第二季度GDP增长10.3%，这样的数字让人感到生气勃勃和无比亮丽。
中国的GDP增长很争气，政府确定的GDP增长数字，在西方某些看热闹的媒体看来自不量力，而现实中的GDP增长总能轻易超过政府确定的目标，给那些准备冷嘲热讽的媒体一记响亮的耳光。
的确，与别国那些在低位游离的增长数字相比，中国GDP过于迅猛的增长数字令人欣喜。中国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奇迹。中国三十年来波澜壮阔的经济成就，是改革开放的结果。改革开放大大降低了中国经济制度的运行成本，企业的运营组织成本也大大降低，人们的劳动、技术以及管理潜能被大大提高，人们的热忱也空前得到激发，这使得中国凭借低成本优势成功进入国际竞技平台，最大限度分享全球经济增长成果。
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在金融体系上的相对保守，阻碍了美国次贷危机以金融为链条对中国的渗透；而政府强有力的救市，尤其是4万亿投资计划，为中国经济安装了安全阀，给了中国“比黄金还重要的信心”，也刺激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不过，看起来很美的经济增长数字，也蕴藏着风险——经济过热。经济过热，就像一辆走在快车道上的列车，尽管跑起来风驰电掣，也潜藏着危机，一旦出现路障，来不及刹车，后果不容乐观。
越来越多的人担忧，中国宏观经济的好转，是烧钱的结果，而这种“烧钱”是不可续的。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政府放宽了货币闸门，大量货币一涌而出，为低迷的经济输血，投资兴起，低迷的经济被强行拉起。不过，被信贷和投资托起的经济增长，有可能不是真正意义的回暖，而是发烧。
中国经济增长有三驾马车，投资、消费和出口。国内消费稍显偏弱，尽管拉动内需喊了多年，但是由于并未真正实现国富民富的格局，老百姓还是不敢也不能敞开花钱。投资和出口则为中国经济的增长立下汗马功劳。金融危机抑制了海外需求，投资及时上位，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在金融危机中逆势飞扬的重要引擎。
2008年11月，国政府公布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其中超过一万五千亿投入到基础建设领域，中国拉动经济的投资进行得如火如荼。即使到金融危机发生后的近两年后，即2010年，其1-7月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也高达119866亿，同比增24.9%，只是增速稍有回落。
大量资金投入基础设施领域，固然可以增加对生产资料的需求，也能增加一定的就业岗位。但是，对固定投资的过度倾斜，很有可能造成铁路、高速公路、机场等的产能过剩，而其他产业尤其是民营经济由于得到的政策优惠过少，发展起来步履维艰，不利于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
经济学家陈志武就曾提出质疑：
一个国家，不可能也不应该总是靠修大量的铁路、桥梁和公路，来带动增长。因为，竟这些是交通运输工具。如果不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刺激民间消费，拿更多的钱去做新的基础设施方面投资。到最后，我们会发现盖这么多的楼，修这么多的铁路和机场，没人去用，没有商品需要，那么最后人们的收入不会增长，工作机会、就业的安全也不会得到任何实质性的改善。
擅长中国经济与政治分析的大卫？罗奇提出，在全球信贷危机期间，中国成功摆脱衰退主要是靠桥梁、铁路等基建项目支出的拉动，据估算2010年的经济增长中有约90%来源于此。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研究员张汉亚也提供给我们这样的数据——2009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为8.2个百分点，2010年仍然是经济持续较快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中央政府的4万亿投资计划，也成为地方政府燃起投资冲动的政策导火索。中国历史上，已屡屡上演中央政府一松钱袋子，地方政府撒着欢“撒钱”的投资盛况。2010年3月22日，在湖北省经济形势及重大项目信息通报会上，湖北省发改委主任许克振称，湖北省重大项目库已入库项目3.76万个，投资总规模为12.06万亿元。12.06万亿元是中央4万亿投资计划的3倍，湖北省2009年GDP总量（1.3万亿）的10倍。如此大手笔的投资，未免让人担心。
开发区的圈地热刚刚在中央政府的叫停政策下退潮，在4万亿投资计划的鼓励下，区域振兴和产业规划又大行其道。2009年以来，珠三角地区、福建海峡西岸地区、江苏沿海地区、辽宁沿海五点一线地区、关中-天水地区、中部地区、横琴地区、图们江地区、黄河三角洲经济区、鄱阳湖生态区10个区域发展规划，相继被批准。发展区域自然要花钱，这为地方政府融资和投资提供了最理直气壮的理由。
GDP驱动下的地方政府，投资也刹不住车。发展荷尔蒙过多以及上下级政府资金的不合理分配，导致不少地方政府负债。2010年6月23日，6月23日下午，国家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向全国人大十一届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作了《关于2009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报告指出，部分地方债务压力过大，由债务风险，其中有有7个省、10个市和14个县本级的债务余额与当年可用财力的比率超过100%，最高的达364.77%，他们举借新债偿还债务本息2745.46亿元，占其全部还本付息额的47.97%。
哈佛大学教授肯尼思·罗格夫在《金融时报》撰文称，下一个泡沫是政府债务。
2010年6月中旬，《财经国家周刊》对中国经济增长“三驾马车”的调研显示，“铁公基”（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的拉动呈式微之势，经济有下行的压力。
经济学家吴敬琏在2010年的中欧MBA课堂上，就曾质疑，“经济转型说了27年，什么时候能够真正转变？”
我们依靠拉动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会导致GDP中投资的比例越来越高，投资率与增长率挂钩，而增长率又与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挂钩。
经济运行的周期，与政府的宏观调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政府鼓励，天量货币流出，投资突飞猛进，经济迅速反弹，同时也会出现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为避免经济过热带来过多的后遗症，政府又会出台各种政策抑制经济过热，如果抑制的力度过大，经济又会下调。因而，对于投资的过于依赖，经济很容易出现“一紧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热”的循环。同时对于投资的过度依赖，还会导致外汇储备增加、货币流动性泛滥等问题，导致资产泡沫产生。有泡沫，就有险情。一旦泡沫受到冲击发生破裂，整个经济大厦都有可能陷入困境。
可见，政策只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权宜之计，而不是长久之计。如果继续以政策主导经济，难免会出现偏颇。
再看出口，出口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借助廉价劳动力、制度成本骤然降低、人才素质有质的提高等后发优势，中国产品在国际上获得高竞争力。但是不要忘了，这是个追兵四起的年代，不止中国进行改革开放，也不止中国的劳动力价格低，印度、俄罗斯、越南的劳动力价格更低。相反，就中国而言，原材料、劳工价格急剧攀升，中国产品的价格优势正在萎缩。同时，对出口增长对外部依赖性多大，一旦遭遇外部性冲击，出口就会疲软。世界经济大起大落，中国的出口也会大起大落，而中国经济的增长也不可避免地受制于世界经济的大起大落。
历来被人们赋予重任的三驾马车之一——内需，总有“瘸腿”之嫌。潜力巨大的国内消费——雷声大雨点小，不管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用多么美妙的语言憧憬中国未来的市场蓝图，但很多时候更像是画饼充饥，中国的消费一直不温不火，似乎无论那种疗法，都很难刺激中国的消费神经。
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马丁·沃尔夫就曾提出质疑：让人感到惊奇的是根据中国公开的数据现实中国人民的可支配收入只占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40%，这方面当然不能和西方国家的70%做比较，英国的比例是70%，日本接近60%。
与单纯的GDP增长数字相比，经济效率的提高，更能决定中国未来的财富增长路径是否良性。要提高经济效率，就要实施创新，改变中国投资-出口主导的增长方式，实现内需劳动型的增长方式。
那么，该如何改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学家吴敬琏给我们开出了这样的药方，“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了30年之后，中国走到了转型的重要时刻。这场增长方式转型的关键，既在于要破除既得利益者设置的障碍，也在于要创造一个能吸引人才的环境。”
中国的民生大泡泡
“两年内经历一场通胀危机已不可避免。”忠实的通胀支持者谢国忠，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站出来警告人们，通货膨胀这条狼要来了。
通货膨胀，在当前中国是一个看起来并不严重的话题，起码学术界还没正儿八经演化到白热化的地步。不过，并不代表着通货膨胀不会继续恶化，直至毫不含糊地吞噬我们的经济基础。很多时候，通货膨胀总是在暗中别有用心的潜伏，伺机跳进我们的菜篮子里，银行存款以及养老保险中。
对中国通货膨胀的担忧主要基于两点：政府为应对金融危机实施的宽松货币政策；西方经济可能进一步衰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一步对外输出通货膨胀。
政府主导的货币政策，往往在促进经济增长与控制通胀上左右为难。而事实上，往往是促进增长占上风，控制通胀不免掺点“放一放”的味道。
随着金融危机深入，中国政府逐渐放开货币，产生了大量货币。
我们不能片面地把一种商品价格的上涨作为通货膨胀的表现，如果单个商品价格上涨，而其他商品价格下跌，那么上涨的价格可以被下跌的价格所抵消。不过，如果流通中的货币数量过多，就有可能引发物价总体水平的提高。
可能很多人会说，天量的货币政策并没有让我们看到通货膨胀的魅影，中国物价水平呈现莺歌燕舞之态。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上半年经济数据现实，2010年上上半年CPI同比上涨2.6%，其中6月份CPI同比上涨2.9%，通胀压力有所缓解。中国的CPI莺歌燕舞，也不能对未来可能出现的通胀危机判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