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中国CPI指数存在缺陷，没有把房价等计算在内。花掉人们大半辈子心血的房价涨得离谱，房租也开始创造“小时涨800元的神话”，但事实上，居住消费在CPI比重过少，少这导致CPI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再者，货币政策也有迟滞效应，发酵需要一段时间，大部分时间都不会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如果真正等到通货膨胀张牙舞爪地来了，那就晚了。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这样警告人们，扩张性货币政策可能会在短时期内提高就业，但也会带来永久性的高通胀成本；最后，西方国家为抑制经济的进一步衰退，也可能再次打开印钞机，尤其是美元印钞机，一旦打开，输入型货膨胀就源源不断输进来了。
房产泡泡，是威胁中国经济安全和民生幸福的又一大泡泡。
到底该不该开放楼市，楼市的口子开多大，政府的介入力度该如何权衡？即使在商品房全面开花，全民买房的时代，许多人还是忍不住把这些议题拿出桌面。究其原因，缺乏价格管制的房价，窜得太快了，地产泡沫几乎到了一夜膨胀一次的地步。
不可否认，如火如荼的房地产拉动了内需，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经济的发展。老百姓从“求爷爷告奶奶”的福利分房时代挣脱出来，可以自由动用自己的财富换得居所，不但拥有了居住权还有了产权，自然是皆大欢喜。可是谁也没想到，房价上涨的尺度那么大，价格一再突破人们设置的底线。尽管中央屡屡出台调控政策进行打压，但房价还是硬挺，甚至与政府玩起了躲猫猫，竟出现“愈调愈高”的怪相。一向雷厉风行的政策，似乎到房地产那里成了强弩之末。
房价一再上涨，归根到底在于在房地产产业链上捆绑着一系列利益群体，他们在社会生活中扮演各自不同的角色，却都能从房产的非理性繁荣中分一杯羹。
房地产商是第一个既得利益者。
2010年7月3日，《重庆商报》刊登了一篇名为《房产商自曝暴利内幕用200万买地可赚回两亿》，可供我们参考：
被访者：房地产是暴利行业，无可质疑。建房成本包括：土地成本；人工费，主要指工人工资，是弹性部分；还有钢筋水泥，这是可控的。开发商买地和盖房子的有形成本大概占总成本的1/3，包括拿土地、建材、人工费等。还有1/3是“渠道费用”，指征税、申报费及其他隐性成本。最后1/3是开发商的利润，如运作得好，利润远不止这么多。
记者：怎么运作的呢？
被访者：“用土生金”。2004年我们开发某房产项目。地块是政府拆迁安置用地，我们拿地总共花了200万元。该项目的土地由A村和B村两村的土地组成。B村的土地已在一期工程中完成，共21栋农民房，容积率3.3，而全部工程竣工后的实际容积率是4.0。
记者：除了提高容积率，还有什么渠道增加盈利？
被访者：当然还有。比如我们这个项目，总建筑面积4万多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3.4万平方米，商业面积3000多平方米，这是开发商的红利，至少价值1亿元。另外，总建筑面积减去商业面积等，开发商的可售面积还有3万平方米左右。按该楼盘均价12000元／平方米算，可售近4亿元。每平方米成本大概在2500元，总成本在1亿元左右。最后再减去建筑商利润和其他费用1亿元左右，开发商可获益两亿元。
地方财政也牢牢附着在土地财政上，为了让政府的GDP更漂亮，许多地方政府成为“房价越高越好”的忠实粉丝。比起其他方式，房地产显然是来钱快而多的项目，地方政府自然要抱着这棵摇钱树不放。房地产商与地方政府联合作战，又有投机者在其中兴风作浪。国外觊觎中国经济增长的热钱，国内急于寻找出口的民间资本，都不约而同盯上房地产，房价被他们炒得热火朝天。
况且出于国家保护国家粮食安全的需要，18亿亩耕地红线不容侵犯，土地越来越少，地方政府更明白寸土寸金的道理，土地价格越来越高，一个又一个地王从天而降，结结实实砸碎了人们的幻想。房地产商自然不会承担地价之高的后果，坐地起价也势不可挡。2010年7月12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0年上半年的房地产市场数据，人们终于在2010年6月份看到了一丝曙光，在这个月，70个大中城市的房价指数下跌0.1%，这是房价扶摇直上16个月以来的第一次下跌，尽管下跌的幅度远远不如上涨那么轻而易举。
政府有史以来的最严政策依旧冒着热气，中国的楼市并没有应声倒下。难道房地产商不惧怕市场冷清会冻裂他们的资金链吗？他们的辩解显得牛气哄哄，2009年早就把2010年甚至2011年的利润赚回来了，扛着吧！房地产这个大泡泡，吹起来容易，瘪下去难。
资产价格膨胀不是儿戏，世界上不少大危机，其罪魁祸首都是资产泡沫。资产泡沫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资产泡沫会迅速在社会分泌贪婪和疯狂荷尔蒙，整个社会都被泡沫魅惑得神魂颠倒，到那时，危机就真的来敲门了。
实体经济遭遇的埋伏（上）：体制之惑
30年前，我们摸着石头过河。现在，改革由浅水区进入了深水区，我们不能再摸着石头过河，历史不会给我们太多“试错”的机会。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不过新的问题正在虎视眈眈，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则为我们的经济“瘸腿”提供了依据：看似风光无限的实体经济，有着诸多弊端：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内需市场被持续性压抑，政策不公平现象时有发生，最难扛过经济困难期的是难以抓到救命稻草是民营经济，经济自由的边界仍然难以挣脱权力的牢笼……
未来前行路上，中国实体经济还会遭遇埋伏，这成为判断中国经济未触底的重要参照。其中，为彻底的经济和政治变革，是实体经济遭遇埋伏的根本原因。
不可否认，中国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开放，由国家主导的改革开放也是脱胎换骨式的，中国经济赖以发展的制度和组织成本大大降低，人力、物力等资源被全方位调动，中国经济呈现欣欣向荣之相。不过，中国的改革并不彻底。中国的改革是循序渐进式的，某些改革是主动进行的，某些改革则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式的，即哪个领域的问题最严重，就先在哪个领域操刀下手。如果某个领域的骨头太难啃，有诸多利益受损者挡路，改革可能就会放一放。就像吃苹果，我们吃掉了最容易吃到的那部分，剩下的那部分越来越不容易吃到，改革出现了制度成本的边际效应递减。
重新界定产权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影响巨大，对于普通民众，一“公”一“私”意义大不相同。人民公社着眼于一个“公”字，农民私有的财产如自留地、牲畜以及果林、生产工具、甚至房屋桌椅都被充公，银行可以理直气壮地拿农民的存款大办钢铁和水利，并美其名曰“投资”。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初期，那段惨不忍睹的饥荒历史已经给了以人民公社为代表的“大同制度”一记重重的耳光。直到小岗村农民偷偷摸摸的“起义”，农民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自主权，可以掌握自己的劳动，也能占有自己的劳动收入，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
经济学家周其仁认为，中国产权制度的界定经历了一下四个层次：中国的改革开放，将原来抽象意义上的全盘归国家和集体所有，细化为具体意义上的私人权利界定，个人可以通过承包合约的形式，将责任和义务重新界定到个人。由承包延伸出来的私人使用权还可以进一步演化为转让权；同时，生产资料如劳动者能力、企业家才能等也被重新承认，即劳动者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力，企业家又被中国请了回来。最后，形式多样的私人产权同时进入市场，以契约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并形成公产，不同的是，公产是以私人为基础的。
中国三十年的经济高增长证明，私人产权的不断扩大，释放了更大的潜能，中国经济越来越繁荣。
虽然中国的产权改革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由于改革的渐进性，有些关键领域的改革仍然不够全面和彻底，前进的速度也过于缓慢。归根到底，产权的界定，不是民间自下而上的推进，而是国家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推进，是以政府的权力和权威为基础的，即由权力决定哪些是合发的产权，哪些是不合法，这就难免出现界定失衡现象。戴着产权不明晰的脚镣，企业家在商业行板上施展拳脚时难心神不定。再远大的梦想，在遭遇制度面具时，也有可能冷却为失败的挫折。
在这个在山西煤炭史上迅速崛起又即将走向陨落的特殊群体中，有一个格外显眼的群体——煤老板。近十年前，他们携带温热的资本欢天喜地来到这块遍地是金的风水宝地，而2009年，经历过呼吁、抗争无效的“煤殇”，他们将远离这块伤心之地。
产权总是没有争议地同国家形态联系在一起，而对财产的支配往往在国家强制力下完成。山西的煤炭与不同的资本衔接，便裹挟了不同的底色——红或者黑。为了这个优势资源不再民间资本的跑马圈地中不至于完全“沦落为黑”，避免合法的强制力不至于失控，2009年，政策终于给了煤炭开采权最终的行为边界。
煤老板是道德上的矮子，实现中国煤炭产业做强做大的战略目标……似乎哪个理由都足以让煤老板以合法而又合理的方式退出历史舞台。除了被强制退出让煤炭老接受不了，经济补偿方案也让他们满腹怨言。收购煤矿时，恰是煤矿前景被渲染得天花乱坠时，为了抢得聚宝盆，他们往往以高于资源价款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代价收购，还有基础建设和工人工资，都是大把大把扔出的钱，如果只按照采矿权价款的一半或一倍，他们还是输家。
经济学家张五常认为，人类社会用两种方式来防止稀缺资源的滥用性，第一种为等级特权制，通过特权来约束人们的行为；第二种为产权制度，以产权制度来界定经济运行的空间。在从第一种向第二种演变的过程中，往往掺杂着权力寻租，即腐败。企业为了获得更公平的产权界定或界定倾向于他们，往往依附于权力，以大量的好处收买权力界定者——部分政府官员，这就是腐败。
随着改革的深入，中国民营企业在法律意义的自主人格愈发独立，但这并不意味着在现实中能够独立于中国的权力场。
因为，行政权力还在对中国的微观经济活动进行着广泛而深入的干预，权力依然有着掌控“资本繁殖”的控制力。中国的商人，必须懂政治，只有既会商又懂政治，才有可能把商做大做强。权力的脚，踩住了市场的手。贿赂与受贿，看起来是两者的双赢，而这种见不得阳光的双赢会带来高额的社会成本。企业的增长机会不能遵循效率和公平原则，而是要看其在权力游戏中是否被权力看中了，这也是对中国市场化改革一个不大不小的戏弄。
因而，民营企业家为了获得更好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消耗大量的智慧和精力处理资本与权力的关系。而掌握权力的官员，也会凭借权力，来取得并非通过生产所获得的利润，这就是权力寻租。
如果中国的政治体制不能继续深化，中国民营企业生存的商业环境不能得到彻底改观，制度性利益输送仍然会源源不断的存在，来自市场的溢价很容易转化为权力溢价，民营企业为了获得更好的制度依托，不得不付出代价，而这样的代价不但来自资本，也成为决定企业家群体素质的关键要素。
政商关系总是难以拿捏。有人可能沦为某种的工具和附庸，听其呼来喝去，如黄光裕，最终权力与资本皆输。建立在资本贿赂基础上的权力依附，往往是民营资本饮鸩止渴的毒药。一旦民间资本从中得到实惠，就等于得到了诱惑与鼓励，与权力的结盟呈覆水难收之势，越陷越深，将很难收手，民营企业与官员的道德双向松绑，被物欲大潮折磨得神志不清，只剩下令人眼花缭乱的权钱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