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还可以找到，
但已不那么天真。
花朵被任意放逐，
果实还没有形成。
草木都竭力地扩张，
维护着自己的生存。
——顾城：《平原》，1980年
如果以每十年为一个阶段，那么1980年无疑是个令人心情愉悦的开始，中国人上一次获得这样的体验，大概还要退到1950年。那种卷起袖子大干一场的冲动，以及一种成为国家主人的振奋感，都让人们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尽管这些感受注定是无法持久的。
在这一年的第一天，中央办公厅举办了例行的茶话会，在这个并不正式的会议上，邓小平却突然谈到：“为了把经济建设搞上去，80年代我们需要做好四件事，第一，一定要坚持党的政治路线；第二，必须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第三，要有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第四，要建立一支坚持社会主义、有专业知识的干部队伍。”
日后人们在研究改革开放的时候，往往会因为这次谈话的场合过于随意，而忽视了它的作用，实际上，向来善作惊人之言的邓小平，寥寥几语便勾勒出中国日后十多年的发展方针。在他看来，政治上的因素是要为经济建设而服务的，这也正是今日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根源。不过，经济建设究竟能搞成什么样子，会把中国引向何处，却还是一个不确定的问题。
尽管没人知道路向何方，但邓小平的这些谈话，还是明显地起到了作用。在1月份的人民日报上，破天荒地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从农民怕露富说起》，言辞激烈地批评道：“担负领导的同志一旦有了怕农民富的思想，眼前生财的道路纵有万千条，也是不敢迈出一步的，这怎么能带领群众尽快地致富起来呢？”此文一出，全国各大媒体都开始纷纷效仿，鼓励致富的文章，对“自谋出路”者的表扬随处可见，《人民日报》甚至史无前例地放下身段，为长途贩运这样的小生意辩护道：“这不是投机倒把，允许长途贩运是完全必要的”。
这种规模盛大的舆论浪潮，在政治运动频发的年代里并不少见，和过去每一次舆论浪潮一样，它似乎在预告着，一场新的潮流即将涌现出来。从长远来看，这一次舆论浪潮竟然成为了中国私营经济复苏的号角。那些诸如“资本主义尾巴”、“挖社会主义墙角”一类的贬义词汇，开始与私营经济渐行渐远，最终被打入厚厚的历史尘埃之中。当然，媒体实现如此大幅度的舆论转向，一来是集体“揣摩圣意”的结果，二来则是为了应付一个既现实又严峻的问题：返城知青待业。
由千万知青回城所引起的就业压力，已经成为了当时中国城市最严峻的挑战：铁板一块的计划经济体制，根本没有能力承受如此汹涌的潮水。于是，在这一年里，“待业青年”这个词被创造了出来。据统计，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市的11万返城知青中，只有两万多人找到了工作，这些所谓的工作，也只不过是在工厂、街道、商店里当临时工，每天领八角钱的工资。
这些青年人在过去的十年里饱受屈辱，吃尽苦难，被国家所亏负，恰好国家此时又无法对他们做出补偿，他们需要生存，有着妻儿老小等最迫切的问题需要解决；他们又精力充沛，十年的乡村生活让他们敢于铤而走险，一年前发生的云南返城请愿事件，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比这更令政府焦躁难安的，则是每天连续不断的负面消息。根据《中国知青史》披露，北京市在1979年调查了10个区县7万多名待业青年，发现竟然有7000多人的家庭月平均生活费在15元以下。在知青回城第一年的前五个月，仅北京一地就有80名知青自杀，在当年的犯罪分子中，返城待业青年占三分之二。
确定的是，假如不能妥善为之解决，那么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爆发，并不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如何为这些一无技能，二无知识的青年人谋一条生路，成为当时社会各界都头疼的问题。
显然，邓小平也在思考这件事情，在他看来，如果想要在不变动社会主义制度的情况下解决这个问题，便只有用“开闸放水”的法子，通过经济民营化，让这些知识青年去自谋生路。
于是，在这一年的夏初，一群经济学家被召集起来，召开了一个“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问题座谈会”。在经历了一番讨论之后，学者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保证社会主义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允许城镇个体经济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对活跃市场，满足人民生活需要，扩大就业，都有好处。”在结论中，学者们还特别强调：“不能把个体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或者认为它必然产生资本主义。”
从这些僵硬的语句中不难看出，由政府主动来承认私营经济，是一件多么不情愿的事情，但除了这样，似乎也没有更好的方法。正是在这种强压之下，中国民营经济的合法地位才被确定下来，虽然有些姗姗来迟，有些违心，但总是好过迟迟不来。
在北京，曾经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过八年知青的李晓华，突然辞掉了工作，下海当了一名推销员。
在回城之后，自幼要强的李晓华自然不肯在家待业，在给科研所烧过一段时间锅炉之后，他终于在外经贸部下属的食堂当上了一名炊事员。一次，他正在和工友一起揉馒头，突然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我这人长于谈判，适合经商。”这自然引得身边的人哄堂大笑。日后，李晓华每当谈起这段往事的时候，总是唏嘘不已，因为直到今天，那些嘲笑他的工友们仍然在揉馒头。
在干了一段时间炊事员后，不甘心的李晓华终于辞掉了工作，跑到河北涿县的一家玻璃仪器厂去当推销员。他的精明头脑从那个时候便显现了出来，有一次，他去一家科研企业推销，看到那里铺着地毯，便灵机一动，假装摔了一跤，将身上带的烧瓶产品摔在地上。捧着没有破损的烧瓶，李晓华开始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吹嘘产品的性能，他的这套把戏居然真的吸引住了对方，一下子和他签了一笔大合同。
在李晓华看来，商人是需要天分的职业，所谓“十亿人民九亿商”的说法，只不过是媒体一时凑热闹而已，在这方面，他格外推崇美国大亨洛克菲勒的一句话：“你把我剥光扔进沙漠，如果有一支骆驼队经过，我还能成为百万富翁。”
在日后的几年里，这个曾经的炊事员不断地用实际行动证明自己的商业才能。十五年后，他成为“全国十佳优秀民营企业家”，连续五年登上福布斯排行榜。
比起早早下海创业的李晓华，同为知青的宗庆后，命运则显得要坎坷许多。他的父亲曾经在解放前曾任职于国民党政府，每逢政治运动，宗庆后一家就不得不为此感受到巨大的压力，今日的年轻人或许无法理解，但如果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则一听便会明白，仅仅是父辈的成分，就可能决定一个人一生的命运。
从1963年开始，还没到下乡年龄的宗庆后就不得不到舟山盐场劳动，像挖盐、挑盐、筑海塘、挖渠这些重活，他几乎样样都干过，解乏的唯一办法，就是四处去找书来读，后来他回忆说，生活虽然苦，但脑袋里却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幻想，“总想着出人头地，总想做点事情”。
可惜，宗庆后并没有什么好运气，在舟山盐场、绍兴茶场呆了整整15年后，他才得以回到杭州，在一个校办纸箱厂里当推销员，在随后的10年里，他辗转多家校办企业，在1987年的时候，他已经42岁了，对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中年男人而言，这是一个可以把人生愿望寄托到下一代的岁数了。然而在被苦难折磨了大半生之后，宗庆后最终选择再尝试一次，希望能够用超人的付出，弥补大半生的消磨，以及往日所有的遗憾。
就这样，宗庆后承包了一家校办企业的经销部，然后骑着三轮车，在杭州的大街小巷里叫卖冰棍和日记本。虽然辛苦，宗庆后却感到很有归属感，不久后，他就将用一点积蓄办起一家“娃哈哈食品厂”，然后，再用几年时间把这家厂子变成中国最大的饮料生产企业，他本人也在2010年，以800亿的身家成为这一年里的中国首富。
李晓华与宗庆后的故事，只是那个时代里返城知青创业的一个缩影，自从上一年中央发布文件，规定闲散劳动力可以从事个体劳动后，仅仅一年时间，去工商局申请开业的个体工商户就达到了十万户，而像李晓华、宗庆后这样由推销员、采购员入手，慢慢步入商业界的人则要更多一些。这一年的七月，在沈阳的一家从事机械制造的大型国企中，竟然同时有12名工人要求调离岗位，去当一名销售员，甚至可以不拿任何工资，为的是“出去跑跑、见见世面，为日后自己做生意铺路”。日后，这些人果然成为了中国最早的一批下海者，而在那些著名的民营企业家中，有相当一部分当年都有过当推销员的经历。
李晓华与宗庆后的故事，似乎暂时可以告一段落，然而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由千万回城知青所引发的就业压力汇集在一起，最终竟然成为了推动这个国家经济改革的动力之一。这似乎可以证明，尽管体制有着一种刚性的束缚，但在人们的求生本能面前，任何阻碍都将变得十分脆弱。
和城市相比，这一年的中国农村反而表现得更加奇特，由于其肌体相对简单，又远离城市的中心，改革在那里所遭遇的阻力，反而要小的多，因此，私营经济在农村的发展，居然展现出空前繁盛的面貌。
在这些农村当中，最有活力的地区，大概非江南、华南地区莫属，在广东珠江三角洲、浙南、福建潮汕等地，那些乡镇企业，家庭作坊、小商品贸易不知何时悄然生发出来，形成了一幅与城市完全不同的活力场景。一位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在这一年来到了福建石狮和广东南海，在采访之后，他写下了这样的报道：“石狮的小商品贸易和南海民间的小五金、小化工、小塑料、小纺织、小冶炼、小加工，像野草一样满世界疯长。”
这位记者所描述的景象，与当时的实际情况颇为相符，事实上，这里的确是中国私营经济的萌芽所在，而浙江温州则更是以其盛名，被誉为中国私营经济的圣地。如同前面所说的那样，当地领导的开明作风，让温州的个体户们在一开始便获得了滋生的土壤，而后的宽松管理，又让他们有最大的空间可以肆意生长。
根据资料显示，到1980年前后，温州的个体工商户已经超过了3000户。其中一些头脑灵活、敢闯敢干的个体户，很快便崭露头角，成为其所在行业的“大王”。
在温州乐清县柳市镇，一个名叫胡金林的男人刚刚度过他的三十岁生日，从1974年他从柳市初中毕业开始，不安分于种田或上班的他，就开始做起了小电器元件生意，先是做一些量具、标准件的小生意，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胡金林的生意得到了迅速发展，于是，他在1980年开了一间“向阳五金电器门市部”，除了销售电器之外，也顺带着做一些初级加工、组装之类的制作。由于服务周到，价格优惠，生意好的令人羡慕，到了这一年的年底，营业额已经有120万元，据说在当时的温州，这已经可以称作首富了，而“要电机，找金林”也成为了当年温州地区的流行语。作为温州小电器行业的佼佼者，“电机大王”的名头就这样流传开来了。
就在胡金林成为“大王”的时候，一系列各种名号的“大王”也在同一时间崛起，有心的人点数了一下，能够相提并论的柳市工商户还有七位，①于是便把他们和胡金林并列在一起，合称为“八大王”。事实上，柳市的私人工商户远远不止这八位，早在数年之前，那里的个体工商业便已经风起云涌了。
柳市镇位于耕地稀少的浙南地区，历来是有外出经商的传统，在解放后这种行为遭到打击，于是当地人的生活便开始日渐贫穷，常有人家把十多岁的女儿“送”到附近山民家里，换得100斤地瓜丝。
这种贫穷的生活状况，自然令人很难忍受。既然不准外出经商，也无法通过种地致富，于是，“脑筋活络”的当地人，便开始动起了手工制造低压电器的主意。许多人白天被责令到“打击资本主义学习班”接受“洗脑”，晚上则迅速钻进“地下工厂”，偷偷摸摸地遭一些插头、插座、开关、台灯、风扇之类的小电器、小配件。几年下来，竟然在全国都有了一点名气，改革开放之后，柳市镇的低压电器产业正式浮上地面，这时人们才发现，它几乎已经是全国最大的制造中心了。
①：“八大王”的版本，流传至今的不止一份，最为公认的八位大王分别是：“电机大王”胡金林、“线圈大王”郑祥青、“目录大王”叶建华、“螺丝大王”刘大源、“矿灯大王”程步青、“合同大王”李方平、“电器大王”郑元忠和“旧货大王”王迈仟。
在这一年的12月11日，那个名叫章华妹的19岁小姑娘，从温州鼓楼工商所领到了一份“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她的编号是工商证字第10101号。执照上的字是用毛笔填写的，清楚地写着：姓名：章华妹；地址：解放北路83号；生产经营范围：小百货。在拿到了这份执照后，小章姑娘想了一想，把开业日期改成了1979年11月30日，因为是那一天的早晨，她第一次把小桌子摆到家门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