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银赛富总裁阎焱分析认为：“目前中国的银行大约有超过30万亿元的存款，占中国资金市场总量的90%以上，而创业者却得不到银行的支持——中国的银行基本不对创业者贷款，几年前甚至对民营企业都不贷款。因此，创业者唯一的资金来源就是PE和VC的钱。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可能是世界上资本市场效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而这为VC创造了最适宜的市场，所以VC们能获得超常的回报。”卢爱芳、雷中辉等： 《你拿什么吸引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
事实上，这些资本的注入基本都集中在企业上市前夕的最后一次融资，投资回报周期非常短，这也就是风险投资在中国市场的异化，VC占道PE司空见惯。
2008年前后，风投资本在中国市场唯利是图的本性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高盛在“狼群”中最为贪婪。
2006年7月，高盛入资西部矿业9615万元人民币，获得西部矿业10%的股权，之后在西部矿业上市前的增股中，高盛又一次增持。2007年7月，西部矿业登陆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10多天之后股价翻升5倍，成为有色金属板块龙头股，被誉为“中国股市之王”。在这辉煌璀璨的身后，离不开高盛在能源期货市场上的摇旗呐喊、大唱赞歌。
002008年7月，西部矿业的限售股解禁，高盛开始悄然减持，到2009年年中高盛通过减持套现，从西部矿业这棵硕大的摇钱树身上获利17.47亿元人民币，投资回报高达18倍。
为风险资本牟取了巨大利益的西部矿业自身却境遇迥然。一方面受金融危机影响，一方面被高盛等股东弃之不顾，西部矿业跌入谷底，遭到股民万般唾弃。
“物极必反”，历史在一次又一次地印证这个真理。
2007年9月，以生产“肝素钠”为主的家族制药企业海普瑞成为高盛的另一颗棋子。身为海普瑞第三大股东，高盛利用自身与北美最大肝素钠生产销售公司APP的特殊关系，为海普瑞打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
默默无闻的海普瑞由此一飞冲天。2010年5月，海普瑞以每股148元人民币的发行价登陆中小板，一举称霸A股。但是几天之后，海普瑞的“美丽面具”被渐渐撕开，丑闻四起。上市后4天便跌破发行价，其公司创始人被媒体戏称为“最短命的首富”。企图故伎重演的高盛陷入了“阴谋论”的重重危机当中，一时难以脱身。
中国证券市场的里程碑事件——中国创业板正式启动在2009年10月终于成为现实，资本有了更好的平台。很快，年轻气盛的中国创业板掀起了一股造富热潮，资本一夜暴涨的传说在中国创业板中屡见不鲜。
在创业板开启近一周年之际，据不完全统计，在113家创业板公司的发行前股东中，直接持股市值超过1亿元人民币的自然人有406人。王砚丹、杨可瞻： 《中国创业板造富神话： 406个家族身家过亿元》，2010年9月13日《每日经济新闻》，第6版。
在这场觥筹交错、熙熙攘攘的财富盛宴中，风投资本和中国企业争先恐后，人人想分得一杯羹。然而，对于初出茅庐的中国创业板而言，却可谓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其中隐藏的问题和危机不言而喻。
据统计，2010年有220家有风投背景的企业上市，其中大部分是在A股上市。境内外上市风投的平均账面回报率分别为12倍与3.5倍。王晓晴： 《项目价格涨两三倍风投行业暴利难持久面临洗牌》，2011年5月23日《深圳特区报》，第2版。同时，据清科研究中心最新报告显示，2011年上半年有风投资金支持的上市公司，为风险资本带来的平均账面投资回报达20.62倍。其中，境内上市的企业为VC或PE带来的平均账面投资回报为23.29倍，境外上市企业的平均账面回报为6.46倍。
在资本的灼烧之下，很多中国企业往往按捺不住浮躁之心，忍痛剥皮割肉放血，仓皇上市，却最终跌落深渊回天无力。
更令人咋舌的是，在境内与境外上市，获得的回报存在着巨大差距。这差距背后，是庞大而狂热的中国股民在为境内上市的资本高回报“慷慨”埋单。
“中国机会”
1995年，在中国私营企业500强的名单上，有一个叫“大午集团”的企业，其创办者孙大午一度有“河北首富”之誉。
2000年，这家“大午集团”在饲料、化肥、养殖、种植、教育、食品、旅游等领域全面开花，拓展农牧业上下游产业，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
如此迅速的发展，背后自然少不了雄厚的资金链。
让人惊讶的是，从1985年的小养鸡场起家，到2003年拥有上亿元资产，大午集团只从当地的金融机构获得过两次贷款，总计430万元。
对于如此大规模的企业，区区几百万元简直是杯水车薪。在无数次申请贷款被拒之后，“走投无路”的孙大午只有筚路蓝缕开启一条新的融资之路。
1995年，孙大午开始向亲朋好友借钱，向公司员工及其家属借钱。每获得一笔借款，大午集团都会开具凭证，并支付相当于当时银行基准利率2倍的利息，同时提供了随用随取的方式。很快，良好的信誉以及优厚的利息让大午集团吸收到了越来越多的存款，附近的村民纷纷把钱借给大午集团。
这种自创的融资模式被孙大午取名为“金融互助社”，成为大午集团身后雄厚的资本力量。到2003年，“金融互助社”的储户达到几千家，总存款上亿元。吕斌： 《孙大午： 在金融管制中跌倒》，载《法人》2008年第3期，第12页。
2003年5月，大午集团这个从未发生过任何信用纠纷的“金融互助社”，却被定义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孙大午因此迎来了三年牢狱之灾。
在当事人孙大午“我无罪，但我服法”的无奈长叹中，在知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为这场“没有受害人的非法集资”的奔走相救中，在联想集团柳传志勉励孙大午“渡过难关”的亲笔致信中，我国民营企业融资的艰难与尴尬可窥见一斑。
中国民间有巨额的存款，中国企业却有巨大的资金缺口。软银赛富合伙人阎焱所言的这种中国式的“资本市场效率低下”，不仅间接催高了风投资本在中国项目的回报，更为风投资本提供了无比广阔的市场空白。中国民营企业融资渠道的狭窄，使得众多发展中的企业“求资若渴”。
2003年年末，在“孙大午案”事发后不久，中国金融资本改革传来利好消息。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其中提到：“扩大直接融资，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完善资本市场结构，丰富资本市场产品，规范和发展主板市场，推进风险投资和创业板市场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