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完全由市场利润牵引的家族企业，为温州资本的扩散奠定了长远的基础。
再次，股份制企业模式，让温州资本的形态呈现现代化之势。
毫无疑问，家族企业目的直指尽快赚钱，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但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即进入平稳发展阶段后，家族式管理的成功因素会发生转化，进而转化为企业发展的障碍，也钳制了温州资本的扩散。
为此，很多温州家族企业开始探索股份制模式，而这一现代化元素的引进，也将温州推上了现代化之路。
数字即是有力的证明。在温州乐清市，上世纪90年代中期股份制经济比例占到70%以上，股份制工业企业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85%。股份制经济，给乐清工业的资本带来了“艳阳天”：1997年1-7月，乐清全市实现工业产值92.6亿元，与1996年同期相比增长23%，其中，股份制工业产值为78.71亿元；各类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37.6亿元，其中股份制企业为33.16亿元，占总量的88.2%。
在股份制企业中，大量的消费资金被转化为生产资金。资本持有者成为企业股东，人们的消费观念和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会将手中的绝大部分资金投入企业，用于扩大再生产，即“集百家钱财，富一方经济”。据资料表明，在柳市镇1200多家股份合作企业中，50%以上的投资资金来源于当地居民的闲散资金，有些企业甚至达到90%以上。
最后，温州资本的全国化以及国际化，让其内核无限倍扩散。
从诞生之初，温州企业就与全国市场紧密相连，温州人很早就四海为家，在全国各地谋求发展良机。他们在全国各地构筑了庞大的温州产品市场销售网络，在当地落地生根创办实业，建立在外温州商会组织，一系列“温州城”、“温州贸易中心”、“温州村”等以温州为主的商业组织在全国各地甚至国外密集出现。
此外，随着温州资本的壮大，向外流动的不再仅限于商品和人员，还有越来越多的资本。2002年9月，温州资本集体下注巴中和自贡，35个温州老板与这两个城市签下35单投资，共投下15亿元，涉及工业、农业、教育、房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在苏州娄葑镇的招商会上，温州企业当场签下7个项目，投资资金多达2亿元……
资本的扩张是没有疆域的，也不会轻易听下脚步，温州资本在国内开疆拓土的基础上，另一条腿还迈上了全球扩张的道路。正泰的资本全球化战略已经从美国硅谷建立技术开发机构开始，德力西也实施了目标明确的全球化战略，立志成为世界电器巨头……将产品销往国外，已经不足够描述温州企业的国际化战略，更高层次的则是开始思考如何整合全球资源。
温州资本原罪论
所谓原罪，原意是西方人信奉的一种教义，指的是人生下来就有洗脱不掉的“罪行”。而企业的原罪，往往集中表现在企业壮大之初的第一桶金的获得方式上。
“标准石油公司让祖父发了大财，也许成了美国最富裕的人。在他的大半辈子，他同时也是最遭人痛恨的人之一。通俗小报抨击标准石油公司的经营活动，指责它犯下了诸多罪行-包括谋杀，因为它毫不留情地致力于清除所有竞争力量，完善自己在石油行业的垄断地位。”
洛克菲勒孙子戴维，在《洛克菲勒回忆录》中如此诠释他的石油大王祖父。在一个竞争无序的年代，什么样的竞争都是合法的，什么样的经营活动都是合法的，没有反不当竞争法的出台，更没有反垄断法的问世，洛克菲勒何罪之有？
原罪之复杂，其实远非仅仅用“有”，还是“没有”所能讲清楚。温州民营企业家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从特殊年代的“资本主义尾巴”，到改革时代的先行者，以至到今天的经济增长英雄。他们身上的正向砝码不断增加，从边缘走向主流，从灰头土脸到鲜活光亮。光环越大，光环下的阴影也越大。社会不断质疑温州人曾经聚敛财富的正当性，由此原罪浮出水面，成为温州资本头上拿不下的紧箍咒。
经济发展，大浪淘沙。人处其中，难免心生迷茫，走错方向，失足而成千古恨。与人心态相同，有关创造财富与分配财富的改革，在迷茫中探索发展。每一步前行都是危险的，引发危险的背景却是深刻的。但是在缺乏善恶感的时代，面对“摆脱贫困”的主题，一切道德的价值评判都显得苍白无力。
有人说，温州人胆子大是因为实在没什么好怕。比如泰顺就出过这么个匪夷所思经济案件：当地农民向全国的国营企业投递信函定购各种二手机械设备。设备到了后当即被就地倒卖。然后，那些农民在报纸上用假名刊登死亡讣告，等外地企业上门来讨债时，有人哭丧着脸把讣告拿给讨债人看：人死了，向谁催债？一个村庄的农民全部参与了这场黑色幽默的诈骗游戏，当地也因此形成了浙南最大的二手机械设备交易市场。
的确，早期一部分温州人在经商上表现出来的智慧和狡黠，截然不同于强取豪夺，却将资本积累过程中没有伦理底线的狡诈与粗暴，演绎得尽致淋漓。温州人就像搏命的鲶鱼，出现在每个可能盈利的领域。他们贩运小商品、炒卖房产、去山西承包小煤矿、在陕西打油田、到新疆倒棉花。他们是最早的商业活动实践家，也是最早的走私者。国家对外开放，沿海壁垒一除，走私迅速成风。第一波走私潮起点便是温州和潮汕。
1980年，温州成为全国走私最猖獗的地方。一艘又一艘的走私渔船把境外的手表、服装、小家电和小五金偷运进来，在乐清、苍南渔村上岸。胆大包天的温州商贩背着走私商品沿街兜售，甚至走出了温州，走进了上海。这一批人一定程度上依靠走私，完成了最开始且并不光彩的原始积累。
当第一个人违背“禁止捕鱼”的指令下水摸鱼时，众人皆观望，结果下水者安然无恙，第二个人随即下水摸鱼，开拓者只尝到甜头，并未受到惩罚。随后，众人跳入水中冒险摸鱼。先行者的模范作用，及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让原罪不断蔓延，成为经济中的常态。走私品大受欢迎，走私成为一种暴利的商业行为。愈来愈多的温州人争先恐后，加入到走私的行列，形成团伙，公司化操作。最疯狂时，几乎所有温州渔民均放弃正业，参与其中。狡猾的他们在渔船上修一个夹层，或用大塑料包密封拖在海水中，让边防人员根本防不胜防。不过，在闭关自己的年代，走私盛行的短短几年里，聪明的温州人借助模仿“舶来品”工艺，的确提高了温州小作坊工业的水平，提升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当然，这种产品升级方式无疑是历史给温州人开的玩笑。
有关原罪有罪否的争论不绝于耳，有人说“罪”就是“罪”，不可饶恕；有人说“罪”前面有一个前缀——“原”，不追究也罢。悉数原罪履历，多是人们与贫穷的角力。可温州的“走私”这样被道德、法律所不容的野蛮致富行为，无论头上顶着多大的“原”，又是多大程度的贫穷所驱逐，不可能逃脱被讨伐的命运。
面对财富的诱惑，为数不少的人利欲熏心、急功近利，他们一夜暴富，大多数却始终未能逃过整顿。但与此同时，也有数量相当的人选择脚踏实地，他们踏出的每一步都是行程弥坚，与那些走私的商贩相比，其风向更健康、积极，坚持得也更为长久。
“外面的世界更精彩”，温州人的确很聪明，他们即使还是草芥，还不风光，就学会高瞻远瞩，跨出温州的门槛，把外界资源运用得如鱼得水。当然，哪里资源丰富、商机富足，他们就更愿意把创业的坐标原点定格在那里。
1979年3月26日，宁波-温州-香港海运航线通航，李中方和李中坚兄弟就坐上轮船，顺着海路一直向南到了香港，赤手空拳开始“打天下”。
香港社会经济的发达与城市浮华与温州简直天壤之别，这种强烈的反差，直接刺激着两兄弟的感官神经。最初，他们只能靠帮助贩卖饮料勉强维持生计，每天住在四五平米的“贫民窟”接触最底层的群体，尝遍人间冷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