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三面环山，一面向海，如《山海经》所云：“瓯居海中。”建城史应追溯于公元323年。晋明帝临海立郡，统永宁、安固、松阳、横阳四县。当地人请出寓居永嘉，以精通卜筮之术闻名于世的学者郭璞“为卜建郡”。郭璞过江登山，眺群山错立，似北斗星座，提议跨山建城。相传建郡时，有白鹿衔花腾空跨城而过，所到之处鸟语花香、祥云腾飞。人们认为是祥瑞之兆，温州又名为“白鹿城”。时光流逝，白驹过隙。永嘉建郡，至今日1680年有余。经无数兵戈灾变，城址位置及范围始终未变，“温州”名沿用至今。
大唐天朝，四海升平，国力强盛。温州和海外的交流逐渐频繁。因慕温州风土，李白留有诗句《孤屿诗》：康乐上官去，永嘉游石门。江亭有孤屿，千载迹犹存。但温州真正的繁荣是始于宋朝。宋室南迁，偏安东南之隅，虽被后人所不齿，可因此机缘，给温州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灿烂——宋商品贸易和对外交往大都依赖海上。商品经济气息浓郁的永嘉学派在那个时代异军突起，不妨视为温州商品意识天然浓郁的极好佐证。不过，这个宋元之间的“六朝繁华地”，明、清以来却凋零冷落。两朝政府实行海禁政策，温州沿海全线内迁。从此，温州鱼盐之利尽失，海上贸易处于停滞状态。
1892年8月31日，有关温州工商概貌的报告第一次出现在欧洲人的办公桌上。一位英国人煞费苦心的在报告中写道：温州拥有许多有利的条件，使之有希望成为洋人在中国的居住地。气候温和有利健康，靠海空气清新……但在伦敦英国海关总部堆积如山的文件里，这份关于温州的报告并没能引起欧洲人的兴趣——那里的贸易业绩一直很不出彩，令人失望。
社会大环境的闭塞造成温州衰落，一个商贾云集之地，昙花一现，消失在历史的苍茫中，沉闷数百年。解放后，“五十年代是前线，六十年代是火线，七十年代是资本主义黑线，”一句颇具诙谐的顺口溜道出了温州的尴尬与温州人的郁闷。这三十年，温州人饱尝的苦难，可谓冷暖自知。
权威部门统计，建国后到1978年，国家对温州累计投入5.95亿元。以温州七百多万人口计，平均每人每年仅人民币2.83元。因此，改革前温州也是国有经济比重最低的城市之一。1978年，温州国有工业总产值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远低于全国百分之八十左右的比重。加之交通不便，距离其他发达城市距离较远，温州农村难以得到城市经济有效辐射，乡镇企业工业总产值只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11%。这些客观现状作为日后“温州模式”形成条件日积月累，积淀下来。
可以想见，恶劣的生存环境必然使民间“反叛”的冲动由一种可能性演化成一种必然性。历史的机缘终于再次垂青温州。一批在规则的“边际”，若即若离地保持着适度灵活性的个体迸发出不可限量的潜力。温州也在彷徨中找到一条似有似无的起跑线，一个不偏不倚的历史位置。长此以往，温州扬眉吐气，备受瞩目，以叹为观止的节奏走向繁荣。
1978年，就正是温州打破旧制度的刚性约束，冲破种种阻碍，掀起这场经济新革命的起点。
不管文字描述的怎样天花乱坠，温州毕竟只是个弹丸之地。1978年以前，在这个国家经历着大动荡、大迁徙，其近代史前所未有的复杂、曲折；许多人的生活大起大落、悲欢离合时，温州与国家相互间的前途却拉开了巨大落差。它默默无闻，甚至几乎不为外界所知。可除去一段浮华且值得渲染的历史，偶然交织着必然也能产生出闪光瞬间。有些人就意志坚定地相信，在1978年之前接近三十年的时间内，温州绝对有可歌可泣之处，更有值得书写之人。
与城市相比，中国改革开放的破冰之旅始于农村希望的田野上。城市处于权力的中心，他的肌体更为复杂，利益犬牙交错，改革步子始终难以迈开。所谓，大变革的机遇，小村庄的现实。所处的基层位置给予了农村干部更多相对的自由和可实现抱负的空间，身上的政治属性也让这群人时刻留心并揣摩着权力最高层领导人的每一句正式和非正式的言论。
正如此，安徽凤阳小岗村农民秘密签订契约，集体耕地承包到户，才会十分风光地记录进中国的改革史。但从更长的时间范围内看，1956年5月，温州永嘉已出现包产到户的端倪。当时，26岁的永嘉副书记李云河目睹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矛盾和弊端后，深思熟虑，与戴洁天悄悄试验中国农村第一次包产到户。
农民的积极性被空前调动，经验在温州地区得到推广。现在看来，李云河的一切做法都不足为奇，但当时却是“大逆不道”。人们对此议论纷纷，有些人更是公开发难。温州地委机关报《浙南大众报》指名道姓批评李云河主导的包产到户是“打退堂鼓”。不服气的李云河撰写长达5500字的专题报告发表在浙江省委机关报《浙江日报》，作为反击。
左倾思潮恣意奔流，这场意义深远的有益实践和顽强探索终究在不到两年后被打入“冷宫”，匆忙地被打上苦涩的印记。而两张批判李云河的大字报，则极具创意。第一张大字报“言简意赅”，省人代会期间，贴在杭州红楼招待所：
包产到户
产品性质：资本主义
产地：浙江永嘉燎原
发明创造者：永嘉县委副书记李云河
检验员：林乎加
产品鉴定机关：浙江省委
推销员：浙江日报
第二张大字报出现于文革，立场“鲜明”，文字“精彩”：
李云河在农村搞包产到户，在工厂搞包工到人，在家庭包娘教子！自己讨个老婆姓包，李家三兄弟讨的老婆都是包、包、包。
李云河靠“包”起家，靠“包”成家，日夜出入“包”府大门，简直被“包”迷住了心窍！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也公开评论，四次点名李云河，指责“做法错误”。最终，李云河被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划为右派分子，劳动改造。之后每次运动，他都被当作“包产到户的罪魁祸首”批判。而包产到户“始作俑者”县委书记李桂茂被撤消党内外一切职务，行政13级降为16级。县委常委韩洪昌，撤消职务，当作“漏网大右派”批判。县委农工部秘书长潘长平，开除党籍、政籍，送去劳动教养，最终家破人散。
最悲惨的是戴洁天。他被戴上右派和反革命两项帽子，送回原籍管制劳动，其子女的户粮关系全部迁往农村。当年法院刑事判决书如此写道：被告混入革命队伍，利用职权上之便利，首创包产到户，丑化集体生产，积极推广单千，使全县42%合作社受影响。同时被告污蔑粮食政策，“农村混乱是粮食问题”等等。为巩固合作化，维护粮食政策顺利实施，特依法判处被告戴洁天管制3年。
正是“包产到户”在土地严重缺乏而观念转为领先的沿海地区，将大量闲散人口从土地束缚中解放出来。他们自然地进入工业制造领域寻找生存的机会，从而直接诱发社队企业的意外崛起。所以，有人说，某种意义上，中国民间公司的庞然生长，逻辑根源上可以从小岗村开始追寻。那么，如今唯一能告慰李云河等几位当事人的是，他们先知先觉的改革尝试比1978年安徽小岗村农民惊天动地的“包产到户”实践，整整早了22年。
李云河“农村试验田”中途夭折，可并未“杀鸡儆猴”，斩断温州人革新的基因。那时，中国更多的区域随波逐流，并未依靠自身的力量尝试去扭转命运，从而在关键时刻错过了一趟车，后来就趟趟被落下。只有温州等少数地方，以生存的欲望再加上成长的希望，构成起跑的原动力，尽管结局壮志未酬。但在此种意义上，如果浓缩单个温州个人的奋斗史，或许可以窥见一群社会底层人物的成功史。
这些沉沉浮浮的草莽人物，一样构成了推动温州经济前行的有力步伐。比如余阿寿。李云河轰轰烈烈搞包产到户那年，22岁的余阿寿当了东方红鞋厂一名正式工人。
1948年，余阿寿十二岁，一位亲友告诉他：阿寿，你现在长大了，没爸没妈，要学门手艺，自己赚饭吃。他的母亲在抗战时逃乱到乡下得病去世，父亲因刺激患重病生不如死，弟妹以百斤谷换给人家。八岁开始，余阿寿卖糖果、卖水果、卖柴禾、卖草药、卖草纸。两天吃一顿饭，其余只能喝冷水充饥。
进厂后，生活并没有好转。他大病一场，欠了厂里70元钱，这已然是笔重债。不得以，他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在家做鞋，而被厂里除名。为生计，他贩卖海鲜。某年冬天，他出海进货，天气骤变，大雪纷飞，当晚一个人在海上差点冻死。第二天被人发现时意识已经不清。
1978年，余阿寿感觉自己不该当鱼贩，而应该做皮鞋。他举债租下一间10平方米的店面，摆起鞋摊，一天做三五双皮鞋。牛皮是一类物资，由公家统购统销。温州近郊农民偷偷摸摸，夜里用小船运牛皮进城贩卖。这牛皮为“阴间皮”，有人卖了几张给余阿寿，却遭人检举。他被隔离盘问，还被抄家。万般辛酸涌上心头，余阿寿想一死了之。理智战胜了对未来的恐惧，他还是继续战战兢兢做皮鞋，并且带上了徒弟。十六个嫡传弟子，有十五个后来当上鞋厂老板。
有人说，温州民营经济的萌芽是一场意外，或者说是预料中的意外事件。可当市场大闸被小心翼翼打开后，自由的水流渗透了进来，一切就已经变得不可逆转。所以，计划经济的裂缝萌生了温州私营经济最原始的市场主体：离土的农民、乡企的分离人员和国企退休人员。他们在时代的感召下，以懵懂的姿态，茫然或有意识地走上个体工商户的道路，积攒原始资本，为今后的从商之路埋下伏笔。
5月，《光明日报》刊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文章引发全国上下一场声势浩大、旷日持久的争论，包括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陈云、胡耀邦等政府高层领导无一例外未能置身事外。尽管如此，温州那些草根创业者们似乎根本不知道整个国家发生着怎样石破天惊地大事。不过，不知是否是历史的巧合，“真理大讨论”逐渐走向高潮时，柳市最热闹的后街水果店中，悄然出现了一家低压电器门市部。
柳市自古有经商传统，诸如前文所言的大王们无一例外来自温州柳市。北宋王存《元丰九域志》记载：“乐清有柳市、封市两镇。”柳市地处独龙岗，水边岸头杨柳成荫，镇上有武桥、龙首桥，两桥之间有一棵千年大柳树，如一团绿色的云，遮盖了一方天地。乡人多聚此树下交易经商，年长日久，逐渐形成了固定的市场，从而成为自然集镇。
六十年代末，柳市最好的劳动力，一天只能从生产大队挣到0.57元。最差的收入还不到4分钱。人人都清楚无误，不论做什么，活下去才是第一要务。由此，十六七岁的女孩子毫不害羞地坐在马路边补鞋。不知不觉，一片民间创业汪洋中，泥瓦匠、木匠、弹棉花、补鞋等做劳力的群体竟然发展到十万有余，简直蔚为壮观。
再后来，农民陈维松、陈庆瑶等兄弟11人，集资2200元，购置冲床、台钻等简易器材，创办五金电器制厂，获利甚丰。终于，一笔天文数字——淮北矿物局汇给陈家兄弟厂35万元汇款，震惊了当地政府。投机倒把办公室强制该厂全体职工集中参加“学习班”，半警告半威胁地告诉“赚1000元坏分子，赚5000元坐牢子，赚10000元杀头子”。学习班结束，陈家兄弟遣散人员，工厂倒闭。时至今日，陈氏已为当地第一家族，虽然有关这段惊心动魄、事关生死的创业典故，连家族中的长者都渐渐淡忘。
个体经商实在算不上是件体面的事情，相反只要在国营厂，无论什么样的职位，全家与有荣焉。时任柳市工商所长的胡万昌有这样一段经历，他一天去国营商店买东西：
“饿了，有馒头吗？”
“没有！”
“这不是馒头吗？”
“这不是馒头是面包！”销售人员非常粗暴。
正是如此，当柳市第一家电器门市部在一片水果店的包围中出现时，显得扎眼而突兀。负责人吴迎春，36岁，野心勃勃且心比天高。此后，以门市部结合家庭作坊，这种温州式“前店后厂”逐渐由1家增加到300多家，从业人员超过5万。而“八大王”事件后，它们一度元气大伤。
这些无依无靠的柳市个体户们势单力薄，总是委婉恳切。他们既刻意维持自己低微的尊严，又因面对悲怆的现实而选择低声下气；他们不遗余力地想尽办法追求温饱的生活，但环境的残酷却总让其无奈。但是，他们总要活下去，如蝼蚁般顽强地活下去。于是，大多数没有本钱的人选择了为五金电器业务跑供销：新华郑元孟出身赤脚医生、天力管件的柳知春出身铁匠，均做过供销员。有统计数据称，今天绝大部分40岁以上的柳市老板都当过电器供销员。
不管怎样说，即使困难重重，1978年还是应该算柳市个体户的黄金时期。穷困的人们如同一夜之间确定了人生理想。偷鸡摸狗的不务正业者学会了扎花圈，爱赌博的混混也有模有样地做起了摆摊的买卖。八大王之一的刘大源记忆中，“柳市迎来建国后治安最好的三年。”可见，经济，这个日后被保守主义者一在指责为“导致到道德下滑”的元凶，也是无形的道德规范者、社会秩序维持者。
当时，最热闹的前后市街，八大王彼此店铺相邻。而此后十多年才声名鹊起的正泰南存辉刚辍学不久，在“目录大王”叶建华店门前练摊修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