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人头顶上，是国家即将掀起改革大潮的政策。虽然遥远到也可及，不过需要时间的层层传递。可是，另一方面，倘若没有温州人被脚下诸多负面因素所激发的种种创业激情，单靠政策的渗透，温州经济不知要慢下来多少节拍。
卡尔·波普尔曾经讲过：人们选择民主，并不是由于它的种种好处，而是为了避免暴政。某种程度上也许就可以这么说：温州人之所以选择民营经济，也绝非他们从一开始就辨析地看到了它的种种优劣，而是为了脱离贫困。这是一种无关乎理想的人性本能，是跳跃在温州经济躯体内最为朴素而核心的自由精神。
如果能对自己的人生重新规划，胡成中会选择读完初中、上高中、考名牌大学，用知识来改变命运。人生没有假设，失学少年的他只能看到同学们背着书包兴致勃勃地上学而心里阵阵难过。但是，生活总是贫苦不堪，又怎么能有更高层次的追求呢？对于饭都吃不起的人来说，读书简直就是一种奢侈和浪费。穷则思变的冲动与遥不可及的大学梦无疑发生了不可扭转的冲突。
今天是残酷的，明天是残酷的，可后天是光明的。正是看到了未来的曙光，胡成中憧憬着自己走南闯北跑供销。愿望愈发强烈，带着姐姐给的200元钱，终于他平生第一次乘上了开往长沙的火车。
日后成立德力西的胡成中
长沙郊区的乡村土路上，胡成中背着样品在泥泞中艰难跋涉。馒头和水背在身上，一般在村户家借宿，实在找不到住的地方，找个草垛也能过夜。年末，为了推销低压电器，胡成中已经在长沙郊区85个村子的抽水站间连续跑了十几天。远处驶来一辆拖拉机，他拼命追赶，可拖拉机还是驶了过去。他只能在寒冷中耐心等待搭乘下一辆车，载他到下一个推销地点。一天夜里9点，在公路上冒着刺骨寒风等了4个多小时，胡成中才吃力地爬上了路过的运煤车。此时，他心中唯一的心愿是能喝上一碗热开水，能在两块钱一夜的通铺上肆无忌惮地睡一觉。
这天，胡成中赚了100元。那年，中国农民的贫困线是年纯收入100元。
三十年回头看，如今生意做的呼风唤雨的温州民营企业家中，少有正规大学毕业生，更不要说是改革开放后第一、二届77、78级的大学生。当然，命运加诸其身的枷锁开始显现松动的迹象时，温州也有人没有片刻犹豫。他们一把抓住了机会，何况机会来得是如此恰如其时。
上一年8月，复出一个月的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由于他的果断，10月初，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招生工作文件；10月中旬，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校招生意见，恢复全国统一考试，凡工人、农民、知青、干部、应届高中毕业生均可报考。
高考是弃旧图新的标志。
求知的火种蔓延到角角落落，进入千家万户，把十年文革积郁在人们内心的苦闷、抑郁一扫而尽。恢复高考的时间非常仓促，仍有1160多万考生带着积聚了十年的饥渴和梦想，从四面八方涌向久违的考场。
这一千多万人中，有日后中国英语培训教父级的人物俞敏洪，有“家电三雄”黄宏生、李东生与陈伟荣；有工人马蔚华，21年后他接管中国最好的商业银行招商银行；有青年教师段永基，他考上北京航空大学研究生，而后崛起于中关村数十载……于是，人类有史以来声势最浩大的一次考试如火如荼地开始了。让人惊讶的是，“文革”对经济造成的破坏竟使国家一时拿不出足够的纸来印考卷，于是中央决定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不难想象，决策者当年做出这一抉择之艰难、所需魄力之巨大及其意义之深远。
资料显示，温州参加考试学生15326名，其中525多名学生考上大学。各地政府纷纷张贴红榜公告，一时间人们奔走相告，气氛好比是当地出了状元，热烈又喜庆。金榜题名的考生中有两位叫周庆治与高天乐。
因文化大革命耽搁，周庆治23岁才得以参加1978年高考，录入杭州大学历史系。
“四人帮”统治的那些年，不搞政治投机，脚踏实地，想通过高考改变人生的青年们却始终报国无门，虚度十年青春。正因如此，周庆治非常珍惜高考恢复后所获得的机会。他勤奋好学，经常熬夜，营养又长期不足，所以面色苍白，被同学戏称白面郎君。
杭大历史系在浙江地产界地位特殊，不少风云人物都出自该系。而非常巧合的是，十年后，周庆治的南都集团在杭州房地产圈最大的竞争对手——绿城宋卫平，与他恰是历史系82届同班同学。
鱼跃龙门，江鲫飞跃。四年毕业，周庆治的命运的确发生了裂变。一纸文凭助他进入浙江省委办公厅任职。一脸面善的周庆治在省委办公厅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为十年后操盘杭州房地产积累了丰厚人脉。
温州众多民营经营者中，高天乐是为数不多创业前就拥有大学学历的企业家。60年代，他出生于柳市，一个草莽崛起的地方。上初中时他利用假期卖棒冰、卖水果，可以分毫不差地算出价格。高家父子还常晚上出门打鱼，白天由高天乐上街兜售。
高考恢复后，高天乐学习成绩突出，不愿放弃考试机会，提前一年参加高考。他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温州师范学院数学专业。毕业后，他回柳市镇中学执教七年。七年间，与高天乐年龄相仿，且从小熟识的胡成中和南存辉的事业已经小有成就。
任何时候，经济的发展都是上下合力的作用。如果少了政策的支持、行政的力挺，那些散落在温州各个角落的商贩、小作坊主乃至刚刚被财富催生起来的“暴发户”，恐怕在社会的词典里只是一群“乌合之众”，即使凭借一时的锐气把天捅个窟窿，也难以与经济主流接轨。
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京西宾馆举行。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作了总结讲话，“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全会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国家经济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从全会召开算起，改革开放的30年，最终被证明是经济改革与社会变迁的30年。
令人亢奋的冬天，留下了奋斗者的回忆。若将十一届三中全会放在历史的坐标轴上进行评价，即使时间的纵轴再延长几倍，都不会缩小它的贡献。许多敏感的青年开始懂事，三十年后他们将成为中国民营经济赫赫有名的人物。虽然他们对于这个冬天发生的事情反应各不相同，他们的一生也会耳濡目染，亲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各种大事，可对他们而言没有谁能轻易忘记十一届三中全会时他们的处境。不妨看看这份名单：
李如成，父亲被打成右派且进了监狱，他和精神崩溃的母亲以及四个兄妹无法返回上海，只好用返城补助款，开了一家乡镇企业：青春服装厂。
潘石屹，“右派”父亲平反，一家人从农村户口变成城镇户口，将搬往县城。回城前，潘家长子潘石屹必须将家里粮食拉到县城粮站交公，换成省粮票。200多斤粮食，一辆平板车，20多里土路，一米四几的14岁“小潘”，“两个坡道怎么拉也上不去，只好在路边等人帮忙。”不久，他转学到县城高中，“从农村到县城，感觉到生活很有希望。”
牛根生，一出生就被父母卖了，十四岁失去养母，十九岁失去养父，这名苦孩子在全会后成为呼和浩特大黑河牛奶厂的一名养牛工人，不再挨饿、受冻和申请救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