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就是地缘政治因素。例如伊朗核问题已成为影响国际油价最重要的因素，其不仅直接增大了供给中断的风险、推升了油价，也间接提高了黄金市场抗通货膨胀的作用，提升了金价。而长期来看，由于未来20年亚洲的能源需求占全球需求的比重将翻番，资源争夺问题将进一步导致资源地缘政治关系日益紧张，总体上将促使一些投资者买入商品以求避险，从而推动商品价格的长期走强。
可见，后危机时代，所谓“失灵”不是大宗商品“价格失灵”，而是判断价格的坐标正在失灵。大宗商品价格从供求决定论转向由供求、金融、地缘、货币等撮合而成的复杂的对角线。其中，尽管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涌入大宗商品市场，而且根据国家发改委相关部门对国际原油的分析，在原油价格走势中已有30％是金融炒作的因素所致，但在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方面，起主要作用的仍然是供求关系，金融投资、地缘等因素权重的上升只是推波助澜地加大了波动的幅度或离散度，令对角线把握更难。
站在中国的角度，“价格失灵”其实也是个伪命题。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滞后强化了“中国需求增加——大宗商品涨价”的逻辑链条。先是为了应对危机，4万亿元的政府投资和2009年下半年开始的房地产投资的加速，以及汽车、家电和电脑等消费的增长，拉动了钢铁、水泥、石化、电力等企业的高增长，以致在全球铝、铜、锌、钢铁和石油的消费增长中，中国的贡献都超过了50％；而接下来的地方建设高潮(重庆、湖北、河北等地纷纷推出的投资“大跃进”计划)无疑更增加了中国对于全球资源的依赖程度。另一方面，资源要素价格改革的滞后以及商品期货等金融发展的滞后造成价格机制的不顺畅、不完善，“中国需求”与“中国定价”的不匹配。例如，在铁矿石市场，尽管“中国需求”目前占据着超过50％的比重，但一盘散沙的中国钢铁业在价格谈判中屡屡被动。如今，随着铁矿石定价日趋指数化、金融化，中国或又将掉入新的衍生品陷阱。国内期货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参与国际金融衍生品市场时的经验匮乏已是中国企业的普遍软肋。反观国内猖狂的农产品投机行为，让蔗糖等国家战略性物资定价权旁落，也令受灾地区的经济雪上加霜。事实上，游资的“制胜法宝”在于对市场信息的掌控，这并非行政力量“严控价格”就能够治本，明晰市场预期、完善期货市场才能对不对称的投机现象加以对冲或约束。
显然，面对大宗商品的快速上涨，与其说“价格失灵”，不如说“中国失灵”。而辩证之处在于，福卡一直认为能真正遏制中国经济增长势头、调整发展结构的宏观调控者之一就是价格(其他还有环保和维权)，其不仅可以修正过去被人为扭曲低估的土地、能源、劳动力等要素价格，倒逼产业结构升级，还将进一步削弱行政力量对资源配置的干预，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以国际铁矿石定价机制改革为例，国有大型钢铁企业垄断的长协价格、享有的成本优势将不复存在，导致其不得不面对和民营企业（简称“民企”）齐头并进的局面。说到底，没有不对的价格，只有过了时的分析框架和角度下的被动与盲目。
“金融中心”已不再是个空间概念
京、沪、深三地围绕金融中心的争夺由来已久，与此同时，各区域金融中心的纷争也引得无数“诸侯”竞折腰。天津在明确“国家级综合改革配套区”地位以及滨海新区获得许可搞金融创新后，很快便从北方金融中心的争夺战中脱颖而出，顺理成章地加入原来的“三城演义”。再加上原本就有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香港地区，京、津、沪、港、深“五城争霸”的好戏正在上演。要论谁能最终胜出，还得先从几个坐标维度进行分析。
从空间坐标上看，五个城市各有理由成为金融中心。京、津是北方经济的“双龙头”；深、港背靠珠三角腹地，在南方经济中的地位无可替代；而上海则更是具备了独到的地缘优势，不仅是连接南北经济的重镇，也是国内外经济交往的关键枢纽。在空间坐标的争夺上，各个城市都有优势，难以简单分出高下。但是空间坐标之于金融中心的意义，在21世纪信息技术之下的权重已大幅下降，因此纠缠于空间争夺的意义已经不大。
从行业坐标来看，当前中国金融已经突破单一的银行业态，呈现“银行+混业、证券+期货、投资银行+基金、私募+钱庄”的多元化格局。但现有的金融中心争夺战大多围绕银行作为争夺的中心，如北京将“四大行总部所在地”引为筹码，上海不断出政策吸引四大行总部南迁等，本身就是有失偏颇的。事实上，金融行业并非一成不变，组织创新不断地引领金融业态进化，新金融机构的特征是“章鱼型”的、通吃跨行的，绝非固定形态，商业银行可以变投资银行，也可以变私募，且这种衍化正在呈现加快态势。在此推导下，成为金融中心的关键并不在于吸引某种金融机构如银行或基金的数量多少、规模大小，而在于谁能为金融组织提供更为便利的创新条件，那么它胜出的概率将极大增加。
从时间坐标看，工业文明背景下，社会经济的主体是实体经济，金融更多发挥的是为实体企业提供资金融通的作用，金融交易相对简单，金融中心是工业经济对资金融通效率提高要求的产物，由此，金融机构集中可以降低经济运行的成本。当资本流转超越实体经济的需要时，金融便从工业文明派生而出，虚拟金融可以与实体经济脱钩，进行自我循环，此背景下产生的金融中心更加强调自由的理念，其形态也不再受实体经济的束缚。比如传统的金融中心纽约市的华尔街，近年来已开始跨出国门，在世界上广泛联网结盟，现在华尔街的实质已经是遍布全球的网络体系以及足以影响全球经济的政策来源地。而英国的伦敦金融城就是在金融大爆炸背景下产生的经典金融中心，它与原来的伦敦金融中心最大的不同就是放开了资本的管制，它之所以诚邀上海进行金融合作也是在尝试对其金融中心形式进行突破变形。
综合上述三个坐标分析，吻合时间坐标是设立金融中心的前提，随着人类文明时间坐标的推移，金融中心的形式、外延都在随外部条件而变化。在此条件下，遵循行业坐标则是打造金融中心的必要条件。相对而言，在信息技术及金融大爆炸背景下，空间坐标的意义则在淡化。反观现有的金融中心抢夺和争论，仍停留于工业文明背景下的金融中心地理位置与传统金融业务范畴，与时代要求存在较大错位，这也是上海金融中心规划迟迟无法兑现的根本原因。
从中国经济的时间坐标看，连续两年的股市井喷拉开了中国金融泛化的序幕，改革开放30年产生的大量资金囤积资本市场，积蓄着金融大爆炸的能量。从目前金融条件分析，香港地区由于深厚的历史积累具备领先优势，但内地拥有后发优势，将获得更多的落差机遇。根据国际经验，“金融大爆炸”会使银行储蓄占金融资产比例下降到50％左右。当前，中国居民金融资产的70％~80％仍放在银行，股票和基金只占20％~30％，显然，储蓄将继续搬家，但它们受制于资本项目未开放，只能在内地市场进行。从内地几个城市的金融基础设施和发展条件看，只有上海具有完备的承接爆炸的条件：中国人民银行第二总部已经在上海就位，外资金融机构大量落户，股票、黄金、货币等交易所都在国内占据领头地位，特别是金融期货交易所也即将开业，差不多涵盖了从高端到低端、从监管层到各种金融机构的广泛领域。由此，金融中心凭着这一历史机缘将在很大概率上落户上海，而不是通过和其他城市拼政策优惠、硬件建设而争取得来的。金融大爆炸“炸出”的大量剩余资本及一定量的金融工具才是金融中心产生的必备条件。但问题是届时落户的金融中心究竟是什么模样？
历史经验表明，是先有金融才有中心，而不是先有中心才装进金融，正如当年美国最初的投资者站在华尔街的梧桐树下进行股票买卖时，并不是为了一个世界金融中心的出现，仅是为了交易的方便。后来发展起来的金融中心大多在一个地理范围之内画地为牢，其原因也主要是为便于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流沟通，同时能够促进为市场需求而建立起来的客户关系。在那些地方成为所谓的金融中心之前，我们并不知道金融中心本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仅仅当这些城市扮演了世界上重要的金融活动的集散地之后，我们才把它们称为金融中心。
随着金融业态的日益多元、网络信息技术的日益发达，交易成本日益降低，当今金融生态已经不需要扎堆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各种新型的金融业务可以方便地搬迁，不像传统的银行、证券交易那样必须相对固定，如大量的私募甚至可以居无定所，四处游击。相应地，金融中心的概念也在发生变化，开始突破地理意义的中心概念，而呈现网络化。同时，有形金融中心的弊端也在显现，比如由于太过显眼而易成为恐怖分子袭击的目标(“9·11”事件中世贸双子塔被摧毁，极大地打击了美国的金融中心)。
因此，尽管原来有关方面用心良苦地在上海浦东陆家嘴进行了大量硬件建设，但那并不代表金融中心，因为新的金融业日益呈现时空无限制和手段多维化，自发地会有其“中心”逻辑：金融标准制定能力、业务网络集成能力、金融机构创新能力以及战略谋划能力强、金融机构较多的地方都将有可能成为金融中心。从现实的外貌上看，“新金融中心”将在更大空间产生，比如说整个浦东，甚至包括上海其他地区如福州路、淮海路等，只要有大量金融需求的地方就有可能与金融中心沾边，核心要义是金融网络的畅通无阻、成本低廉。
金融主题词：“价格”与“蒸发”
过去几年，金融监管机构已明显把调控重点放在金融业，主要是资产价格、证券市场、外汇管理等方面，进而也可以看到一系列的宏观调控、货币政策都围绕此展开。中国人民银行（简称“央行”）的货币政策有了很大改变，从过去的不关注资产价格到关注，甚至关注程度与整体的货币政策调控并驾齐驱，足见央行对资产价格以至整体金融业的重视。央行传统的四大目标为：促进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扩大、促进国际收支平衡、稳定物价(西方国家通常是单一目标，即防止通货膨胀)，如今将再增加调控资产价格一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