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以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现代组织理论、公共服务理论、善治等理论为研究基础，综合运用相关知识，尝试从多角度，较为系统地研究与分析“休闲社会”的到来以及休闲体育服务组织体系架构的理论依据。
1.3.1 经济增长阶段和生活质量理论
1958年，“生活质量”（The Quality of Life）概念第一次出现在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J．K．Calbraith）所著的《富裕社会》一书中，他考察了美国社会中相对高的生活水平和满足居民精神需求方面明显落后状况之间的矛盾后，提出了这一概念。60年代未，这一概念在国际经济和社会组织中被广泛接受和使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为了创造更好的“生活质量”。为此，必须对影响生活各方面的社会问题予以密切注意。此后，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纷纷开始研究生活质量，其中以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的经济增长阶段与生活质量理论较具代表性。【44】
（1）六个阶段理论
罗斯托对生活质量的研究源于他对经济增长阶段理论的探索，1971年在《政治和增长阶段》一书中，罗斯托没有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作为划分社会形态和经济增长阶段的标志，而是从经济增长本身出发，将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划分为六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为起飞准备阶段、起飞阶段、成熟阶段、高额消费阶段以及追求生活质量阶段。在罗斯托的理论中，有一个关键性的概念“主导部门”。他认为，经济增长的每一阶段都有其“主导部门”，经济增长的更替表现为“主导部门”的变化。即在一定的经济增长阶段上，当原有“主导部门”的发展出现减速趋势，而同时出现新的“主导部门”并依其扩散时，经济增长就由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过渡。美国50年代中期，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出现了减速趋势，1958年，81%的家庭拥有一台电视机，96%的家庭拥有一个电冰箱，67%拥有一台除尘器等现象就意味着作为经济增长基础的消费品综合体系已开始衰落，消费阶段所能产生的经济增长推动力达到极限。相应地，一个新的以提高公众生活质量为代表的“主导部门”则开始掘起，罗斯托称其为“质量部门”（the Quality Sectors），“质量部门”包括公共投资的文化教育、卫生保健、社会福利、体育娱乐、旅游等部门，即一系列的服务部门。这些部门与以前各阶段的“主导部门”有所不同，以前各阶段的“主导部门”都是生产有形产品，而“质量部门”则是提供服务，以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为目的。“质量部门”逐渐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而“追求生活质量”也成为经济增长的特征，这表明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生活质量的提高程度来衡量社会的成就，而不再以有形产品的数量来衡量社会的成就。
根据罗斯托的分析，生活质量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自然方面，即生活环境的美化和净化；二是社会方面，即社会教育、卫生保健、生活服务、文化娱乐等的改善。因而所谓生活质量的提高，是指服务部门作为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掘起后，由于公共和私人投资的各服务部门的大量增加，使全体人口的生活在环境、教育、健康、服务等各方面得到提高。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居民的可自由支配收入与闲暇时间实现了同步增长，在消费领域基本上完成了从满足生理欲望到满足物质欲望逐步向精神需求的转变。
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满足生理欲望的时期，其特征是人们对衣食及最简单的基本生活资料的追求获得满足，渐渐取消供应票证，从短缺经济的阴影中走出，商品的数量、品种增多。
第二阶段：1993～2005年，满足物质欲望时期，其特征是人们对耐用消费品的需求，如住房、环境设施等，个性化产品开始得到认同。对物质欲望追求满足后，我国居民将开始进入对自我价值和自我发展的追求，其特征是人们开始关注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对休闲时间的利用。【45】党的十六大提出，2010年中国将全面进入小康社会，按邓小平的“翻两番”目标，小康社会人均GDP达800～1000美元，消费结构将由生存型转向享受型和发展型。显然，休闲和体育作为提高小康社会生活质量的内容之一，休闲服务组织作为经济增长的必然产物，掘起的“质量部门”，将成为社会的“主导部门”之一。
（2）体验经济理论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的《未来的震荡》《第三次浪潮》《权力的转移》，约翰·奈斯比特的《大趋势》《2000年世界十大趋势》《亚洲大趋势》，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等等，都在指明这样一个看法，休闲体现了一种新的浪潮，并进一步提出“服务经济的下一步将走向体验经济”和“快乐创造财富”等观点。福利经济学在研究福利问题时，提出了“快乐度”的概念。快乐度，是指在农业性需求（生存需求）和工业性需求（发展需求）得到基本满足后，体验性需求（自我实现需求）的衡量标准。在三个发展阶段中，价格的衡量尺度不同，产品制造业是性能/价格比，服务业是满意/价格比，体验业是快乐/价格比，快乐度成为体验经济的价值尺度。【46】美国学者约瑟夫·派因与詹姆斯·吉尔摩合作撰写的《体验经济》认为，所谓体验，就是以商品为道具，创造出消费者回忆的活动。包括消费者是主动参与还是被动参与，以及消费者是融入情景或是仅仅吸收信息。休闲体育的价值之一就是它是一种情感体验，正是这种体验，将在未来成为全球经济的最主要的增长点。
1.3.2 现代组织系统论
关于现代社会的组织现象，西蒙（Herbert A．Simon）曾经有过非常有趣的描述。他说，如果想象一下一个宇宙人从外界正在接近地球，而这时候他手里正拿着能够观察社会结构和现象的望远镜观察地球。那么，这个宇宙人在向本国的报告中会说，整个地球都覆盖着组织及联结各种组织之间的关系线。【47】组织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单位。
组织系统论是卡斯特（F.E.Kast）和罗森茨韦克（J.E.Rosenzweig）于1970年提出的，理论强调一个组织是由三个互相联系的部分组成：内部组织、项目运作和外部联系，而且三个部分同处于一个特定的外部环境之中。
（1）内部组织包括组织管理和组织的资源状况，它涉及到组织的目标、结构、决策、人力资本和财力资源等，反映了一个组织是否“合理”。
（2）项目运作、项目的绩效和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反映了组织能为他人或其他环境“做什么”。美国社会学帕森斯是组织分析的先行者，他使用一般系统论的思想研究社会结构问题是一个成功的典范，对组织的运转过程帕森斯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48】
第一，资源的获得与流动。组织必须获得资源，取得实现组织目标或发挥组织功能所需要的资源，即适应条件，这些资源的获得模式将成为制度化的主要要素。不同类型的组织，获取资源的方式不同，其中主要有税收机制、自愿捐款机制和贷款投资机制等。
第二，组织自身的制度化程序。组织获得资源的目的是为了有效地使用，要对资源进行有效的控制，组织就必须建立一套机制，通过机制将资源有效的分配到目标实施的实际过程。
第三，组织的制度化模式。组织在确定内部整合条件后，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与社会制度结构相整合，这就需要更大的社会结构参与其中，必须有一套制度模式，以确定和控制组织之间的义务界限。
（3）组织还需要能“联系”，任何组织不会是在孤立的状态下发展，都只是许多“利益相关者”中的一个。组织是一个开放系统，一个组织与其他组织的关系，以及与总环境的关系，依赖于具体情境。系统和环境在信息和能量及资源方面进行不断交换，即组织把这些输入的信息、能量、资源等转换成某种组织产品，并把它输出到环境中，因此，组织也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此外，系统论观点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组织和组织环境以及各组织分系统之间要形成相互适应和协作的关系。组织管理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使这种关系处在最佳的状态。组织和组织环境的适合性以及适当的组织设计，将能够更好地达到组织的有效性，更好的利用资源，并更加有效率。【49】
组织系统理论认为，组织的外界环境可分为社会一般环境和具体工作环境，组织受整体外部一般环境的制约和控制，组织的反应也会扩散到整个社会之中，而组织的具体环境是直接被表现出来的，两种环境因素随着组织的发展不断地变化，相互作用、相互转化和相互渗透。组织环境研究者从分析几个组织间的关系，到对组织群的分析以及组织网络（network）的研究，并提出组织环境如同一个巨大网络，组织与组织之间互为环境，甚至组织自身也是环境的一部分。汤普森（Thompson）认为组织不仅不可能与环境隔绝，而且也不可能完全弄清和控制构成环境的变量，因而组织的目的在于要适应不确定的环境并且要生存和发展，也即组织在处理问题上的有限能力和组织环境的不确定性决定了组织生存过程中必须适应环境。汤普森以同质性—异质性和稳定—变动两个向度对环境进行分类，研究环境对组织结构的影响，一方面如果环境是稳定而又同质的，那么组织在职能上没有必要分化，即使分化了，在职能上也会很相似，因此，这种组织在其结构上就具有很高的规范化程度；如果组织的环境是稳定但又异质的，那么组织就必须用不同的部门来管理环境，这种组织在职能上分化但其结构的规范化程度也很高；如果组织的环境是同质而又聚变的，那么组织的分化在认识环境变化方面会得到发展，而在改造履行任务方面要依赖各部门的适应能力，因而组织各部门将拥有很大权力，那么组织结构就会表现为分权化的形态，而各部门的规范化程度会很低；反之，如果组织环境聚变且异质，那么组织分化程度将很高，规范化程度会很低，各部门则将根据环境的变化而去适应环境的方式来履行职能。【50】
1.3.3 善治理论
“治理”与“善治”（good governannce）理论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最流行的理论之一。可以说，治理和善治理论从更高的层面上强调了公民参与国家治理的重要性。
治理和善治理论认为现代社会由政府组织、公民社会（非营利组织）和企业组织构成。罗伯特·罗茨（R．Rhodes）列举了“治理”的六种概念：（1）作为最小国家的治理，它指的是削减国家的开支，缩小政府的规模以取得更大的效益。（2）作为公司的治理，它指的是指导和控制组织的体制。（3）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它指的是把私人组织的管理手段引入公共机构，把激励机制引入公共服务中。（4）作为“善治”的治理，它指的是一种有效率的、开放的、负责的并且被审计监督的公共服务体系。（5）作为社会控制论系统的治理，它指的是政府与社会、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合作与互动。（6）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它指的是建立在信任与合作基础上的自我管理的网络。【51】一般认为，全球治理委员会在1995年所发表的《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一文中对“治理”一词的界定较为权威，它指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因而治理是政治国家和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是一个持续互动的过程。”【52】所谓善治，即良好的治理，就是通过国家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治理，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过程。罗茨从过程角度描绘了善治的愿景，他认为，只有将市场的激励机制和私人部门的管理手段引入政府的公共服务，从而建立以信任和互利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形成政府与民间、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互动，才能真正形成善治的模式。【53】
善治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基本内涵：（1）改革由政府垄断一切公共事务的传统行政模式，建立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合作型管理模式；（2）改革政府传统自上而下的权力运作方式，建立政府与社会之间双向互动的网络型运作模式；（3）改革政府传统行政中忽视社会权利，依靠法规推动政府行政的模式，建立以社会共识和认同为基础，充分发挥社会能动性和自主性的治理模式。综合各家在善治问题上的观点，我们可以发现善治的基本要素有六个：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效益。【54】
从善治的内涵与主要的特点中，同时可以看出善治的理念更加强调的是公民直接参与治理的主体地位和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第一，在政府与公民的关系层面上，善治强调的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积极而有成效的合作，这种合作成功与否的关键是参与政治管理的权力。公民必须具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参与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才能促使政府并与政府一道共同形成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显而易见，保证公民享有充分自由和平等的政治权力的现实机制只能是民主政治，这样，善治与民主便有机地结合了起来。【55】
第二，从更高的层面，即国家与社会的层面上，善治强调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善治实际上是国家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于民的过程。善治表示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从某个小范围的社群来看，可以没有政府统治，但却不能没有公共管理。善治有赖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至多只有善政，而不会有善治。所以，善治的基础与其说是在政府或国家，还不如说是在公民或民间社会。【56】从这个意义上说，民间社会是善治的现实基础，没有一个健全和发达的民间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善治。反过来说，90年代以来善治的理论与实践之所以能够得以产生和发展，其现实原因之一就是公民社会或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的日益壮大。
从公民社会途径来看，善治是公民社会的“自组织网络”，是公民社会部门在自主追求共同利益的过程中创造的秩序，例如在公共池塘资源管理、社区服务与发展、同业协会和跨国性的网络中普遍存在。埃利诺·奥斯特罗姆通过对大量案例的分析证实了一群相互依赖的当事人在管理公共池塘资源时的确可以建构自己的网络，“把自己组织起来，进行自主治理，从而能够在所有人都面对搭便车、规避责任或其他机会主义诱惑的情况下，取得持久的共同利益。”【57】
现代社会是多元化的社会，人们的兴趣、价值观念、审美情趣都高度多样化，社会分化为众多的阶级、阶层，以及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陆学艺等人的研究表明，当代中国阶层结构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已分化成为十个阶层。不同的阶层在根本利益、基本态度、行为倾向、价值取向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体育休闲是现代社会生活方式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社会阶层结构发生变化，体育休闲需求的多样化就会产生。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既是社会发展的根本，也是社会文明的表现。为了满足社会对体育休闲的多方面需求，体育休闲服务组织体系的发展及目标应该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实现多方面和多层次的目标，仅靠政府作为唯一的主体难以实现，“只承认国家利益，而看不到不同体育利益群体的客观存在，就会造成权力过分集中，体育体制僵化、资金来源单一、社会办体育积极性不高等弊端。这种体制不能满足社会对体育的多元化需求，无法实现体育事业发展的多元目标”。同时，社会对体育休闲需求的多元化趋势，使体育政府机构越来越不能满足社会众多群体的不同需求，而政府改革恰恰是要对社会多元需求做出回应，以便在最大程度上满足社会的各种不同需求。政府在满足体育休闲多元需求方面的缺陷，正好是企业和非营利组织的优势。从体育政府机构的角度来说，企业和非营利体育休闲服务组织能够缓解社会不同群体对政府构成的压力，政府可以集中力量管好体育，而不是力所不能及地办体育。【58】
通过良好的治理，即通过政府、社会、企业休闲体育服务组织“多元共处，和而不同”的合作治理，建立持续互动的组织体系，从而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既能保证为弱势群体参与休闲体育创造条件，提供帮助，使老人、儿童、残疾人都能享受休闲体育的欢娱，同时又能提供多层次的休闲体育需求，满足个性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