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时期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年12月到1984年9月，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以扩大农民自主权的改革为先导，并逐步从农村发展到城市，扩大企业自主权，发展个体经济；企业改革从经济责任制发展到“利改税”。第二阶段是1984年10月到1991年12月，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从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关系的角度推进改革。1984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确立国家、企业、个人三者关系，进一步扩大企业自主权，增强企业活力；转变政府职能，实行政企分开，简政放权；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试点股份制。1986年4月实施的《民法通则》，确立了法人制度；1988年4月的《企业法》，初步确立了国有企业法人地位以及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在宏观上和微观上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道路，对竞技体育改革产生着巨大影响。
1978年1月原国家体委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体育工作会议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会议着重明确的第五个问题就是要迅速攀登体育运动技术高峰。赶超世界先进水平，是推动和指导体育运动普及的需要，是适应我国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需要，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要，是我国体育战线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各项工作都要为迅速攀登世界体育高峰做出贡献。要刻苦锻炼，快出人才，多出成果，为我国争光！现在可以看出提出这一问题的前瞻性，首先完全符合此后不久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思想，更难能可贵的是，它为中国竞技体育的崛起设计制度框架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于是在1979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提出，一定要加速实现国务院批转的《1978年全国体育工作会议纪要》中提出的，“在本世纪内成为世界上体育最发达国家之一”，及时地、果断地把注意力集中到高速度发展的体育事业上来，努力攀登世界体育高峰，为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确定了这样的制度安排，那就是1979年、1980年两年，国家体委和省一级体委要在普及和提高相结合的前提下，侧重提高，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可以从实际情况出发，确定工作重点。
1980年原国家体委向国务院提交的关于加速提高体育运动技术水平的几个问题的请示报告体现了三个重要的制度导向：一是调整好运动项目的重点布局，集中力量把奥运会和有重大国际比赛的若干项目搞上去，这是攀登世界体育高峰的一项重大政策性措施；二是为了把准备全运会和奥运会的任务一致起来，打算在1983年9月选择北京以外的上海市举行第五届全运会；三是改革完善训练体制，调整好一、二、三级队伍。按照优秀运动队、业余体校和学校运动队这样的一、二、三线运动员来配置，逐步建成基础大、尖子尖，按比例发展、层层衔接的训练网。这三种制度安排的价值导向非常明确，就是要攀登世界体育高峰，提高运动技术水平。
从1979年～1985年间竞技体育的制度安排在拓宽训练渠道，培养优秀人才，调整项目布局等方面着力，同时加强体育科研与运动训练的结合，加强业余训练培养后备人才等措施，使竞技体育成绩很快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序幕逐渐拉开。
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中国体育代表团实现了奥运会奖牌“零的突破”，金牌总数名列第四，极大地振奋了民族精神。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体育热”，中共中央适时地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发展体育运动的通知》，原国家体委不失时机地颁布执行意见。这就为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制度创新营造了浓厚的氛围。在这种形势下，国家体委做出了关于进行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在改革的思路上，确定了以竞技体育为先导带动体育全面发展的战略方案。改革的重点是进行训练体制和竞赛体制的改革，促进体育的科学化和社会化，确保竞技体育的快速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的体育体制是借鉴苏联的体育模式，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而形成的高度集中、行政管理主导型的体育领导体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迫切需要改革原有体制下那种过分集中于体委办体育、各级体委对体育事业的领导、协调、监督作用未得到充分体现等种种弊端。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多年形成的传统的体育体制越来越与人民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及体育自身的发展不相适应，阻碍了体育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从体制上看，主要是以行政手段为主进行管理，办体育的路子狭窄，“管体育”与“办体育”界限不分，关系不顺，机制不活，排斥市场，否定竞争，经费不足，效益不好，人才流动不畅，导致体育事业发展的活力和后劲不足。因此改善体育领导体制，切实发挥体委对体育事业的领导、协调、监督作用成当务之急。1986年4月15日，国家体委下发了《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制定了10个方面的改革措施：改革体育领导体制，切实发挥体委对体育事业的领导、协调、监督作用；建立科学的训练体制，形成多形式、多渠道、多层次的运动人才梯队；继续改革竞赛体制，逐步做到社会化、多样化、制度化；发挥各方面积极性，把群众体育推向新的广度和深度；大力繁荣民族传统体育，逐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逐步实现体育科学化，把体育科研与体育运动实践紧密结合起来；改革体育教育体制，实现多层次、多规格、多形式办学；加强和改善思想政治工作，改进体育宣传；进一步改善物质保证，继续改进奖励制度；对外体育活动实行更灵活的开放政策，适应体育全面走向世界的新形势。进行了以推动体育社会化、科学化，促进体育全面发展和提高的改革。“改革的基本制度框架是理顺、协调体委与有关方面及体育社团的关系，继续调整改革体委机构，建立运转灵活、高效率的办事机构；健全各级体委；恢复、发展行业体协和基层体协，鼓励有条件的行业、基层和其他集体试办的体育俱乐部；促进和协助各主管部门实现对各行业体育工作的领导，建立和完善各系统各行业的体育联合会或体协，分别在有关部门领导下开展体育活动；促进各级体委的职能转变，逐步实现由包办体育向领导、协调和监督的管办结合转变；发挥体总、体协和单项协会的作用，有些协会可办成半权力半咨询机构，各级各类群众体育团体都要在各级体委或主管部门领导下开展工作。”【10】在这一体育制度改革的总体制度框架中，重新确定新形势下体育管理工作的社会分工占有突出的位置。
在体育运动内部管理机制改革方面，其制度框架的核心是打破长期沿袭下来的“铁饭碗”、“大锅饭”、“平均主义”等弊端，逐步扭转只讲投入，不讲产出效益的旧的评价方式，建立起新的效益评价体系，目的是为了调动运动员、教练员训练和竞赛的积极性，提高运动技术水平。探索实行运动队目标管理责任制，鼓励竞争、优胜劣汰；逐步改革奖励制度，实行物质奖励和精神鼓励相结合，大胆提出对有突出贡献者实行重奖；通过加强人才管理做到人才合理流动，等等。体育体制主要是由机构和管理方式构成的，这种机构设置和管理方式又须由法规的形式予以确认。在80年代，在“以社会化为突破口”的体育改革中曾对原有体制进行了一些调整，但未能对原有机构和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造，已经进行的一些调整也没有能通过组织机构设置和法律法规的形成予以确认。这不但影响着改革的深度和范围，而且也使改革的成果不能得到法律和制度的有效保障，一遇困难就容易回到改革前的老路。现在我们可以认识到，尽管原国家体委在80年代就有了改革的设想，但是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制约，80年代的体育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家办体育这种基本格局，在体育体制层面表现为关系不顺，机制不活，经费不足，效益不好，人才流动不畅，体育事业发展的活力和后劲不足等，问题暴露得越来越充分，维持体育体制运行的成本急剧上升，但社会各方面对体育的需求却越来越大，越来越高。
由于这一历史阶段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很难一步到位，在计划经济时期对管理体制起着深刻影响的政治动员仍然发挥着惯性作用。在经济无法为社会持续发展提供足够动力的条件下，政治动员自然而然地被派上用场，在改革开放初期其惯性还显而易见，因为形成政治动员的有效性的保障还存在：一是社会的高度组织化的形态没变；二是权力的高度集中化的体制没改，之所以没有影响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进程，关键是党和国家把竞技体育的发展放在了优先的战略地位，有了坚强的制度保障；三是“单位管理”没有得到彻底改变。“单位管理”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管理形式。改革开放前个人的前途和命运永远和单位同处一个利益共同体。单位是个人生老病死的依靠。单位之所以说是新中国最理想的选择，因为经过百年的屈辱和战火洗礼，新中国满目疮痍，资源稀缺，但为了急切证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必须自我承载沉重的赶超压力，实行全国一盘棋，改变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要实现这一理想，必须建立强有力的动员机制和资源配置机制。在单位制应运而生的同时，条块结合的管理体制也呱呱落地。在单位管理体制中，单位是等级有序的各级组织。竞技体育的管理也不例外，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上级和下级，都隶属于一个可以上溯到中央的主管系统（体育的中央主管就是国家体委），都有自己在系统中的定位，这就是“条条管理”；由于每个竞技体育单位都有具体的工作地方或驻地，因此有的单位有时也被划分在所在的行政区划管辖，同时接受同级地方党组织和政府的领导，这就是“块块管理”。改革开放前我国所实行的对竞技体育“条块结合”的管理体制，条条也好，块块也罢，其管理的效用都落到条块纵横坐标系的“点”——具体的体育单位上。“各个单位可能具有以下不同的性质：行业不同、规模不同、地域不同、所有制不同、隶属关系不同、社会功能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政社合一”，即把自然人的行为合一于政府，使之成为政府行为或政府控制下的行为；把各种各样法人的活动合一于政府，企业、事业等各单位的行为也完全成为政府行为或者政府指令控制的行为。由于政府本身固有的有界性（各政府都有各自的管辖范围），又由于各级政府各自都要包揽本管辖范围内所有人的政治、文化、经济、伦理、道德等，所以中央政府配置的资源一旦进入各级政府管辖范围，就很难再流动，而逐渐变为沉淀资源。资源配置的低效率性与沉淀性及其本身的稀缺性使政府所要配置的资源很快成为“瓶颈”，从而使计划经济的发展很快达到自己的极限，也使“政社合一”走到了尽头，迫使政府进行改革。”【11】本阶段竞技体育管理体制的改革很难进入深水区，这与当时改革开放大环境的制约关系密切。但在80年代初，我们选择以竞技体育为先导，带动体育事业全面发展的发展战略，体育改革的重点还是放在克服过分集中于国家办体育，特别是集中于体委系统办体育的弊端。以社会化为导向，强化竞争机制，通过对竞赛、训练体制的改革，探索建立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的竞技体育新体制，加快提高竞技体育发展水平的步伐，改革成效卓然。但是这段时间的体育体制改革具有明显的探索性和过渡性以及受大环境制约等特征，主要是由于这种体制既脱胎于计划经济模式下的体育管理体制，又要不同于西方的体育管理体制，既符合世界竞技体育发展趋势，又能扎根于中国经济发展沃土的体育管理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