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三阶段是1992年1月至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主要内容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确立市场主体并进行配套改革与建设。1992年7月《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进一步确立了国有企业的法人地位，明确了企业经营权，规范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1993年《公司法》、1997年《合伙企业法》、1998年《证券法》、1999年《个人独资企业法》相继颁布实施，确立了各种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
进入90年代，尤其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中国社会经历了空前深刻而巨大的变化。中国的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经济增长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这种形势下，我国的体育事业也进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发展模式阶段。因此，在对中国体育进行产业化改造的同时，对原有的体育行政机构和管理体系进行改革，也就成为体育改革顺利进行，体育改革成效得到保障的一个根本性问题。1992年底，伍绍祖在广东中山市召开的全国体委主任讨论体育改革的座谈会上再次提出了“五化五转变”（1995年颁布《体育法》后改为“六化六转变”），从观念层次、操作层次和行为层次上较为深刻地提出了改革要求和任务。1993年原国家体委在认真总结80年代体育改革实践的基础上，按照党的十四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着眼于体育体制改革和运行机制的转换，加速新旧体制的转轨速度，原国家体委制定了《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确定了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体育改革的总目标与总任务；改革原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单纯依赖国家和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办体育的高度集中的体育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符合现代体育运动规律、国家调控、依托社会、有自我发展活力的体育体制和良性循环的机制，形成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格局。《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是90年代我国体育进入了建设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体育发展模式的新阶段，在“两个根本性转变”的指导下着重从运行机制的转变入手，推进体育全面改革，进行管理体制和发展模式的重构的必然产物。其重要程度足以说明，90年代的改革是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制度创新，是中国竞技体育的第二次创业，其艰巨程度和伟大意义，都不亚于50年代初新中国体育的初创。
“体育改革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一次革命性变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一部分。在改革不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旧体育体制和体育运行机制的同时，它必然与旧的体育观念和行为习惯，甚至还会和某些部门或某些人的既得利益发生激烈的冲突。因此，体育改革必然经历一个较长的、渐进的过程。为了保证体育改革的成功，降低体育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就必须使体育改革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有秩序地进行，有利于调动社会各方面办体育的积极性，有利于促进体育事业的全面发展，有利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体育需求，有利于经济和社会发展。”【12】
1994年和1997年，国家体委分两次改革了内设机构，加强宏观调控能力，建立了20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分别对体育运动项目实行集束式全面管理，初步形成了体委宏观管理，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和单项协会实施专项管理的新的运动项目管理体制。
上行下效的立竿见影体现了正常的运行机制。各省、区、市体育部门也加大了推进竞技体育管理制度改革的力度。完善训练管理制度，从改革运动项目管理方式入手，纷纷成立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加强对运动项目的垂直管理，努力提高管理制度水平和效益；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大胆尝试省、区、市优秀运动队与市（区）办、高校办、企业办、社会合办相结合，在突破体制性障碍时，努力拓展竞技体育的社会基础。“在干部人事制度方面，推行了干部和业务干部竞争上岗制度，形成优胜劣汰、能者上庸者下的用人机制，同时将领导干部的工作业绩与聘任、经济利益直接挂钩；在竞技体育投资体制上，将体育部门的财政拨款集中于运动水平比较高、市场分析开发难度比较大，但能够在重大比赛中争创佳绩、为国争光的运动项目（对社会影响大、耗资多、市场效益高的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等项目，积极主动地推向市场，建立职业或半职业性的体育俱乐部，争取社会的支持与扶助，对未列入奥运会、全运会，社会关注低，具备一定群众基础的运动项目，全面推向社会，由单项协会进行管理和投资）；在分配制度上，实行论功取酬，按劳分配政策，对全运会、奥运会金牌得主的教练实行年薪制，充分调动教练员的积极性。”【13】
（一）加速竞技体育法制化
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竞技体育的运行和发展主要是靠行政手段去调节指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技体育体制和运行机制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竞技体育的运行必须要以法律制度为基本手段来调节，究其原因：第一，主体多元化的市场经济下的竞技体育明显存在着复杂的责、权、利益关系。如中央与地方，体育行政部门与运动项目管理中心、训练单位、体育场馆（训练基地）、单项协会、各种体育俱乐部等，必须依靠法律制度来规范这些关系，使各自责、权、利明晰化，才能运行有序；第二，竞技体育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表现为竞争更充分的体育，无论运动员的选拔培养、人才交流，还是赛风赛纪的治理等都需要规范，建立公平竞争的秩序离不开法律和制度；第三，市场经济下的许多竞技体育活动表现为契约化的特征。各种合同关系、信用关系只有通过法律的确认，才能受到保护，确保实现；第四，尽管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但竞技体育仍然属受国家宏观调控的体育。不论采用直接调控，还是间接调控；不论是采用行政手段，还是竞赛、经济手段，都只有在相应的法律制度依据保障下，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第五，市场经济下的竞技体育是全面开放的体育，打破地区、国家界限，形成多种形式的合作和联系，更需要有法律制度作坚强保障。不可否认，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技体育，更加强调竞技体育本身所具有的规则、规范和秩序。因此，加强竞技体育法制工作是新时期体育事业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它关系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竞技体育能否有序运转和可持续发展。竞技体育永远离不开法制，这是由竞技体育本身所具有的竞争性、社会性、国际性特点所决定的。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宏观上存在的占支配地位的竞技体育制度安排是计划经济体制框架。这种制度框架体现着国家体育行政管理部门对于竞技体育的发展以计划形式进行几乎无所不在的控制，出于这种计划经济体制的需要，国家在政治上更多地强调中央的权力集中，强调政府对于社会生活的较多的干预；管理上更多地强调了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从摇篮到坟墓的管理和服务；制度安排上更多地强调行政手段和控制机制，这就是中国竞技体育管办结合的制度基础和依据。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曾经占主导地位的理论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而与之相适应的是，有着“万能政府”、国家干预经济、控制社会明显特点的制度安排，尽管从80年代后期起，国家调控经济的力量逐渐弱化，范围有所缩减，手段有所转变，出现了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并存的“双轨制”现象，但在竞技体育制度上，由于制度发展自身的保守性、滞后性以及其他一些因素，计划经济的制度框架仍然居于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安排的主导地位。所以，1992年中国确定了市场经济目标，并着手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时，几乎无现成的制度可作为依靠，实际上已经存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那些制度执行得越严、遵守得越好、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阻碍就越大的现象。中国经济体制的转轨和社会体制的转型，迫切需要有新的立法观念来指导新的立法，从而有新的竞技体育制度框架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需要。
1993年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宪法的这一修改，使中国的竞技体育制度建设和发展方向转到了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方面。
1995年8月29日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为中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法律保证；而在80年代中期提出的“以青少年为重点的全民健身战略和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竞技战略协调发展”基础上，进一步确立和提出“各类体育协调发展”的方针，并适时地制定和颁布了“奥运争光计划”、“全民健身计划”和“体育产业发展纲要”等战略发展规划，为中国竞技体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在这里尤其要提出的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以及其他立法和授权立法的规定，以下主体享有制定规章的立法职权。国务院的各部、委员会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可以根据法律和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决定命令，在本部门的权限范围内制定规章。这足以说明国家体育总局职能的重要性的同时，还要求其根据宪法和相关法律的规定在规划、引导、组织、协调、监督以及制定竞技体育发展政策等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并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状况处理好管办关系，确保不同时期国家“奥运争光”计划的实现。
（二）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的改革
杨桦教授在《坚持和进一步完善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研究》一文中在充分剖析举国体制的重要作用及其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同时，首先指出动力源不足的问题，而且深刻地指出竞技体育动力源不是固有的，想激活就能激活起来，它涉及到运作主体的动机，个体主体活动的异质多向互动、社会整体的调控整合等一系列复杂问题。解决动力源不足问题需要一种手段，才能提供竞技体育动力产生的条件，规范主体行为，协调各方关系。这种具有环境意蕴、规范功能和协调效应的手段就是制度。就是要确立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目标，使我国竞技体育体制和机制改革的目标朝向，在投入方式上，逐步加大国家对竞技体育的投入，努力拓宽社会投入渠道，形成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的新格局；在运动项目管理上，实行运动项目分类管理，建立效益投资体系；强化运动项目的纵向管理，建立责权利相统一，若干项目综合管理与专项管理相结合体制；在引入市场经济的竞争理念上，建立公平合理的竞争机制，形成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多强对抗的国家队体制；在树立科技兴体的理念上，建立“体育振兴依靠科技进步，体育科技面向运动实践”的体育科技体制；在人才强体方面，改革人才管理体制，促进运动人才的合理流动；在注重竞技体育发展的规模、效益和质量方面，建立以提高质量和效益为核心的竞赛体制和与竞技体育发展相适应的法律、法规体系。
制度，人们往往运用其基本形态来反映经济过程及社会结构基本历史性质与特征。制度可为竞技体育发展过程提供一个基本框架，而形成人们在其中活动的制度环境，这一层面或类型的制度表现出相对稳定的历史性质，具有独特历史性质的发展方式和竞技体育组织类型就是其具体存在的首要表现。这时制度是一个系统，竞技体育的体制和机制都包含在内。
为了实现竞技体育发展与改革目标的制度框架保障，原国家体委十分注重坚持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为指导，从“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大局出发，通过深化竞技体育体制改革总揽全局的理念十分清晰；逐步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符合现代竞技运动发展规律的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多强对抗的竞技体育体制和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认真贯彻以奥运会为最高层次的发展战略，优化运动项目结构，保证重点，重视合理配置资源；努力加强对项目布局的宏观调控，集中力量发展现有奥运会优势项目，大力开发奥运会潜在优势项目；坚持严格训练严格管理，坚持从难、从严、从实践出发，大运动量科学训练的原则和“科技兴体”的方向，向科技和管理要效益；强力实施后备人才工程，培养高水平人才；努力积极参与世界体坛竞争，进一步扩大国际交流空间，为运动水平的提高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充分发挥利用竞赛杠杆作用，加强体育宣传，赢得社会全方位、多角度的支持，促进竞技体育事业的发展。上述若干方面是一个有机整体，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制约，既体现了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指导思想，又规约了发展方式和组织类型。注重围绕这些原则，学会掌握运用相应宏观调控和法律法规手段，采取切实措施，努力统筹规划，实施综合治理，积极而有步骤地推进各项工作，使优势项目得以巩固提高，潜优势项目有所加强，薄弱环节有所突破，落后地区有所发展。新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价值取向映现出多赢理念，既注重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但又强调鼓励、引导和调控社会和市场涉足、发展竞技体育，以求达到政府主导、社会自治、市场自主三者之间的协调运转和有机融合；以政府充分发挥主导作用为核心，形成政府、社会、个人三位一体，财政和市场双轮驱动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三）运动项目管理改革
依靠政府优势，进行权利和利益格局再造。这是杨桦教授在《坚持和进一步完善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研究》一文中提出的切实可行的对策与措施。杨桦教授指出：我国市场经济完善的过程属“政府推进型”，而非“自然演进型”，政府在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起着绝对的主导作用。国家体育总局及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应将体育事务具体管理真正交给有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中介组织，使国家体育总局与中华体育总会、中国奥委会、各单项运动协会的职能分开，而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提供体育的政策和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上，包括制定体育事业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制定体育政策上来。
运动项目管理体制改革是竞技体育管理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原国家体委是抓住不放的，到1998年，原国家体委管理运动项目的职能全部从机关剥离出去，成立了20个运动项目管理中心。基本实现了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和运动项目管理责权利的统一，新的运动项目管理体制构架初步建立后，就进一步明确职责，理顺关系，完善有关规章制度，努力发挥单项运动协会的作用，逐步形成有中国特色的协会制。不言而喻，运动项目管理体制改革也属于“政府推进型”。但实践证明，抓住运动项目管理体制这个龙头，既可以初步解决长期争论不休的机关政事不分、管办合一的弊端，又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带动训练、竞赛、体育教育和体育科研人才培养体制改革，推动运动项目的普及与技术水平的提高，促进竞技体育的社会化和产业化，实际上是提高了竞技体育的造血功能和疏通了供血渠道，逐步体现出项目活、效率高、路子宽、资源多、力量强、事业旺。早在1980年8月，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中指出：“我们的各级领导机关，都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这些事只要有一定的规章，放在企业、事业、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照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本来可以很好办，但是统统拿到党政领导机关，拿到中央部门来，就很难办。谁也没有这样的神通，能够办这么繁重而生疏的事情。这可以说是目前我们所特有的官僚主义的一个总病根。”【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