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的目的
中国的竞技体育伴随着新中国创业的步伐甩掉“东亚病夫”的耻辱帽子，踏着新时期改革开放的鼓点塑造东方巨人的脊梁，迎着新世纪的曙光跨入世界竞技体育二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竞技体育从奥运金牌“零”的突破到跻身奥运金牌总数前二名，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成为世界竞技体育史的奇迹，受到国内外各界的高度赞誉和充分肯定，一些国家和地区也开始借鉴和仿效。
邓小平在总结我们党的历史教训时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人们在挖掘某一事物成功的深层次原因时，往往容易在制度框架上聚焦，因为制度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路径，制度决定国家、社会强弱贫富，制度也是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首要因素。“载体是制度的形式，有什么样的载体就有什么样的制度形式。以法律为载体，制度就体现为法律；以规章为载体，制度就体现为规章；以习惯为载体，制度就体现为习俗这种非正式制度；以不可言传的心理认同为载体，就会形成潜规则。”【2】那么，中国竞技体育的迅速崛起，靠的是什么样的制度保障呢？
制度是流，思想是源。理念是制度规则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判断与目标定位，不同的理念引导会有不同的制度设计，好制度与坏制度的区分主要体现在制度理念上。所以，每一项制度的具体安排都要受到一定的制度理念的支配。在很大的意义上，竞技体育制度框架不过是一定价值理念的实体化和具体化，是结构化、程序化了的竞技体育价值观。人的任何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思想基础指导下进行的，竞技体育的制度框架的创立以及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也概莫能外，它要以人们的思想观念的变革为前提。思想观念的变革越彻底，促使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制度的建立和创新就越顺利。只有人们观念更新了，才能以新的视角、新的眼光去建立和审视竞技体育的各种制度，并把对竞技体育制度的创新作为自己的一种自觉行为。那么，能够促使中国竞技体育迅速崛起的思想基础是什么呢？
在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制度框架和思想基础是摆在当代中国竞技体育界面前必须认真研究和着力解决的新课题。因为，中国竞技体育肩负着更重要的职责和使命，中国的竞技体育工作者面临机遇和挑战同在、困难与希望并存的时刻，只有树立科学发展观，认真总结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成功经验，努力探讨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制度框架和思想基础，为科学地制定新的竞技体育发展战略，统一思想认识，才能为中国竞技体育夺取和保持领先优势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决策依据。
本文研究的目的旨在从制度框架和思想基础开展系统、深入研究，以探索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经验、发展模式和成功之路，同时，以求能进一步建立、巩固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竞技体育体制和运行机制。
二、研究意义
发展体育运动是中华民族的千秋事业。随着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辉煌渐渐远去，2008年北京奥运会日渐临近，中国竞技体育将再次承载光荣与使命。只要世界奥林匹克运动如日中天，中国竞技体育就会与其日月同辉。那么，如何继续保持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强劲势头，继续提升我国在世界体育强国中的位置，是中国竞技体育将要面临的一次又一次的挑战。在这样的挑战下，有必要全面梳理制度框架与思想基础在中国竞技体育崛起中的巨大影响，认识和把握中国竞技体育崛起的巨大作用，探讨思想基础对制度框架形成的意义与作用，把握制度框架与思想基础的辩证关系和深层联系，目的在于调整、巩固、充实、完善制度框架与思想基础以更好地促进竞技体育继续健康快速发展。做好这些研究工作，对于统一思想认识，制定新的竞技体育发展战略具有先导性、全局性和战略性意义；对于促进中国竞技体育全面崛起和可持续发展具有理论意义；对于中国国家队备战2008年奥运会，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对于体育战略理论结构体系的完善和研究视角的拓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三、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
（一）国外研究文献综述
通过检索Science Direct OnSite、SpringerLink全文电子期刊等数据库，以Competitive Athletics为主题的文章数量不多，主要是以研究竞技体育过程中的生理现象、心理问题、团队合作和管理为内容。基本没有涉及竞技体育的制度框架和思想基础方面的文章。关于中国的竞技体育制度及其思想基础问题，迄今未发现国外（包括海外）学者作过深入系统的研究。
然而，通过检索中国国家图书馆，虽然没有发现以Competitive Athletics为主题的英文原版书籍，但是相关内容的译著还是有的。如：Barrie Houlihan（英）所著《运动政治学：运动、政策与政治》（陈金盈，徐耀辉等译，台北：风云论坛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杰·科克利（美）（JayJ.Coakley）所著《体育社会学：议题与争议》（管兵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M．J．McNamee（英）和S．J．Parry（英）主编的《运动伦理学》（许立宏译，台北：师大书苑有限公司，2004）、Barrie Houlihan（英）主编的《运动社会学导论》（刘宏裕等译，台北：师大书苑有限公司，2005）等等，用不同的方法，从不同的视角，分析了体育与社会多方面的深刻关联，提出了体育科学研究必须置身于社会大背景的必要性。这些文献是我们从事竞技体育制度和思想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
（二）国内研究文献综述
通过检索中国体育学术网、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人大复印资料电子版等期刊来源和国家图书馆有关书目，我们发现，近十年来，随着竞技体育在我国国家政治生活和人民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不断提高，关于竞技体育的研究方兴未艾，以“竞技体育”为主题的文章达到8000多篇，专著达61部，但从制度层面对竞技体育的研究相对薄弱，文章仅有120多篇，专著不过10部，而关于竞技体育的思想基础、价值、伦理、文化的研究则基本上属于空白，或者说刚刚起步。
1．关于竞技体育制度的研究
关于竞技体育的制度研究涉及竞技体育管理制度、竞赛制度、训练制度、人才培养制度和科技制度等方面。
中国竞技体育管理制度特别是管理体制的改革成绩最为显著。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现在，我国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发生了巨大转变，从按照计划经济体制的要求而形成的高度集中、行政管理主导型的体育领导体制到切实发挥体育行政部门对体育事业的领导、协调、监督作用；从竞技体育国家化到竞技体育社会化、多样化、制度化，我国的体育体制进行了一系列脱胎换骨的革新。相应地，这方面的文献资料也相对丰富。
中共中央和国家政府出台的文件、制定的政策措施、领导人的讲话等等，都是竞技体育制度研究的参考依据。l986年4月15日国家体委颁布的《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草案）》，为中国体育体制的改革拉开了序幕。这次体制改革的中心是由国家包办体育过渡到国家办与社会办相结合，转变原国家体委等行政机构的职能，理顺体委与各方面的关系，恢复、发展行业体协和基层体协，放手发动全社会办体育，并对竞赛体制、训练体制、科研体制等分别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1993年国家体委制定了《关于深化体育改革的意见》，确立了90年代体育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即实现由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体育体制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体育体制转变，逐步建立符合现代体育运动发展规律、国家调控、依托社会、自我发展、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体育体制和良性循环的运行机制。同时，国家也开始重视体育的法治建设，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标志着中国体育开始步入法制化的轨道。以上这些纲领性文件都是研究竞技体育管理制度的重要文献资料。伍绍祖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史》（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版）不仅涵盖了以上这些史料，而且详尽介绍评析了建国以来中国体育发展的历程，是我们研究中国体育包括竞技体育的重要参考文献。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年来，学术界也加强了对竞技体育管理制度的研究，出现了一批重要成果。
在专著方面，熊晓正教授《关于我国体育体制改革的历史审视》（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一书，详尽介绍了我国建国以来竞技体育改革的历史进程。杨年松《职业竞技体育经济分析与制度安排》（经济管理出版社，2006年版）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分析了职业竞技体育服务产品的生产、分配与交换的一般经济特点、规律和制度安排。许永刚、孙民治的《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年版）以我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为大背景，就我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中的垄断问题进行了深入论述和剖析，多角度、多层次为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提供了科学、合理的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持。
在论文方面，杨桦教授在《坚持和进一步完善我国竞技体育举国体制的研究》（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和《80年代以来我国竞技体育发展的成功经验及存在的问题》（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等文章中指出：举国体制不是计划经济的专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举国体制仍然负有特殊的历史使命，但是必须正视举国体制存在的问题，并不断完善举国体制。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竞技体育发展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有利于制度创新，发挥后发优势。
任海教授在《体育资源利用的改革与体育资源配置改革的法规平台——论社会经济条件变革下的中国体育改革（四）》（天津体院学报，2002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要提高体育资源利用率，需要改革体育的组织形态，实现资源自由而又有序地流动，清晰界定体育市场的主体，规范市场行为，强化政府行政法规的宏观指导作用，弱化其对市场具体运作的干预。
近年还出现了一批质量较高的博士、硕士论文，如李艳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中国竞技体育运行的研究》（北京体育大学博士论文，2000年）、唐建军《论中国运动技术发展的竞技体育制度安排》（北京体育大学博士论文，2003年），许永刚《中国竞技体育制度创新中政府与垄断问题研究》（苏州大学博士论文，2004年）等等，从各种层面对中国的竞技体育管理制度改革进行了探讨。
竞赛制度、训练制度、人才培养制度和科技制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薄弱，但近几年也有一些进展。专著方面的主要成果有杨再淮的《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年版）、邵斌的《高水平运动员训练行为控制理论》（人民体育出版社，2006年版）、钟秉枢的《社会转型期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及其可持续发展》（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梁慈民的《论竞技体育前沿技术》（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等。
在论文方面，田麦久教授在《试论我国竞技体育科学发展的时代要求》（体育科学，2006年第6期）一文中明确指出：按照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来设计和规划我国竞技体育的未来蓝图，促进我国竞技体育事业健康而迅速发展。时代要求我们准确把握竞技体育的社会定位。该文拓展了本研究的思路。其他相关内容的论文不少，但在创新性、高度和深度方面都明显不足。
2．关于竞技体育思想基础的研究
竞技体育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的发生、发展有其深刻的价值追求、文化认同和思想渊源。这些思想观念层面的东西，或者作为动力因素，或者作为阻碍因素，对竞技体育的发展影响巨大。竞技体育的制度设计实际上就是竞技体育思想观念的具体化和现实化。竞技体育制度的优劣决定着竞技体育发展的水平，为此对竞技体育的思想基础进行审视和深刻反思就显得非常重要和必要。学术界已经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但相关成果相对薄弱。
有代表性的论文主要有：
刘湘溶、刘雪丰《当前竞技体育伦理问题及其实质》（伦理学研究，2003年第3期）指出：竞技体育的伦理问题，不仅仅应该批判竞技体育中的非伦理现象，而且应该着重考察在竞技体育发展中自身衍生的目的和手段及发展方向的异化问题，这种伦理悖论才是实质的竞技体育伦理问题，解决问题的途径是竞技体育的自我调整和竞技体育伦理的建设。
李萍美、孙江《对竞技体育文化特色的研究》（浙江体育科学，2006年第5期）指出：源于西方的竞技体育从很多方面都辉映着西方文化的特色。竞技体育极好地体现了西方文化重“竞争”的特色，处处散射着西方文化的基本精神——科学精神，西方文化重“法”的特色在竞技体育的评判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西方文化重“个性”的特点在竞技体育中也发挥到了极致。我们应大胆吸收和借鉴，以更好地促进中国传统体育和现代竞技体育的发展。
李秋高、汪习根的文章《论体育立法的价值取向冲突及其整合》（河北法学，2005年第3期）指出：体育立法的价值取向是一个多元、多维、多层次的体系，体育立法不同价值取向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其突出表现为经济效益与公平竞争价值取向的冲突、体育秩序与公平竞争价值取向的冲突和人的全面发展价值取向在竟技体育中的背离三个方面。整合和化解体育立法价值取向冲突应坚持三个原则，即价值优位原则、平衡原则和交易成本最低原则。
部分博士和硕士研究生已经开始关注竞技体育精神和价值层面的研究，写出了一些高质量的论文，如颜天民《竞技体育的价值研究引论》（北京体育大学博士论文，1999年）、熊文《竞技体育伦理之研究》（上海体育学院博士论文，2004年）等。
相关方面的专著较少。
3．关于竞技体育代价问题的研究
事物的发展是辩证的，竞技体育也有其两重性。超出了事物发展应有的“度”，事物就会走向反面。因此，在大力发展竞技体育的同时，加强竞技体育代价问题的研究，是保证竞技体育和谐健康发展的关键。
关于这方面的专著目前还没有见到，出现了一批有见地的论文。
颜天民、李刚、高健《竞技体育的价值活动代价》（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一文指出：竞技体育价值活动的代价主要有竞技活动投入的成本、竞技体育活动中的副作用、竞技体育活动过程中的失误、竞技体育宏观决策中的主动舍弃等，竞技体育价值活动代价的产生与付出具有必然性。
张在宁《“代价论”的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观》（体育学刊，2003年第5期）一文探讨了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代价论意蕴、根源和实现条件，认为竞技体育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必然是价值与代价之间的某种博弈均衡。
总体来看，我国学术界对竞技体育制度框架和思想基础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有明显的四个特征：第一，成果的数量少；第二，选题的随意性大，目的性不强，研究缺乏系统性；第三，定性研究较多，停留在思辨和体会上，定量分析不够，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不够；第四，研究人员队伍单一，仅限于体育界人士，缺乏多学科之间的渗透和跨学科的联合攻关，存在着用单一的知识和简单的方法分析复杂问题的先天缺陷。因此，对竞技体育制度框架和思想基础的深入系统研究非常必要。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333
【2】辛鸣．制度论．人民出版社，2005．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