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出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
我出生在苦难深重的旧中国。
如果从鸦片战争（1840-1842年）英帝国主义者用洋枪洋炮轰开了中国封建王朝闭关锁国的大门算起，到1945年蹂躏中国长达十余年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无条件投降，这一百多年中，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列强入侵所带来的屈辱和苦难。20世纪30年代（我出生的年代）日本侵略者大举侵华时，中国已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日本侵略者妄图吞并中国蓄谋已久。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发动了武装侵略东北的战争，之后，整个东北百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被日本占领。
1935年9月20日，我来到了这个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人间。战乱、贫困、流离和饥饿像病魔般侵扰着整个中国，中国人民处于灾难的深渊，濒临国破家亡的生死关头。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山东的胶东半岛也不可能幸免于难。只是在日本鬼子全面占领胶东半岛之前，在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战火尚未烧到胶东的年代里，我有幸在这暂时的“避风港”里出生，并在家庭的荫庇下，度过了相对平静的一段童年时期。
我出生于莱阳县院里乡院里村（今莱西市日庄镇院里村）。院里村地处莱阳县最西边的小沽河畔。小沽河的西面就是平度县。我外祖母家就在小沽河西岸平度县的孟格庄村。胶东半岛属丘陵地区，院里村却位于难得的小沽河畔的冲积平原上，土地肥沃，林木茂密，庄稼长得好，是方圆几十里最大的村庄。我村向东约10里就进入了丘陵区，那里的农田是山冈薄地；向西北约20里，是位于平度县和莱阳县交界地区的一抹青山，虽谈不上挺拔巍峨，却也蜿蜒秀丽。每到夏天，村里的小姑娘成群结伙，黎明出发进山，傍晚时每人都能采回两篮子鲜蘑菇。这青山是小沽河的源泉，小沽河在我脑海里留下了许多优美的和惊险的记忆。河并不宽，深只没膝，河水清澈见底，水中戏游的小鱼儿闪耀着鳞光；两岸的沙滩洁净而明亮；沙滩再上面是一带茅草和芦苇，沿河逶迤向远方。街坊上与我同龄的五六个男孩每年夏天几乎天天中午去河里洗澡玩耍。可到了秋雨季节，她一改恬静秀美的姿容，很多次，汹涌的山洪奔腾叫嚣，冲上河岸，淹没庄稼，涌向村庄。有一天夜里，我父亲猛然惊醒，推我快起，我下炕时，地上积满了水，鞋子像小船一样漂走了。
那时，县里的交通十分闭塞。我家离莱阳县城90华里（离现莱西县城50华里），是县里最偏僻的地方。古语道：“山高皇帝远”，我大哥说他从未见过县里的官儿们来过我村，更不用说省里的。但在我刚刚记事的时候，我们那一带就有八路军出没。那时是国民党的天下，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多在偏远地区或山里活动。我的一位堂哥（我三叔的儿子，比我约大20岁）是保长，可是他既不逼粮催款，也不欺压百姓，经常关严了街门，在他家前排的三间草房里，地上铺一厚层麦草，领着七八个壮男子摸爬滚打，使的是刀、枪、剑、叠鞭等兵器。我经常爬在窗户外偷看，觉得他们功夫好生了得。后来听我大哥说，我这位堂哥名义上是保长，实际是地下共产党，只可惜后来病死了。
我出生在农民家庭，是木匠世家。祖父秉承曾祖父的木匠职业，挣下了不小的一份家业，土地几十亩，房子十几间。我父辈兄弟三人，父亲跟祖父做木匠，二叔掌管种地，家中不愁吃穿，还有手艺挣钱花，是个自给自足的殷实农家。我是家中的老小，未曾见过祖父。到我记事时，父亲和两位叔父已分家多年，三叔也已去世。我三叔家在南菜园旁，有两排六间房子。我家与二叔家大门紧挨，并排于正街之上。我二叔家两排房子，前排是草房，后排是瓦房。我家有三排房子，前排草房与二叔家并列，后两排是瓦房。两家草房之后是相对的两个大院，中间一墙相隔，不仅鸡犬之声相闻，两家隔墙说话也都听得清清楚楚。我家把这个院称为前院，院的东西各有厢房。东厢房是磨房和畜圈，除了一盘石磨，还能容下两头大家畜；西厢房可以住人；中间就是所谓的“天井”，是人们往来行走和小孩子；玩耍之处，夏天的晚饭有时也在这里吃。我家比二叔家多了一排瓦房，所以在第二、三排房之间有个后院。后院的东边是一个大的花生墩子，秋收后里面装满了带壳的花生。上面用草苫盖着。我家一年到头的食油，就是用这些花生去村里油房榨的或兑换的，我和三哥也常掀起草苫从墩子里抓上两把花生剥皮即吃，充作零食。西边是地瓜干墩子，里面长年装着生地瓜干──主要是用来喂猪或做酒的。秋收后，把一穗穗的玉米棒子辫成长辫，围着中间竖起的一根木柱缠绕成一个玉米垛，也在后院里。前院和后院还各有一个猪圈，每圈长年都有一两头猪。
父亲与二叔原本是亲密兄弟，但在二叔成家之后却日渐疏远。这源于二叔的婚姻。二叔是兔唇（农村里称“破唇”，上嘴唇中间有一个豁口）。那时的农村，相亲也很讲相貌，他虽身体好，人厚道，精于种庄稼等所有农活，是个很能干的人，但总因相貌的原因，单身独户等到30多岁，还没说上个媳妇。不知是谁出的主意，去相邻8里地的瓦庄村抢了一个小寡妇。这种抢亲，绝不能在白天，一定要在半夜三更，神不知鬼不觉地偷偷进行。当然也不会有什么八抬大轿的风风光光，胡乱用麻绳束缚了她的手脚，再绑在手推独轮车上，推回家就是。她会因突如其来的事而受到惊吓，但到定了神之后，或许并不觉得这是坏事。因为那个时代的小寡妇，就算再年轻，甚至美若天仙，也是很难改嫁的。当了寡妇，就名声扫地，人人都说是“妨男的”。按封建礼教，“一妇不事二夫”，寡妇改嫁是有罪的。偷偷地（有时也会两家事先串通好）抢亲，抢亲时两家或真或假地对抗一阵子，寡妇挣扎、甚至寻死寻活一阵子，常是表演给世人看的，借以掩盖寡妇改嫁之罪。实际上这是对封建礼教的一种抗争，是人性化的一种进步。果然，到我记事时，二叔和二婶日子过得挺好，二叔天天乐哈哈地种地，二婶吃得又白又胖地操持着家务。但他们家的大问题是无后，天天盼着生个儿子，就是生不出来。我两家关系疏远后，我二嫂曾背地里说过我二婶一句：“这个贫寡妇，在那家妨男人，到这里又绝后人。”不过，我两家关系的疏远还不是因为二婶不会生孩子，而是因为二婶为我大哥拉就的婚事。
2.封建社会对我家的迫害
我父母共有六个子女，我是老小，上面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到我记事时，最年长的大姐（大我18岁）已经嫁人，我大哥（大我16岁）和二哥也都娶了媳妇。那时的胶东农家，时兴娶大龄媳妇，理由是进门就是好劳力。我大哥15岁时娶了个大他四岁的媳妇。遗憾的是我这大嫂不但不能干活，还是个病秧子。相貌平平，又瘦又小，一天到晚除了吃饭就是哼哼唧唧。她那时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照看我，背着我上街玩，因为她进我家门时，我才一岁。人们都说“长嫂若母”，不想她这病秧子竟对我“若母”了。但她对于我们家，不能帮忙，反而添乱，病得连孩子也不能生。作为我家的长门长媳，这本应使她在家中和邻里之间失去颜面，地位低下，抬不起头来，但她还挺厉害，动不动使性子，张口骂人，还常对我母亲顶嘴。我家为了给她治病，方圆几十里，凡能请到的看病先生都请遍了，还用遍了各种偏方和秘笈，都没有把她的病治好。后来才明白了，我家是上当受骗了。她得的不是一般的病，是叫做鼠疫的很厉害的传染病。她出嫁时已重病在身。因为这门亲事是二婶做的媒。她是大嫂家的远房亲戚，她明知大嫂是个扶不起来、嫁不出去的病秧子，却为了讨好我大嫂的娘家，到我家花言巧语，说大嫂没病没殃，长得俊气，还有一手好针线，家中活计无一不能，等等。那时农村的结亲不像现在，大多数夫妻在结婚前从未见过面，全凭媒婆一张嘴介绍双方的情况，等大花轿把新娘子抬到家，拜完天地进了洞房，揭开盖头才第一次见面，是俊是丑，是香是辣，就是她了。如果媳妇又丑又傻，或者德行不好，不到万不得已，也不便“休”了她。大嫂因是我二婶做的媒，我家又太厚道，总盼能把她的病治好，所以没想要休她。但大哥是我家长子，长子无后，是大不幸。到我二嫂接连生了两女一男时，她还没有动静，我家彻底失望了，并由此对二婶逐渐反感起来。二婶也知道她给我家闯了大祸，在我家总是鬼鬼祟祟、皮笑肉不笑的。她很少敢来我家，来也得不到好脸。
因我二婶的关系，我两家的关系逐渐疏远，再没有隔着墙说话的事，两家来往渐少。记得我小时候，每年唯一去她家的一次是正月里她家请我父亲和弟兄四人吃一顿饭，而我家回请时，则只请二叔一人。
我两家关系的进一步疏远，还因为后来发生的另一件事情。
按当时农村的规矩，弟兄之中如果有一家无子继后，可以从多子的兄弟家过继一个来顶立门户。我家有四兄弟，叔父向我父亲提出过继的要求，我父亲同意了。按常规，长子是不能过继的，当时我和三哥都还小，父亲打算把二哥过继给他，这样二叔不光有“儿”，还有“孙”了，多好的事呵！可请人立约之后，我二哥就是不去，尤其是我二嫂，说什么也不去。你想，她这耿直性格的人，怎么会愿意离开一个温馨热闹的家庭，去和自己不喜欢的人长期生活在一起呢？其实这事，原本是勉强不得的，只好作罢。但因这事，我家与叔父家不仅疏远，而且有些僵了。不过每到春节，我父亲还是派我二哥到二叔家去烧香三天。那时的社会，很封建，尤其是山东省，受孔夫子的影响很深，女性不可以在供奉的家谱之前烧香跪拜。虽然我二叔本人可以，但那样显得形影相吊，寂寥冷清。我二哥去烧香，我侄子也跟着跑前跑后，从年三十傍晚去祖坟把列祖列宗“请回家”，到正月初三早晨把“祖宗们”送走的这三天，“祖宗们”看家里有多人进出，有香火继后，会高兴些。
旧社会的封建落后集中表现在封建婚姻上。封建婚姻祸害了我二叔和我家，也祸害了我们两家的关系。封建婚姻的危害不止一代，极其深远。我大哥因无子女，一辈子郁郁寡欢；更兼我大嫂秉性怪戾，他们夫妻之间的关系，用一句胶东方言来表达：“哇凉哇凉的”。
我大哥无后，眼看50岁，老之将至，就从我三哥处要来一个侄女，并为她招了女婿。女婿是乡供销社的小干部，小两口生活美满，我大哥大嫂也高兴了几年。但在封建落后的胶东农村里，“招女婿”是抬不起头来的，侄女婿经不起街坊邻里大人小孩的闲言碎语和另眼相看，后来带着我侄女回自己家去了。我大哥竹篮打水一场空，内心憋闷，患了严重的哮喘病，失去劳动能力，赡养兄嫂的担子全落在我身上。1997年春，我回家探亲，我们兄弟四人一起商量，立了个约：大哥大嫂的所有花销，包括买粮、油、肉、菜及一应生活用品等等，仍继续由我寄钱支付；平日跑腿买粮、买菜，以及生活照顾等由我侄儿，侄媳承担；大哥大嫂走后遗留的房产，归侄儿所有。我这侄儿是二哥的二儿子，与大哥住在一条胡同里的对门，一则照顾方便，再则大哥走后的房产与他家相连，是很好的事情。我成了他们经济上的靠山，养了他们二十几年。大哥迈过84岁门槛，于2002年去世。大嫂虽自嫁到我家就病病怏怏，岂知人生难卜，天意无常，尤其她对我“若母”了一场，大哥走后，我按大哥在世时的数目给她寄钱。我这侄儿侄媳，极尽孝道，为了照顾方便，就把他大伯母搬到自己家里。我这大嫂，晚年生活不能自理，屎尿常常拉在炕上，我侄儿侄媳仍精心伺候。她活到94岁高龄，于2008年去世。
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后不多日子，我大姐因为在她们村里当的是妇女会会长，接受新事物快，她兴冲冲地回到娘家，说服我父亲支持我大哥离婚。这婚姻本是一场骗局，毫无爱情可言，但那是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时代，我大哥脱不开封建枷锁的羁绊，连我三哥也跟着嚷嚷说：“不能离婚。”
其实我大姐本人也是封建婚姻的牺牲者。我父亲是乡里有名的木匠，因为生意的关系在离我村15华里的丁家庄交了一个朋友，这朋友本是村里的旺户，有三个儿子，日子过得很红火。他的三儿子与我大姐年龄相仿，两家就说定了娃娃亲（只是口头说说，并无婚约），那时我大姐才10岁。但在此后，这朋友家节节败落，到我大姐19岁出嫁时，他家已四壁寒霜，家贫如洗。我父亲心太善，心太软，不忍在人家穷困潦倒之时吹掉这门亲事。于是我大姐含泪出嫁，说“是被我爹当人情送给了人家”。大姐出嫁后，婆家为了生计，让三个兄弟分立门户，我姐夫年纪轻轻，不善务农，种的又是石头疙瘩硌脚的山冈瘠地，打下的粮食连半年也不够吃，过的是糠菜半年粮的苦日子。我大姐总是泪水伴着菜饭往肚里咽。更不幸的是，她有两个孩子夭折了。我母亲除了常常埋怨父亲许下的这门亲事外，唯一能够弥补的只能是每隔一两个月就准备好粮、菜、布料等打发我三哥送去。我那时随三哥经常去大姐家。放暑假时，我还住在大姐家帮她照看我的大外甥和大外甥女。他们家的饭，我难以下咽，与我们家的相比，真是两重天地。我大姐嫁到那里，真是凤凰落坡。
胶东是老解放区，1946年就解放了，并在这年秋天开始了土地改革。我大姐家此时家徒四壁，是贫农成分，更因为我大姐聪明能干，说话在理，与人为善，小山庄的人们都刮目相看，推举她做了村妇女会会长。新中国成立时，当了几年妇女会会长的她，沐浴着灿烂的阳光，觉得再不会过苦日子了。
《婚姻法》的颁布，使她内心难以平静。她痛恨封建婚姻，《婚姻法》给予她反抗的力量。但她思来想去，觉得丈夫厚道老实，膝下又有一儿一女，十分活泼可爱。贫穷是旧社会带来的，不能算到丈夫的头上。无奈之中，她想到了我大哥，觉得我大哥受了封建婚姻的伤害，没得说，离婚是完全合法的。实际上，她劝我大哥离婚也代表着她在封建婚姻的重压之下迸发出来的有力的反抗。虽然这种反抗未达到她预期的结果，但趁我病病怏怏的大嫂在北屋里熟睡之后，她面对全家人滔滔不绝，控诉封建婚姻之害到深夜，作为她内心愤懑的发泄。那夜我毫无睡意，静静地听着，对我大姐大哥婚姻的不幸深感同情，也觉得大姐在我兄姊六人中最是说话在理、最是有见识的了。
封建婚姻不只害了我二叔和我大哥大姐，也害了我二姐。虽然我二姐结婚已在解放之后，本不应受害。但中国的解放并不意味着封建社会的彻底结束。传统封建思想的毒素仍在祸害千千万万的人民，这包括封建婚姻本身和按封建传统对于妇女的歧视。
我二姐比我大三岁，在解放前与我一同上私塾，解放后一同上小学，并一同小学毕业，属于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老解放区的明朗与自由的环境塑造了她开放、活泼、好说好笑的性格。小学快毕业时，她成为村里的活跃人物。她高挑的个儿，健美的身材，俊俏的鸭蛋脸儿，以及时尚合身的衣着打扮，都是讨人喜欢的资本。那时村里经常组织年轻人排演文艺节目，她成了村里舞台上的活跃角色。应该说，二姐是老解放区里先解放了的人。
但是，我的父亲和哥哥们并没有完全解放。大哥、二哥看不惯二姐在外面的活跃，却并不说什么。三哥则总说我二姐在外面“太疯”，说大户人家（那时他以我家为大户人家自居）的女孩子上台唱歌跳舞演活报剧，有失体统。我父亲虽没有出面阻止二姐，但在我们小学毕业，我正准备考初中的时候，他非但不允许我二姐去报考，还轻率地为她许下了亲事。
我家屋后的一个邻居看中了我二姐，一心做媒与她的亲戚家结亲。她的嘴很甜，先是夸我二姐长得漂亮，接着夸我父亲有福气，有这样的好女儿。我父亲被她巧嘴弄舌说转了，又借着酒兴，就答应了下来。我父亲答应的这门亲事是又上了当。他之所以上当，除了媒人的花言巧语，更重要的是他受孔夫子的影响有重男轻女的思想，总把亲生女儿轻率地许了人。他这第二次轻率时，实际上连二姐婆家的情况也没摸清。而等他知道二姐婆家的情况之后，又觉话已出口，不便改悔，仍然吃了心善心软的亏。
二姐的婆家在土改时被划为富农成分，这是当时农村里谁都避之唯恐不远的人家；更何况，公公婆婆是村中有名的厉害人，对儿子却是娇生惯养，宠得脾气很怪。
我上初中不久，二姐就出嫁了。好日子没过几天，婆家人的凶恶本性就显露出来。婆婆经常教唆儿子对我二姐拳脚相加，我二姐常被打得鼻青脸肿逃回娘家。我听了很气愤不平，但也很纳闷，我有三位哥哥，我家人多势众，二姐婆家寥寥三人，竟敢如此猖狂。但我父亲、我的哥哥们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使二姐的婆家越发厉害了起来。有一次，在我的暑假里，二姐回婆家，我去送她。我们一路走，她一路哭，她回的是自己的家，但这不是幸福，只有痛苦。这样的苦日子她熬了8年，在1959年，当我大姐逃难到黑龙江省密山县（见后述）落户后几个月，我二姐撇下了一岁的儿子（公婆说什么也不让把孙子带走），带着两个女儿投奔我大姐去了。
她再也没有回来，1961年她丈夫找到东北，我二姐死活不肯跟他回山东，他最后赖着协议离婚，条件是要一百元钱。我二姐写信给我，我那时正在农业部师资进修班学习，每月42元工资，还需要雷打不动的每月寄给父亲20元，但二姐开了口，这钱我勒紧腰带也得出。我除了从嘴边节省，又向朋友借，东借西凑，只凑了90元寄了过去，二姐这段不幸的封建婚姻总算结束。
之后，我二姐在东北改嫁。她的前夫回到山东身败名裂，独身终老。二姐没能带走的我那外甥却始终不忘姥姥、姥爷和舅舅、舅妈们对他的疼爱以及对他家的宽容，经常来我家探望。
3.我家是小农经济的一个典型
从我记事起，到全国解放前夕，我家人丁兴旺，老少三代有十五六口人。我父亲治家有道，教子有方，在他的主持下，我家团结和睦，日子过得蒸蒸日上。人人都忙忙碌碌，各个都心情舒畅，只我大哥大嫂除外。父亲性格开朗，笑口常开。他精明能干，家中各业，由他张罗着、谋划着，却又神情自若，从容不迫。他从不发火，无论有什么困难或不顺心的事，总能带领全家度过。他好酒好菜，鱼肉不断，吃得红光满面。他常常说：“居家过日子，就要有忙的、有闲的，有孩子们蹦跳哭笑的，这样热热闹闹，才算是家。”
种地和做木活是我家的两个主业。
父亲和大哥主营木匠活。我家前面一排的三间草房是木匠铺。后来，又在南菜园盖了三间草房，平时作木匠铺，秋冬作粉房用。父亲是村子周围方圆几十里内最有名的木匠，在各村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精于做独轮木车和各种农具，包括木犁、木耙等大型农具以及木锨、杈、耙子等小农具。父亲和大哥天天在木匠铺里干活，但每五天里要赶两个集市（包括本村一集）。赶集时偶尔把小农具带去出卖，主要营生是替各家的木制独轮车换车耳、车轴。木制独轮车由车桩和车轮两部分组成，通过车桩上的车耳和车轮上的车轴相连接。车子载重达一定量时，走起来车耳和车轴间的摩擦会产生悦耳的“吱呀吱呀”的响声。车耳和车轴用久了，磨损了，就要换新的。我父亲有一手绝活：所换的车耳推起来轻，又在换好的车耳里用剜刀剜那么几下，车子走起来就会有悦耳的响声。常常是有的农家请别的木匠换的车耳推起来重，也不响，就趁赶集时推来车子，请我父亲给他的车耳用刀剜几下，我父亲总是笑哈哈地帮他剜了，分文不取。
我大哥心灵手巧，他的手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不仅各样木活做得又麻利又好，而且胜我父亲一筹，学会了做各种家具。当时农村嫁闺女的嫁妆是箱、橱、柜、杌、炕桌等家具，或整套，或几样。这些家具，我大哥都做得十分精致而结实，还油漆得溜光锃亮，谁见了都称赞一番。家具活一展开，我家的木匠铺就更红火了。二哥、三哥在农闲时也帮着做木匠活，虽不及我大哥精巧麻利，但也样样会做。就连我那会儿，经常在木匠铺里玩耍，不经意间也看出些门道；到十二三岁时，我也能帮他们拉一阵大锯，让他们喘口气。我大哥做好的车轮，为了好看，要在他自制的旋床上用凿刀将车轮的两面刻上一圈圈的纹路。当他摇着车轮在旋床上飞转时，我做掌刀的技术活：在旋床的一侧，以凳子为依托，让凿刀尖深浅适当地伸向旋转的车轮，就能在车轮上旋出一圈圈花纹。我得益于这些不经意的学习，在我成家之后，趁假期自己做了吃饭的方桌、碗柜，还有小孩坐的小椅子、小凳等。1998年之后，我每次赴美探亲时，总给孩子们留下我的几件手艺活。大多是为孙女和外孙女做的，有书架、小书桌、小椅子、小方凳和床等。这些木活是经我费神设计又精心制作和油漆的，精巧得让孩子们和亲友们惊奇。我也很自豪，都六七十岁了，还能做出这样的好作品！我儿子家的一位来客看了我给孙女做的书架，叹道：“呵，这么好的书架，您是从哪里买的？”
二哥在家里主营种地。他善于思考，精于筹划，凡庄稼行道，门门精通。家里有20多亩地，后来木匠铺挣了钱，又买了五六亩地（这包括在临村以东离家八九里的丘陵地区买的两块专供种花生和红薯的地），还有三个菜园。凡庄稼地和菜园的活计，全由二哥安排。家里雇一个长工，农忙时再雇月工、短工。重要的农活，如向田里送粪、播种、锄草等，兄弟三人（那时我小）一起下地；再重要的活，如夏收、夏种、秋收等，则全家出动。我家几乎种植了当时胶东地区的各类庄稼，除了主粮小麦、大豆、玉米、谷子，还有花生、红薯、棉花、芋头，做年糕和黄酒用的黍子（黏性的），做烧酒用的高粱、扎笤帚用的散穗高粱，以及当时谁家都不种的旱稻。菜园里的菜也是各式各样，应有尽有。在南菜园子的边缘，还有两株桃树、一株花椒树、一株柿子树和几株香椿树。我家当时的粮菜全部自给，是典型的自给自足小农经济。
种地比做木匠活更辛苦，不仅更费力气，还要头顶烈日，经受风吹雨打和庄稼地里的闷热、蚊虫叮咬等。但当时对父亲和哥哥们种地的辛苦，我体会不深，上中学以后，在家人特别是哥哥们的呵护下，我更是没干多少农活，倒是对脱离劳动的文人骚客们所描述的田园之乐颇有体味。
这种体味似乎远离了耕耘的艰辛，偏向了收获的快乐幸福。例如每到秋收时，我的任务是收玉米之前先在玉米地里找没太成熟的嫩玉米，采回家让嫂子们煮上一大锅，还留几个烧着吃；收芋头时，我在哥哥们刨出的芋头中专拣那些没长大的“芋头儿子”，集中起来，供全家煮熟尝鲜；到远离邻村的山地里收红薯、花生时，是起早下地，摸黑回家，中午在地里吃饭的。我虽然能帮点小忙，如把嫂子们用礤子擦成的地瓜干摆在地边的石头上或草地上，但主要还是为全家烧花生和红薯吃。做这事我也只是三哥的助手：先在田地里挖一个坑，做成“锅”状，在“锅”的周围自下而上垒起一圈圈的土坷垃，直到垒高垒尖封顶。然后把拣来的树枝茅草放进“锅灶”内烧起来，直到把其上垒的土坷垃烧热甚至烧红时，把新刨出的花生和红薯一起填进尚有余烬的“锅灶”里，把其上烧热的土坷垃全都打下打碎，其上再培干土，形如土丘，这就好了。再去干一阵子活，挖开土丘，取出烧熟滚烫的花生、红薯，全家围坐在一起分享着，说笑着。这种田园之乐我至今还向往着。
在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的时期，农村手工业和副业被喻为“资本主义的苗”。中国走过了“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走过了“以粮为纲”的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农村手工业和副业，由“幼苗”到成树，是人人都称赞的“新生事物”。殊不知新中国成立前，在那封建落后的农村里，我父亲已深谙多种经营之道，享用多业兴旺之利。
在以种地为主业的农村里，我家开木匠铺是与种植业相连的手工业。我家还有几项副业，包括开粉房，做大红蜡烛和纺线织布等。
每到秋季绿豆下来了，我家就开始收购，到了冬季，粉坊就开了。我大哥、二哥轮换着每天摸黑起来套毛驴上磨磨粉，到大家起床时，已经磨了一个多时辰，卸磨了。做粉条是技术性很强的活，包括过滤磨过的粉、出粉团、用明矾和以少量淀粉打芡，以及和粉、出粉、晾晒等一连串工艺过程。大约每半个月出粉一次。出粉那天，可真热闹，和粉的、打瓢漏粉的、桄粉的、运送的、烧火打杂的，没有十几个人是断然不行的，我家里人多，不需求外人帮忙。
我家的粉条是自产自销。平时由我三哥推车到各村去卖或以粉条换绿豆。积攒多了，他们兄弟三人各推一辆车子，半夜上路，一天赶到兰村（靠近潍坊的大镇），在那里批发。开粉房是农家的好生意，除了粉条赚钱，副产品粉渣等可以喂猪、肥田。我家每年春天买几头猪崽，冬季粉渣下来开始育肥，每年过年前都宰两头大肥猪。由粉房废水沤制的和猪圈积攒的肥，肥田有劲，数量又多，我家的庄稼也长得特别好。
每年春节之前，我大哥开始做大红蜡烛，原料是在农村收购的牛脂、羊脂、蜂蜡等。他做得又快又多又好，有大小各种型号，有摆在贡桌上的，放在门廊的，还有专供小孩子放在灯笼里的小蜡烛。在成双的蜡烛上面写好金粉字的对联，诸如：“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人勤地不懒，家和万事兴”等，用大红纸包了，外面箍一道金纸，写着“新年吉祥”“大吉大利”“财运亨通”“五谷丰登”等字样，既是供不应求的商品，又可称为艺术品。按现在的观念，我家的这种传统手艺应属“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列。
过去中国农村有男耕女织的传统，我家是农村少有的这种传统的继承者。在我三嫂进我家门之前，我家种棉花是为了做全家人冬天穿的棉袄棉裤。从我三嫂进门的第二年，我家扩大了棉花种植面积，所产大部分棉花用来纺线织布。每年收棉花之后，我母亲开始轧棉花，弹棉花，从早晨直到深夜都在纺线，她纺的线又匀又细又结实。纺了一冬天，春天是我三嫂开始织布的季节。
我三嫂贤惠厚道，心灵手巧，会一手好针线活，另如剪纸、编织、做饭等，什么手艺都一看就会，并无一不精。
为了织布，我家置办了织布机。先是坐机，后是吊机。用坐机织布，织布的梭子带着纬线穿行于上、下经线之间是用手传送的。这种织法技术性很强，但织得慢。后来改用吊机，梭子在上、下经线之间的穿行只需用一只手有规律地拉动吊在前面的“机关”就行了，织得又快又好。
织成的白布匹需经染色才能用以制作衣服。那时农村染白布用的是土办法。这种土办法让现代人看来是难以想象的奇特和落后：把池塘里的黑泥（叫“渍泥”）捞上岸，弄成稀糊糊，把织好的白布截成长段，在黑泥糊里揉搓，可把白布染成灰黑色。如果布泥相揉时再浇上用石榴皮或山上采来的一种叫做“猫眼睛”的野草煮成的水，则染出的布会更黑，也不太掉色。我离家上初中时第一次有了自己的被子，被面就是这样染成的黑布，被里是未经染色的白布。后来，我村有一家能用一种叫做“靓蓝”的植物把布染成蓝色。因为要花钱买靓蓝，我家没有引用这种技术，而是自己设计改变布色和花样。方法是把布织成各种条格或方格。这需买蓝、红、绿等各种染料，把染料粉和水按一定比例调好，在大锅里烧开，把准备织布的线放进锅里再煮一定时间，可染成各种颜色的线。然后用这种线与白线搭配成经线或纬线，就可以织出各种花样的条格布或方格布。这样的布色调新颖活泼，最适合小孩子和年轻人穿。每到春夏季节我家大人小孩都能换上一套时尚的新衣服；有时织得多了，或新设计的好格式，邻里们喜欢，也就廉价拿走了。
我家还有一项副业就是做酒。不过做的酒从不出卖，自家喝还总嫌不够。做烧酒和黄酒的原料包括小麦、黍、高粱、红薯等每年必种。我家有做烧酒和黄酒的器具各一套，邻居们也常来借用。除了夏天不做酒，家中的酒喝完了就做新的。我是父亲做酒的经常助手，所以做烧酒和黄酒的全部工序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家做木匠、种地、经营各项副业，人气旺，日子过得红红火火，是我们四百多户的大村子里仅有的一家。唱主角的是父亲带着我三位哥哥，但也离不开家中的贤内助。我家过日子也是男主外、女主内的典型。我母亲能干又勤劳，凡事善于筹划，做事有条不紊，会一手好针线，裁剪衣服尤为擅长；能做一手好菜，家中来客人，或是逢年过节，总由她亲自掌勺。凡家中诸事，都由她安排。她既有主见，又能发挥嫂子们的特长。我家礼道挺严，每天早晨，二嫂和三嫂都先向我母亲请安，然后二嫂问今天吃什么饭、什么菜，她俩商量一番；三嫂问今天做什么要紧的事，有时也商量一番。凡家中谁要添置什么衣服、鞋子、被子等物，母亲都想得十分周全。三嫂长于针线，婆媳常一起切磋，一块儿做针线活。
那时，我家衣着不差，吃得也好。当时我家吃饭分三摊，一是父母，他们坐在炕上，一天三餐必有酒、菜，主食白面馍馍，也吃新做的锅贴（这种锅贴玉米面约占60%，豆面和小米面各占20%，新做出来的又酥又香又甜）和新煮的红薯等；再是三位哥哥和长工（还有月工、短工），他们把饭端到木匠铺里席地围成圈吃，长年主食是锅贴，偶尔加面条、稀饭。我的三位嫂子带着孩子们在做饭的堂屋里地上摆长条桌吃饭，我有时掺和在嫂子们中间吃，有时与父母一起吃。嫂子们是全家吃得最差的。我家吃饭的规矩是首先照顾老人和小孩，其次是外面干活的男人们，包括长工、月工和短工。夏天新麦子下来了，嫂子们辛辛苦苦淘了麦，磨成面，男人们可以吃一个月（实际只每天中午一顿）的白面馍馍，她们只能吃最后用粗箩筛下来的黑面做的馒头。男人们吃新做的锅贴，她们只能吃上一顿或昨天剩下的，冬季里还要经常吃红薯和红薯干。我家十几口人，每五天两集各买2斤猪肉，只有父母和干活的男人星星点点吃得上，嫂子们除了闻味，一点也沾不上。我家的长工们吃得比嫂子们好，同哥哥们一个样，拿的工钱也比较多，这是我父母做人之道和仁爱之心的体现。我父母常说：人家帮咱家干活，一样的辛苦，我们不能亏待了人家。其实，嫂子们也天天劳动，农忙时也要下地，庄稼上场后她们既要在场上干活，又要回家做饭。她们吃得差，却心甘情愿，除了是对干重活的男人的尊重和长期的习惯外，当然也与孔老夫子重男轻女的影响有关。
我在家中，有父母的疼爱自不必说，哥嫂和姐姐们也都关爱有加。“若母”的长嫂对别人脾气不好，对我却很好；嫂子们从不喊我的名字，喊我“小兄”，这好像是对我的尊称。三嫂给我做针线活，二嫂让我享了不少的口福。因为我家中有两支猎枪，每年春季和夏季，哥哥们空闲时打到的斑鸠、麻雀、水鸡、蜡嘴鸟什么的，都高兴地、邀功似的送到我手里。二嫂总记得在做饭后的锅灰余烬里烧好送给我。那时没有保护环境和爱护鸟类之说，所以当时胶东农村曾有的各种小鸟我都吃过。当地盛传“宁吃飞禽一两，不吃走兽一斤”的话，而且在锅灰里烧着吃尤其香！此外，夏、秋天新鲜的玉米、花生、芋头，冬天的红薯，还有树上叫的蝉、田地里飞的蝗虫、钻进木头里的天牛幼虫，二嫂都经常在锅灰里烧给我吃。
在兄姊六人中，我与三哥和二姐之间年龄差距较小，显得更亲昵些。我们经常一起玩，还曾一起上学。三哥15岁时娶了媳妇（也比他大4岁），却还像小孩子似的经常与我一起玩。那时胶东有个习俗：头几年的新媳妇，一年总要住几次娘家，每次20多天至一个月。当她骑着毛驴由丈夫从娘家接回时，总要带回一个很精致的小盒子，是用高粱秆外面的硬皮编织成的，里面装满了熟鸡蛋、小饽饽、小点心等好吃的食品。这小盒子放在小两口房里隐秘又通风的地方，食品是专供丈夫吃的。我从三哥那里才知道这个秘密。但他没有独享，总在家里没有别人时，神秘兮兮地拉我到他的房里，打开小盒子，让我挑喜欢的吃。不过那时我挺懂事，不贪，尝尝就够了。
我的这段童年时光，算是相对稳定、处于和平环境下的一段时期。这也是我家最兴旺的时期。家中人多，和睦、热闹、生活好。这段时期也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期。当我在这以后经历了战乱的恐怖，逃离家园的痛苦和灾害的折磨时，回味这段时期，才真正体会到，稳定的和平时代，才会有真正的家；人们才能通过劳动去创造财富，才有安居乐业的生活，也才能真正体味到社会的温暖和家庭的幸福。
4.日本侵略者留在我心灵上的烙印
在我童年的生活里，有两种感受是刻骨铭心、终生难忘的。一是童年里家庭环境的温馨和幸福，再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入侵中国带来的灾难和痛苦。
前面说了我的出身，以及家庭和社会环境。当然与现代生活相比，当时的生活很艰苦，吃的是粗茶淡饭，偶见星星点点的鱼肉；睡的是只铺炕席、没有褥子的土炕；穿的是粗布衣裳，每年一套夏装，三四年换一次棉衣；夏天都是打赤脚，晚上睡觉也从不洗脚。可在那时，这是最普通、很正常的生活，并没有觉得这是苦，反而觉得生活很开心，很滋润，很幸福。就是今天想起来，也是这样。什么是幸福？我觉得能够那样无忧无虑舒心地生活，既不去奢望什么，又不为自己的生存而担忧的生活就是幸福。
可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入侵，把这一切美好都打碎、驱走了。
日本鬼子开始侵略到胶东半岛时，我七八岁年纪。我家、我们村里人的生活好像从天堂跌入了地狱。印象最深刻的是日本鬼子头一次袭击我们村。大街上有人喊了几声“日本鬼子来了！”之后，家家慌忙往山里逃难。我家也匆匆带了些干粮、随身衣物等跟着人流向西北进山了。我和三哥每人拉着一头毛驴，夹在逃难的人群中拥挤着向前跑，一路上尘土飞扬。我毕竟年龄小，一下子绊倒了，幸亏我把牵毛驴的缰绳缠到手脖子上了，毛驴向前跑，一下子又把我带起来了。爬起来后，鞋子掉了一只，索性把另一只也蹬掉了，光着脚跑，因为不敢停下来弯腰拣鞋子，那样不被人踩死也会踩伤。我们一跑20余里，躲进了山沟里。干粮吃光了，晚上很冷，饥寒交迫。
两天后，有胆子大的，摸回村中看了看，说日本鬼子走了。我们回村后，各种消息传开了，说后街（我家住在前街）的整条街几乎家家遭抢劫，日本鬼子掠走了家中的米、面，还逮走了所有的猪、鸡、鸭等。有一家，一个妇女带着小孩没来得及逃，鬼子来抢东西，妇女不让抢，鬼子一刺刀把她刺死还不解恨，又把小孩举在半空，两手抓着两腿活活地劈死了。因为村里的人们几乎都逃走了，日本鬼子不能进行惨绝人寰的杀戮，就在我村不少人家做饭的锅里和面缸里拉屎撒尿，真是灭绝人性、丧尽天良！我家那次没有遭抢劫，但日本鬼子所带来的灾难同样在我心灵上留下剧烈的刺痛和不可修复的创伤。
日本鬼子入侵胶东后，在青岛市修了飞机场，我家距青岛200华里，日本的飞机经常飞过我村。有一次，鬼子的飞机在后街上扔下了四五颗炸弹，炸塌了不少房屋，炸死了五六个人，其中有人被炸破了肚子，肠子都出来了，死得很惨。过了些日子，我们街上的一个保长说，这次轰炸是因为后街上有一家在轰炸的前一天死了人。旧社会有个习俗，死了人之后，家中的儿子、侄子、近亲等要替死人到村头的土地庙向土地爷“报到”，叫做“报庙”，报庙的人披麻戴孝，手拄长长的柳木棒，一字儿排成长队，边走边低头哭泣。鬼子的飞机以为这是驻防当地的国民党军队（因为国民党军队穿土黄色军装，与披麻戴孝的丧服颜色相近，拄着的柳木棒也很像是枪），所以第二天就带着炸弹来轰炸。
我还经历了另一次日本飞机的轰炸。当时我在距家两里地的邻村上小学一年级，下课期间，在院子里看见日本鬼子的飞机过来了，飞得很低，都可看见驾驶员。忽然老师大喊一声：“快进教室！趴在桌子底下！”我们涌进教室，还没来得及爬进桌子底下，就听到炸弹轰响了，因为老师已经看到从飞机上扔出了炸弹。不过，这次没有炸到我们学校，炸的仍然是我村，又炸塌了不少房屋，死了六七个人。
后来，日本鬼子在距我村十华里的日庄村修炮楼。这炮楼修了足有半年。村里的青壮劳动力大多曾被抓去修炮楼，甚至与我同龄的小孩子们也都被抓去，尽管一次只能搬一两块砖。日庄修了炮楼之后，鬼子不只是拉网扫荡，侵扰更频繁了。日庄是胶东丘陵地区的交通要塞，我们村则是小沽河畔平川富庶之地，灾难最深重的自然是鬼子眼皮底下的日庄村和我们村了。人们天天胆战心惊，连晚上做梦都大喊“鬼子来了！”特别是我们这样的小孩子，更是惶惶不可终日，每晚总早早地紧紧偎依在父母身旁。
从修了炮楼以后，日本鬼子除了烧杀掳掠，又开始对当地人进行文化侵略，妄图从精神上奴化中国人民。日本鬼子强迫中小学生放弃念中文书，一律念日文书，而且常到学校里“检查”。其实我们的老师对日文一个字也不认得，虽然每个小学生都发了两本日文书，平时都不念，但却逃不脱日本鬼子的“检查”。
无论是日本鬼子对我们村的直接扫荡，还是飞机对我们村的轰炸，我还都没有直接面对过日本鬼子，而日本鬼子强迫中国小学生念日本书，却使我要直接面对日本鬼子的刺刀、长枪和皮靴。日本鬼子来“检查”的前一天，老师得到了消息，再三叮嘱我们明天一定要把日文书带来，并且一定要到校。我吓得一夜心惊肉跳，早晨起来不想去学校，却又不敢不去，因为如果缺了人，惹怒了鬼子，老师就要遭杀头之祸。我胆战心惊，硬着头皮去学校。老远看到一个日本鬼子在路口盘查行人，这鬼子拿着明晃晃的大刀，头戴钢盔，穿着长筒皮靴。我一望见就腿软了，直打哆嗦。我当时想，如果我折回头，日本鬼子必定赶过来刺死我，看前面也有人过去了，只得硬着头皮向前走。当经过日本鬼子面前时，我的腿哆嗦得几乎走不动路了。好容易到了学校，老师木立在讲台上，我们这些小学生坐在那里气都不敢出，有的仍在打战。等了足有两节课的时间，一个日本鬼子进来了，仍然是明晃晃的大刀、钢盔和长筒皮靴。这大刀在教室里晃来晃去，闪着瘆人的光；长筒皮靴踩在地上咚咚作响，震得我们的心跳得快出了胸膛。鬼子站在我们身旁，用鬼眼瞪着我们，再伸过魔爪来翻看我们桌子上的书是不是日本书。当时的情景，一个七八岁的小孩子哪能经受得住！班里就有一个男生吓得尿了裤子。
日本的侵略，使中国满目疮痍，创巨痛深。中国人民奋起抗日，但那时尚未形成强大的反侵略力量。胶东也有国民党军队和八路军，国民党军队处于弱势，八路军属于地下活动。记得有一次，我的三位哥哥在村前的地里锄草，我跟着在地里玩，忽然看到一行国民党军队急奔我们邻村，刚到村头就与日本鬼子接上了火。听到枪响后，我们兄弟四人赶忙跑回了家。第二天，还是听我们街上那个保长说：昨天两方接火后，日本鬼子因为人少，调头撤向日庄炮楼，国民党军紧追不舍，一直赶到离炮楼很近了。日本鬼子刚进炮楼，从炮楼的枪眼里就射出了机枪的子弹，国民党军队当场死了六七人。
过了几年这种惶恐不安的日子，1945年8月，我还不满十岁，苦难总算到了头：日本鬼子投降了！我们，我们中国人民从灾难的地狱里站了起来。
我见证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的侵略，也见证了侵华日军的投降。记得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因头一天就得知拉着投降的日本鬼子的汽车要经过我们村东的大道，我们一大群孩子每人都抱了一些碎砖头和石子，选好了大道旁居高临下的位置，早已在那里摩拳擦掌地等着。我们什么也不怕了，因为日本鬼子已经缴了枪，头盔也卸了下来。等了好一会儿，拉日本鬼子的汽车开过来了，是敞篷大卡车，这太好了，砖头、石子正好砸进去。我们这群小孩，平时练就了掷石子的本领，发无不中。汽车过来时，一个个使足了浑身的劲，砖头石子飞雨般地砸进了敞篷汽车，只可惜车开得快，没能看清日本鬼子被砸得头破血流的样子。
在现今的生活里，我发现当年亲历过日本鬼子烧杀掳掠以及精神摧残的人们，与没有这种经历的人们相比，对于日本侵略中国以及对日本人的感情是不一样的。我的这些亲身经历，只代表日本侵略中国时给予中国人民深重苦难的点点滴滴。那些冒着日本鬼子的枪林弹雨誓死抗战到底的幸存者，那些在日本鬼子“三光”之后的幸免于难者，那些在惨绝人寰的血腥的南京大屠杀中从血泊里爬出来逃生的无辜百姓们，他们的感受当然比我要深刻得多，他们对于当年日本鬼子的深仇大恨才真正代表了中国人民的心！
5.我家是中农成分
胶东是老解放区，日本鬼子被赶走以后，是共产党八路军的天下。在1946-1947年间，胶东进行了土地改革。我们村里成立了贫民协会，上面还派来了工作组。他们了解各家情况，研究每户人家的阶级成分。我家当时不了解土改的政策，因为日子过得去，吃穿不愁，觉得挺不错了，还曾雇过长工，很害怕被划成地主、富农成分。我家自动捐献了一头毛驴、两辆手推独轮车和几袋麦子。贫协和工作组对各家所划的阶级成分，并没有开村民大会公开宣布，是先把被划为地主、富农成分的各家，由贫协和工作组挨家给他们挂牌子。挂牌子的那一天，我家非常害怕，把街门关上，我和几个嫂子扒在门缝里往外看。挂牌的队伍过来时，我们几个人吓得连气都不敢出。可是，队伍从我家门前过去了，而是在二叔大门外停下，挂了“富农”的牌子，还进去说了些话。
我们村里的地主、富农大多居住在村东头，有五六家，其中一家属于恶霸地主，不久之后，他们全家被“扫地出门”了。这个地主家的房子很多，前后有三排，每排有左五间，右五间，还有些厢房；前面有一个很大的院子，院子外有高高的围墙。这是方圆五六个村里最大的一家地主。他家被“扫地出门”之后，就变成院里小学所在地。我原来在邻村就读的小学迁到了这里，附近几个村的孩子也都在这里上小学高年级。这里的教室比我在邻村念书时宽敞多了，把院子前面的围墙推倒，又向前扩大了一些（因围墙外是一个大的池塘）。校园又宽又长，是个好操场，我们每天都在这里上早操。我小学二年级至六年级都是在这里念的。
村中有两家地主，虽然家业不算太大，却有“书香门第”之称。这两家都有人曾中过举人，大门和门楼显得特别气派，大门外两侧各有一头石狮，很威武。不过到土改之前，这两家实际上已经败落，但在读书出仕方面不同于一般农家。其中就有一家出了个大学毕业生，这是我村解放前唯一的大学生。由于他家没有大的民愤，他本人也很平和，就被选作我们的小学老师。他教得并不好，我的一位远房堂兄，只是小学毕业，都比他教得好。原来这个地主大学生是请人代他考入大学的。花着家底，四年混下来，竟连个小学也教不好。
小学毕业后，我考上了初中。念中学时，与小学不同，学校要求每个学生填一张表格，包括家庭成员，有多少土地、房屋和阶级成分等。当时我不懂什么是阶级成分。老师说，就是你家在土改时被划的成分。我当时只知道我家不是地主富农，划成什么成分我也不知道。以后回家问我父亲和大哥，他们说我家是中农成分，虽然不如贫农、雇农成分是依靠对象，但也是团结对象。后来我问大哥：我们家当时日子过得不错，怎么二叔家的生活不如我家，却被划成富农。哥哥给我讲了一大套，我才明白了。
原来那时划阶级成分，不光看你家有多少地，吃的饭好不好，主要看是否有剥削，计算剥削是以土改之前连续三年为依据的。我二叔家两口人，十几亩地，土改前三年里长年雇一个长工，农忙时雇月工、短工。叔父虽是种地好手，也参加劳动，但他的劳动占不到一半，而雇工们的劳动占一半以上。按政策规定，凡靠剥削雇工占50%以上的划成富农；如果雇工的劳动占75%以上，则划为地主。我家当时虽有二十几亩地，但人多，人均不到两亩；再说我家除了妇女参加劳动，算半劳力，只男整劳力就有父亲和三位哥哥4个人，就是雇一个长工，农忙时雇月工和短工，雇工的劳动也占不到20%。我家种地、做木匠活、开粉房等，靠的是自己的劳动。我家连上中农也算不上。
我家没有被划成地主、富农，也与我父亲的处世为人有关。我父亲深谙世理，豁达开朗，有长远眼光。有一事可以说明。我大哥做一手好木匠活，精明能干，是当时农村里出类拔萃的人物，还念过5年私塾，识文断字，能掐会算，算盘打得啪啦啦响。没有算盘在地上摆几个石头子也可以算账。上头的人也看上他了，曾打算让他当保长。我父亲则坚决不同意，因为他看不惯我们街上那保长作威作福、欺压百姓的恶行。还有一条，我父亲好吃、好客、好施舍。我家木匠铺挣了钱也买地买菜园，但这不是我父亲追求的目标。他自己吃得不错，全家人生活也较好，每逢我村赶集，常有客人来家里喝酒吃饭。我家每年正月是最热闹的了，从正月初三开始有客人，直到正月十六，天天不断。我的一位大表哥是个厨子，菜做得极好，他正月初三来掌勺，正月十七八才走。我家过年杀两口大肥猪，十多天里全部吃光了。我父亲的施舍，大多是对没出“五服”的本家，只要是有哪家无粮了，揭不开锅，至少要送去半口袋麦子，不要钱，也不用还。有我父亲这“三好”，家中攒不了多少钱。他在邻里和村中为人谦和，处事公道，人缘也好，人们都尊敬他，称他为“尊长”。谁家有兄弟分家，夫妻吵架，以及邻居纠纷等，都要请他去“断决”。后来我大哥说：咱家幸亏了父亲的“三好”和人缘，咱们自己日子过得舒坦，村里人也能跟着沾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