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如何死
战争与和平的结果：死亡
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
——老子
没有一个人愚蠢到爱好战争甚于和平；在战争中，不像平常那样儿子埋葬父亲，而是父亲埋葬儿子。
——希罗多德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战争是值得歌颂的，不管它以什么名义进行。世界上也没有任何战争是伟大的、光荣的、正义的……所有的战争都只有一个特征：丑恶。卡莱尔在《过去与现在》中说：“天底下没有什么比两个人咬牙切齿、横眉怒目，互相打得皮开肉绽更为丑陋了；它将宝贵的、活生生的人体，将无价的、活生生的灵魂，变成一堆无名的，仅能当作肥料的腐烂尸骨。”
战争就是这样一台巨大的榨汁机：它把人从漏斗里填进去，那头就分离出血水和骨肉渣来。要开动战争这台机器，就必须以人的生命为燃料。谁能支配这些“燃料”？因此战争从来就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事情，它常常发生在国家之间。正如人们看到的那样，“国家”的行为远不如一个正常人那么理性，它们经常会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甚或十分庸俗的目的而动刀动枪。所谓的国际外交，就是勾心斗角、贪占小利、挑拨离间、假充公道；在相互间都觉得有利可图的时候，就会投怀送抱，好得穿一条裤子都嫌肥，我的就是你的，要什么尽管拿，我们无偿援助，这种关系称为友好盟国，同志加兄弟；一会儿不好了，说翻脸就翻脸，立马兵戎相见，愤怒谴责对方背信弃义。或在多头敌对关系中，对甲隔山震虎，对乙暗送秋波，对丙欲擒故纵，对丁要挟利诱……而这样的和平外交，只不过是两次战争中的间歇而已。卢梭指出：
战争绝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而是国与国之间的一种关系。在战争中，个人与个人不是作为人，甚至不是作为公民，而是作为士兵才偶然成为仇敌的；也就是说，他们决不是作为自己国家的成员，而是作为国家的保卫者才成为仇敌的。
——《社会契约论》
因此，人在战争中非常渺小，渺小到只是泥石流中的蚂蚁。两军相互杀戮的时候，也从不问对方想不想死——生命在战争中是崩盘的股票。在每一次惨烈的战争中，历史都会沉痛地记录下一些非常可笑的场面。普罗提诺是对这些可笑场面忍不住笑出声来的智者之一，在他看来战争是这样的：
人们将自己的武器相互指向对方，在死亡的厄运下整齐地列队而战，就像在运动场上跳着祝捷的剑舞——这足以告诉我们，人类的一切意图不过是游戏，死亡并不可怕，死于战争或战斗不过是预先尝尝过去准备好的东西，死得越早，归来得越快。
——《九章集·第三》
人类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一部战争史；战争是人类死亡的最大原因之一。人类为什么始终在战争？关于导致战争的缘由，历代思想家有过各不相同的见解，例如苏格拉底认为“战争起源于对金钱的贪欲”，“专制僭主……总要挑起一些战争，好让人民需要有一个领袖”（《国家》Ⅷ）。霍布斯认为“当全世界人口过剩时，最后的办法就是战争，战争的结果，不是胜利就是死亡，可以对每一个人作出安排”（《利维坦》Ⅱ）。汉密尔顿则认为：“从人类历史来判断，我们将被迫得出结论，即战争的愤怒和破坏性情感在人们心目中所占的支配地位，远远超过和平的温和善良的情感，而根据对持久和平的推测来建立我们的政治制度，就是指望人性的比较软弱的原动力。”（《联邦党人文集》）
人性也许是恶的，人有作恶的本能；贪欲也许导致暴力。在所有思想家能够提供的战争缘由之外，是否还应该考虑这么一种可能：世界归死亡管辖，死亡要求人类以战争方式减员？战争是人类大规模速死的方式之一，而和平也是死亡，只是零星地、缓慢地死亡罢了。
1.战争是什么？
如果把理论还原为事实，那么，所谓战争，实际上就是强者对弱者的屠杀，以达到暴力抢劫的目的。这种动机与结果，在古代战争中表达得更直截了当。大约存在于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1750年的印度河文化，在此后竟然消逝得无影无踪。直至三千多年之后，在20世纪初，考古学家才偶然地发现了它曾经辉煌地存在过——以摩亨佐·达罗（Mohengjo·daro）和哈拉巴（Harappa）为代表的城市遗址群，遍布在印度河流域约一百七十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那时它已经有了文字和发达的经济，它所建造的楼房甚至有给排水系统！如此发达的文化，怎么会在历史中被“抹杀”得干干净净？回答是：灭绝性杀戮、抢劫、摧毁。从北方欧洲来的雅利安人制造了这场连根铲除的毁灭悲剧。《梨俱吠陀》中的“因陀罗赞歌”唱道：
他使万物变化无常
他使达萨瓦尔那屈服、消灭
他像赢得赌金的赌博者，拿走敌人的财产
噢，人们啊，他是因陀罗
这是雅利安人战胜印度本土的达萨人之后，自己献给自己的颂歌。战胜，就意味着从肉体上将对方消灭！然后将财产洗劫一空；无法拿走的东西则全部毁掉。
其它地方发生的古代战争无一不是如此：萨尔贡（Sargon of Akkad，公元前2334—前2279）征略阿卡德和苏美尔；汉谟拉比（Hammurabi，公元前1792—前1750）扫荡两河流域；喜克索斯人（Hyksos）入侵埃及；图特摩斯三世征服叙利亚……没有哪一次不是留下如山的尸骨和烧焦的废墟。公元前9世纪，亚述的编年史中出现过一份资料，透露了他们在叙利亚和两河北部杀死的男人、妇女和儿童的人数，以及掳回来的奴隶人数，表明他们所到之处，几乎全部被毁，当地居民绝大部分丧命。
那个时候，政权也就是军队。在汉谟拉比时代，士兵是终身服役的，而且要求子承父业，否则将不能享受官方分派的“份地”。亚述人能够在底格里斯西岸迅速崛起，靠的就是军事化体制，提格拉·比利萨三世（Tiglath·Pileser Ⅲ，公元前746—前727）在公元前8世纪，也就是中国的春秋战国初期，已经把他的军队建成了拥有战车兵、骑兵、重装步兵、轻装步兵、攻城兵、辎重兵、工兵等专门兵种并配备精良武器的铁甲之师。居鲁士（Kurush，前600—前529）得以建立波斯帝国、称霸西亚，正是兴兵几十年、杀人如麻的结果；他的继任者大流士一世（Darius Ⅰ，前558—前486），更将波斯军队向西挺进欧洲和非洲，所向披靡无坚不摧，一路上直杀得血肉横飞，鬼哭狼嚎。究其制胜的原因，大流士的军队不仅“硬件”特硬，还有当时堪称超级的“软件”——波斯的军事建制。这就是，精锐的近卫军，希腊人称为“不死队”：人数永远不变，如果减员立即补充；波斯全国设五个大军区，每个军区首长管辖几个省的军事长官；确保波斯贵族在军中的一元化领导地位，下级服从上级，全军服从国王；各省行政部门派驻军代表；遴选军中巴勒斯坦人和腓尼基人组建海军，以问鼎地中海与爱琴海海上霸权；全国修建军事高速路网，其中最长的一条达2400公里，每20公里设驿站一座，中央发出的军事指令从苏撒到达小亚的爱非斯，2400公里路程，只需7天时间……
由此可看出，从古代的人类混战中幸存下来的国家和民族，实际上就是杀人效率较高的战争机器。塔西陀在总结罗马人的战争时说：“抢劫、杀人、掠夺，他们抛弃了虚假的帝国名声；他们造成了废墟，并称之为和平！”（《阿格里库勒》）杜威指出：“氏族、部落、种族、城市、帝国、民族、国家都发动过战争。这一事实证明，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好战本能使得战争不可避免。这一论点，比认为具有这种或那种社会传统的不变性的许多论点都更值得尊重。”（《人性与行为》）
在混战中被灭绝的弱者是令人同情的，但是他们只有在被杀的那一瞬间，才有权接受同情——如果他们不被杀死，一有机会，他们便会成为屠杀者。世界各民族中，决无天生的善类，这使人不由得要产生一种联想：盘缠在一起的蛇……所谓人类正在向文明趋近，意思是说，人类在杀人的战争中，游戏规则越来越完善，要求公平的呼声越来越高：
在真正的战争中，在敌人的国土上，虽然一个公正的君主可以占有全部的公共财产，但却必须尊重个人的生命和财产；他尊重他自己权利建立其上的那些权利。战争的目的既然是摧毁敌国，敌对方就有权杀死对方的保卫者，只要他们手上还持有武器；可是一旦他们放下武器投降，不再是敌或敌人的工具时，他们就重新依然仅仅是人，而别人就不再对他们有生杀之权。有时候，不伤害对方的任何成员也可能消灭这个国家。战争绝不能产生不是战争目的所必须的任何权利。
——卢梭：《社会契约论》
国家彼此都承认为国家这一事实，即使在无法无天而由权力和偶然性支配一切的战争状态中。也仍然是一种纽带，在这种纽带的联系中，它们彼此都算做自在自为地存在着的东西。因此在战争中，战争本身被规定为一种应该消逝的东西。所以战争包含着下列国际法规定：即和平的可能性应在战争中予以保存，尊重使节即其一例；又一般说来，战争的矛头不得指向内部制度、和平的家庭生活与私人生活，也不得指向私人。
——黑格尔：《法哲学》
即使已经有过那么多要求公平的呼声；即使有过穿礼服参战、像绅士一般彬彬有礼地举枪的军队，现代战争仍然呈现出极其残暴和丑陋的特征：日本人在二战中的行为之所以不可饶恕并令人恶心，正在于他们不遵循任何战争的游戏规则，大量屠杀平民，残酷虐待俘虏，而事后却死不认账。当这个国家遇到了更强大的对手，并遭到原子弹的大规模杀戮之时，却不能赢得来自任何方面的同情：有时候弱者同样令人觉得可恶。
公元前546年，波斯吞并了吕底亚，征服了小亚细亚各希腊城邦。公元前512年，大流士横渡博斯普鲁斯海峡，锋芒指向多瑙河以北的希希亚人，虽不获结果，他却顺手牵羊地占领了色雷斯和黑海海峡，从而截断了希腊与黑海的交通。面对波斯虎视眈眈的包围态势，希腊各城邦陷于生死存亡之秋。盛气凌人的大流士派人到希腊各邦，要求向他贡献“土和水”，意思就是向波斯投降。雅典把波斯使者摔死了；斯巴达把使者投进井里，并嘲笑说：“自己去取土和水！”
希波战争就此爆发。公元前490年，大流士的海军横渡爱琴海，攻占了爱勒多里亚，并在雅典城东北部的马拉松平原登陆。雅典动员了所有公民，组织起一万名重装兵，以此去对抗十万波斯大军。雅典人以长枪密集方阵，从两翼急行军至波斯军后部，压迫其中军，进而围歼之，结果大获全胜。一名战士从马拉松战场上，一口气跑了四十公里，到达雅典后只说了一句话：“我们胜利了……”旋即倒地死去。这就是马拉松长跑的由来。
此役之后，大流士要求他的宫廷内侍，每天早晨向他说一遍马拉松的耻辱。公元前480年春，波斯新国王薛西斯一世（XerxesⅠ，公元前519—前465）率大军沿色雷斯海岸，分海陆两路入侵希腊。据希罗多德记载波斯共出动了士兵170万，战舰1207艘，加上非战斗人员共500万人！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波斯军规模绝对巨大。这次战争极为惨烈，扼守温泉关要塞的斯巴达国王李奥尼达，和300名守关将士全部殉职。后来人们刻碑纪念，碑文是：“过客啊，去告诉拉西孟第人，我们是遵从了他们的命令，才长眠在这里的……”波斯大军随即占领了雅典城，但雅典人对此早有准备：他们的成年男子全部入伍，结集在萨拉米海湾等待决战。9月20日早上，两军在萨拉米湾摆开阵势，海战开始。波斯人在战斗中才发现，他们的大型战舰在狭窄的萨拉米湾根本施展不开，而希腊人的小舰进退自如。战至傍晚，波斯损失了300艘舰船，希腊人取得全面胜利。
萨拉米湾之战后，波斯已呈颓势，希腊则节节胜利，势如破竹。这时候的希腊，已不是生死存亡的问题，而是成为海上霸主了。希腊人玩战争自此便上了瘾，直至它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大希腊殖民圈；直至它在伯里克利领导下进入鼎盛状态；直至它发动相互火并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直至它把自己搞得精疲力竭、病入膏肓，最终为马其顿所打败。可以说，希腊的历史，一定意义上说就是希腊半岛的战争史。希腊的三位著名史家中，有两位都曾是军人——修昔里德（Thoukydides，公元前460—前395）曾经是雅典将军，主要著作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色诺芬（Xenophon，公元前430—前354），反对民主政治，组织军队帮助敌国波斯人，被雅典政府判处终生放逐，主要著作为《远征记》。而被誉为历史学之父的伟大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公元前484—前425），虽然没有直接参战的经历，但他的主要著作《历史》写的内容却是有关波斯与希腊战争的，所以《历史》又名《希波战争史》。可见战争对于希腊来说意味着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