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开始梳理各自的使命
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似乎正陷入一个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都十分紊乱的时期。
如果要为今天的中国企业家拍一张“群体像”，我愿意摘录威廉·曼彻斯特在宏篇巨构《光荣与梦想》中写下的最后一段文字：
他们的神态非常紧张。他们向前微微探着身子，仿佛要想展望到未来的情景。
他们还在微笑着。
曼彻斯特为1972年刚刚趋于自信却又被尼克松总统的“水门事件”弄得惊魂未定的美国中产阶级留下了一张最生动的素描。这样的镜头让人充满了想象。
紧张的，向往的，自信的……这是一群有困惑的人，这是一个被困惑缠绕的时代，然而同时，这又是一群有未来的人，这是一个有未来的时代。
今天，中国很多企业家，似乎都能在曼彻斯特留下的这面“镜子”里意外地照见自己。
一个财富阶层的崛起，历来需要经受全民从感性到理性的全面审读。
美国从19世纪30年代起，以铁路公司为标志的大型公司开始建立，到50年代，安德鲁·卡内基、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等商业巨子相继出现，美国企业家开始作为一个阶层浮出水面。就像卡内基在自己的传记中开篇所言，“古老而自满的欧洲仍像蜗牛一样缓慢地前行着，而崭新的美国却高速超过了它们”。19世纪80年代初期，英国的钢铁产量还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然而到1900年，美国的钢铁产量已是英国的两倍。可口可乐（诞生于1886年）、宝洁公司（诞生于1837年）、美国烟草公司（诞生于1886年）、柯达公司（诞生于1880年）、强生公司（诞生于1887年）、福特汽车公司（诞生于1894年）、亨氏食品公司（诞生于1885年），这些伟大的公司的出现让美国驶上了通往超级大国的快速轨道。
但是，伴随着商业的巨大成就，对那些创造了不可思议的巨额财富的人们的质疑却也弥漫开来。城市化的推进以及现代传媒的启蒙，使得人们目睹了与繁荣随影而至的剥削与掠夺、喧闹与混乱、不公与丑陋、肮脏与沦丧。那些强权的商业巨人让人们看到了人类智慧和能量的荣耀，同时也触摸到了人性的自私和冷酷。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巨型公司和企业家的全方位审读——经济层面的、道德层面的、法律层面的、历史层面的……一直是美国所有阶层的共同命题。他们有时候被视为国家英雄，有时候又成为经济衰退的替罪羊，有时候是全民翘望依赖的明星，有时候又是发泄和肢解的对象，也便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剑及履及，寸进尺退，美国人建立了自己的商业伦理体系，联邦政府建立了自己的行政原则和边际，企业家阶层建立了自己的游戏规则和商业传统，而全民则培育起了以法律治理和基督教伦理双重结构为基础的现代商业文明意识。
这是一个漫长而必经的历程，它往往与经济的繁荣和企业的成长同进共退，却也有自己的逻辑。而对于今日中国，我们也已经到了一个需要理性梳理的阶段。
中国的企业家群体似乎正陷入一个自我认知和社会认知都十分紊乱的时期。
他们被视为是“国家英雄”，是旧体制的冲决者，是财富年代的领跑人。他们以血肉之躯冲开了计划经济的藩篱，以具有示范效应的财富传奇，激起了一个民族的创造欲望。在被贫穷困扰了整整一百年的十多亿人中，他们是率先摆脱了贫困阴影的少数精英，他们是善于掌握机遇的人，是勇于创造的人，是能够为更多的人带来就业机会和财富的人。有人甚至用这样的语言来大声颂唱：“商业领袖成为聚焦的中心，反映了一种深刻的社会过程……商业领袖代表了民族精神的方向标。”（王育琨文，博客网站）
但同时，他们又被指认是有“原罪”①的一代。在一个不规范的市场中攫取到的任何利益都很难被完全地阳光化，原始积累时期的血腥和灰色，成为这一代企业家心路历程中永远的伤痕。他们被认为是胆大包天、道德低下、品质败坏的一族，忏悔的十字架悬空而立，时时在他们的眼前晃动。在这样的氛围中，也有企业家开始对自己的财富正当性产生了致命的疑问。②
他们是当今中国最强势的阶层，是最被羡慕和最受欢迎的人。在很多时候，他们被认为是中国最国际化和最具现代意识的群体，他们被寄予秩序重整的责任，财富的聚积让他们拥有了天然而强势的话语权，目前，在各个公众领域，人们都能而且乐于听到他们的见解。他们正成为最重要的“意见领袖”，甚至被视为“社会良心”和“人类灵魂的工程师”。③
但同时他们又是当今中国被“仇视”和“被边缘化”的一代。以“李海仓枪杀案”④为代表的仇富事件的频频发生，每年因《福布斯》“中国富豪榜”而引发的种种质疑，乃至不久前围绕兴建高尔夫球场而爆发的争论⑤，似乎都在证明着这个先富阶层的尴尬。一股不信任、不被接纳的云团似乎愈积愈大。每次财富年会或论坛上，“企业家如何自我保护”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一个正在浮现的事实是：近20年，中国民间财富空前发展，财富阶层迅速壮大成熟，然而新兴财富与整个社会的良性共存关系至今尚未生成。对这一命题的解读是棘手的，它涉及公众心理、法治秩序、道德重建、利益均衡等多个方面，而其中，最不容易被发觉，也是我在这本书中试图揭示和论证的是，这种双重的认知紊乱，在很大程度上是公众对企业家，以及企业家对自我的使命认识上的错位所造成的。
企业家被“不自觉”地赋予了它不应当承担的社会角色和公众责任，他的使命因而被放大。在这一情形中，有的人不堪其重，有的人迷失了职业化的方向，也有的人以使命为旗而行不义之私，进而让整个企业家阶层遭遇质疑。
而在公众层面，由于把不现实的期望寄予到财富阶层身上，却因无法实现而萌生不满，这些不满层层叠加、日日累积最终演变成一种全社会的“集体无意识”，便诱发出种种的“仇富情结”。
在某种意义上，这种状态的出现是必然的。
中国的经济复苏是从对僵化体制的瓦解起步的，从一开始，它就具有了某种双重性，一方面它携带了十分浓烈的意识形态要素，经济活动上的每一次突围都被当成是改革与保守的较量，是先进理念与陈腐势力的决斗，而另一方面，“解放生产力至上”的思维起点，使整个经济发展都带有鲜明的功利主义色彩。
这样的成长路径，其实别无选择，也可能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否则，我们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中国就不可能被赞誉为“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模式或者范例”（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里茨的评论）。然而，当经济成长到一个新的平台的时候，特别是随着中国市场的全面开放和既得利益阶层及财富阶层的日渐形成，那些原有的价值观便必须被彻底地扬弃。
今天，我们确实已经到了为价值取向的多年扭曲支付代价的时候了，也到了一个让一切价值和使命全面回归基本面的时候了：
我们需要梳理一个现代商业社会最基本的价值；
我们需要梳理各个阶层在商业伦理秩序中的角色扮演；
我们需要梳理所有对国家和社会进步有贡献的人们应得的权益分配。
任何价值都不应该被低估，任何使命也不应该被夸大。公众、政府、企业家，以及作为社会良心坚守着的知识分子，都应该在这个庞杂的商业世界中寻找到自己的角色定位和公共责任。
在这本书中，我将就我所熟悉的领域展开论证，那只是冰山之一角，而绝非全部。
我常常在想，许多年后，当我们一一老去，后来者追忆起本次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大变革时，将如何描述这个年代的企业家和知识分子？
他们分别由哪些人构成？他们的基本气质是什么？他们以怎样的方式改变着自己及周遭的社会？尤为让人好奇的是，他们之间发生着怎样的互动，他们以怎样不同的方式来承担自己的责任，实现自己的理想？
这是一些必须回答的问题，它们已经像一些无声而沉重的石头拦挡在我们奔赴灿烂远方的道路之前。
附注：
①原罪事件：2002年12月，在“中国企业领袖年会”闭幕式上，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教授提议，政府是不是可以考虑实行一个税收特免，从现在开始，过去的事既往不咎。2004年1月，河北省政法委发布一号文件，其中第7条规定，“对民营企业经营者创业初期的犯罪行为，已超过追诉时效的，不得启动刑事追诉程序”。由此，关于企业家有没有原罪（张维迎的行政上司、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教授坚持认为，企业家根本没有原罪）及原罪该不该赦免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三个月后不了了之。
②2003年度“中国百富榜”第91名、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多次公开他的疑惑：自己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并无过人的体能，凭什么拥有那么巨大的财富？为此，对社会、对员工有一种负罪感，使自己生活得很压抑。当他深入车间，看到他的员工，不畏寒暑拼命为企业干活，他常自问：这中间是否存在着不公？这使他常常产生有芒刺在背的感觉，连上街逛书店都觉得有许多眼光在盯着他。
③2003年度《新财富》评出的“大陆内地富豪400强”第8名、河北企业家杨卓舒在《商业领袖当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一文中称：“商业领袖在为人类贡献物质财富的同时，贡献着精神财富——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审美取向，这是借有形商品而广布于社会的灵魂层面的东西。正因为如此，任何一种商品，包括人对人面对面的服务，都是商品生产者灵魂的凝固物。”
④李海仓事件：2003年1月22日上午，中国工商联第九届执委会副主席、2002年度《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排名第27位、山西海鑫集团董事长李海仓在运城市闻喜县东镇遭枪杀身亡。同年，福建轮船公司总经理刘启闽在办公室被连捅数刀丧生，浙江亿万富翁周祖豹在家门口遇刺14刀身亡，甘肃长青置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恩谦在长青大厦遭枪杀，“仇富情结”及“民营企业家的生存环境”一题顿成社会热点。
⑤高尔夫停建事件：2004年2月23日，《人民日报》刊出记者调查披露，中国已建176座高尔夫球场，只有1座经国家审批，并对各地的高尔夫热提出严厉批评。此后，深圳、北京、海南等地纷纷急停高尔夫项目。而中国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则撰文为高尔夫辩护，他认为“高尔夫运动在中国遭遇到了歧视”。他在文章中反问：“有人经常讲到不能用公款打高尔夫，难道用公款吃饭就可以吗？为什么单要提高尔夫运动？”“商人必须被当作最伟大的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