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教我们写案例
文/吴晓波
《案例》要出刊了，需要在前面写点什么。比如，我们为什么要创办《案例》它是一份怎样的读本？它的学术精神是什么？当这些问号纷涌奔来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德鲁克。
今年96岁的彼得·德鲁克被公认是当代管理学的开山鼻祖，他的成名之作《公司的概念》发表于1946年，也就是从此开始，有了“管理学”这个名词。而少为人知的是，这部传世之作是一个公司案例，而且是一个被研究对象拒绝认可的案例作品。
1946年，37岁的彼得·德鲁克完成了《公司的概念》，正是这部作品让他从一个籍籍无名的公司研究者迈上管理大师的红地毯。这部作品的骨架，是一个关于通用汽车的案例研究，在此前的几年里，德鲁克受通用汽车的雇佣，对其组织结构进行案例研究，《公司的概念》便是这一研究的结晶。在这一期间，通用汽车表示出极大的坦诚，它向德鲁克开放了所有公司文件，并允许他访问公司的任何一位职员。而德鲁克为了创作这个案例也下了大功夫，他花两年时间访问了通用汽车的每一个分部和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大部分工厂，进行了大量的考察和访谈工作，阅读了浩瀚的、分为不同机密等级的内部文件。他出版这部作品的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作为战时美军最重要的器械供应商之一，通用公司正如日中天。也是在这个时刻，德鲁克作为一位管理学的天才第一个敏锐地感觉到了大时代转型的开始。他认为，以通用汽车为代表的流水线管理模式已经落后，管理必须重新回到“人的管理”的层面。
于是，《公司的概念》出版了，它的内容让通用汽车措手不及。与其他案例所不同的是，德鲁克采用了最大胆的写作手法，他将自己对公司组织的最新研究进行了详尽的阐述，而通用汽车则成了论证他的这些论点的正面或反面的案例。
“企业主应当将工人视为一种资源而非成本，在和平时期，应当致力于发展培养有管理能力的、有责任感的工人和一个自我管理的工厂社区。”德鲁克这样写道。他还第一次提出雇主应当为雇员提供“工作安全感”，并建议认真研究收入保障和退休计划政策。此外，德鲁克在书中还对通用汽车展开种种批评，特别是对它的战后政策的指点以及要求大公司“服从公众利益”的呼吁，这一切无疑都大大地刺痛了傲慢的通用汽车管理层。
《公司的概念》出版后，当即遭到了通用汽车的全面抵制。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公司拒绝评论、甚至阅读这部作品――尽管它很快被认为是二十世纪现代公司管理理论的开山之作，在通用汽车赞助的管理学院中甚至没有这部作品的目录索引。当时的通用汽车CEO、被称为“伟大的通用管理者”的阿尔弗雷德·斯隆还专门创作了一本比《公司的概念》还要厚一倍的《我在通用汽车公司的岁月》一书，那也是一部杰出的公司研究著作，而它当时的出版动机便是用来全面驳斥德鲁克的每一个观点。
在《公司的概念》出版四年后，几乎所有的西方大公司都开始按照德鲁克的理论框架重组自己的公司组织结构，甚至连大学和教会都试图从这部著作中汲取组织改造的灵感。另一家汽车巨子，福特汽车公司率先认识到了德鲁克的价值，这家在战时市场竞争中完败给通用汽车的老牌公司将《公司的概念》当作拯救和重建公司的蓝本，在亨利·福特二世的领导下，十多年后，它迅速复兴重新回到了对等竞争的主战场。
围绕着德鲁克与通用汽车的这段案例公案，直到20世纪80年代仍然余音袅袅，在《公司的概念》1983年版本的跋记中，德鲁克仍然语带讥讽地写到，“通用汽车公司的主管们不能接受我对管理学的基本观点，他们自诩为这门学科的急先锋，所以他们完全不能接受《公司的概念》所贯穿的观念：管理首先是一种实践，虽然它与医学一样，把很多科学研究的方法当作工具使用。”
一家伟大公司与一位伟大管理学家之间的这段“案例风波”已成前尘旧事，而对于所有的公司研究者而言，它所留给我们的却是争论焦点以外的另一些启迪：我们应该以一种怎样的姿态去研究企业？在相互尊重与学术独立之间，是否存在着某种平衡？我们应该具备怎样的成熟的商业精神和职业心态？
当我们发现问号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找到了方向。正是从这些疑问出发，今天，我们创办《案例》，并试图沿着德鲁克的道路往前走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