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LP特别重视身体语言（我们的培训老师说，“55%的交流是通过身体语言进行的”），眼神接触/移动（“在西方，70%的交流通过眼神，而在亚洲，这一比例为30%，但还在上升，”她后来补充说）。
有人认为，NLP自30年前出现后，一直流行到现在，表明它有效果。
NLP信奉者说，它能在各个方面帮助人们，包括精神疾病、体重问题、管理、销售，甚至还有个人魅力。
有人认为，NLP出现30年后的持续流行，是神秘力量战胜科学的一个例证。
批评人士说，NLP完全就是大众心理学和伪科学不成熟的拼凑品，利用行话来混淆视听，它其实建立在陈词滥调的基础上，或者说得更准确的话，是建立在假设的基础上。
批评人士可能是对的。
NLP的很多基本原则都是愚蠢的。
培训老师把NLP说辞贴得满墙都是，我无法说服自己同意其中任何说辞。对临床抑郁症患者说“快乐是一种选择”。对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机组人员则说“没有失败，只有反馈。”接下来是NLP的重要观点：“卓越可以复制”。有观点认为，NLP是普通失败者和爱因斯坦之间的唯一鸿沟，这简直是在说胡话。事实上，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做个正常人的挑战就够大了。
NLP关于身体语言的诸多说法都很愚蠢。
NLP的一个中心思想是，如果你模仿谈话对象的举止，包括对方的说话方式、身体语言，甚至是呼吸模式，那么双方的交流就会得到加强。但想象一下，假如你双腿叉开、双臂交叉，大声喘着粗气地坐着，而此时一位同事走过来，坐在你对面，和你做一样的动作，你会觉得舒服吗？我有点夸张了，但就算在微妙的情景中，NLP所谓的“模仿”（甚至要模仿细节），的确也有些令人不快的做作。
NLP坚持将人分“类”的说法是愚蠢的。
NLP说，根据人类感知周围世界的不同方式，可以把人分为“视觉型”、“听觉型”或“动觉型”。诚然，我在课程中被归类为“动觉型”，培训老师说，“动觉型的人做事较慢，所以往往体形较大”。老实说，被归类为“动觉型”并没有提高我对这一理论的热情，但无论怎么说，人性之复杂深不可测，试图将人分类看来是荒谬的。
NLP听上去或许科学，但其实很不科学。
对这一现象的研究十分少，少许研究成果还无法让人信服。同时，NLP的联合创始人理查德？班德勒（Richard Bandler）也几乎不支持对它的研究。2000年媒体援引他的话说：“一旦开始研究，你就必须找人来做，还要有人解读结果。我认为，世界是一阶段一阶段改变的，而每阶段都有一个人促成其改变。我知道这很慢，但这是我所知道的最佳途径。”
当培训老师反复要求我们与班上其他人分享见解时，所有这些想法就在我脑海中冒出来了。幸运的是，在老师点名前，有人自告奋勇地抢先回答，一位女士发了言。当天早些时候，这位女士当着我们大家的面，接受了神经语言程式学的改变，过程很奇怪，培训老师最后宣布，“根本就没有信念一说，你不能把它装进一辆手推车”。难以置信的是，尽管这位女士经历了这么奇怪的事，她还能说关于NLP的好话，然后培训老师带着颤音说，“好极了！”
接下来轮到我，我有些想说出我对细节的所有怀疑，然后总结说，我的唯一“重大收获”是不用为这门课支付495英镑，另加增值税，因为Reed Training爽快地免掉了我的学费。但结果，英国人作风以及我对真实感受的一贯压抑，让我克制住了自己，课堂上没有出现尴尬。我咕哝了些不痛不痒的话，说NLP思想渗入了这么多不同领域——治疗、训练、商业等等。这些话蒙混过关。“好极了！”老师带着颤音说。两分钟后，我被获准离开这座大楼，在伦敦大街上快活地混入另外数千个失败者当中。
“主流经济学家”为何遭非议
文/魏城
随着科龙电器董事长顾雏军被拘，中国又兴起新一波围绕“主流经济学家”而展开的争论。如果你以为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就是以今年三月“首届中国经济学奖”得主为代表的经济学家，那你就错了。其实，当今“主流经济学家”中，大多数人应该是那几位年迈得主的下一代或下两代人，他们崇奉的是自由市场和经济效率，与老一代完全不同，他们最爱引述的，西方有弗里德曼，东方则有张五常。但是，如果你以为他们思维的新潮与西化，就会受到普遍追捧，那你又错了。
其实，伴随去年的“郎咸平旋风”和今年的“顾雏军事件”而起的两次网上评论热潮，大多是普通网民对“主流经济学家”的批评和声讨。
“嫌贫爱富”的经济学？
更糟的是，“主流”这个词如今在中国已经成了贬义词。随便浏览一下去年和今年两波网上讨伐潮中的热帖标题，你就能够知道“主流”这个前缀词的负面效应：《主流经济学家已成被告》、《主流经济学家的尴尬处境》、《主流的经济舌头在颤抖》、《主流经济学家为何失去大众？》……就连“主流经济学家”自己，也不愿意使用“主流”这个词来自称。更说明问题的是，他们学术上的对手却大大方方地自称为“非主流经济学家”。
一度在中国经济学理论与实践中“掌握话语霸权”（网民语）的“主流经济学家”，为什么今天落到这步田地？中国《国际金融报》刊登一篇署名“傅勇”的文章，对这一现象作了这样的解释：“对效率的无限推崇使得主流经济学在相当大程度上忽视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忽视了公平。在大众看来，主流经济学提倡一种嫌贫爱富的逻辑，似乎总是站在既得利益者的立场上。”
在一些博客网站上，还贴出《著名主流经济学家所属的资本利益集团列表》，详细列出了一些最著名的“主流经济学家”担任独董的公司名单，试图以此证明他们“嫌贫爱富”的动力所在。网上流传的一篇题为《中国主流经济学的危机》的长文认为，主流经济学的危机源自其三大致命弱点：机会主义、精英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网友“老田”更不客气：“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在全球都是独树一帜的极端精英主义者群体，比中国的资本家更能体现‘资本人格化’的特点。”
一片讨伐声中，也有人为“主流经济学家”作辩护。一位署名“王杰”的律师在网上撰文说：“和改革前的二十多年前相比较，国民的生活已今非昔比，有谁能否认这一点呢？当然，又有谁能说，目前中国经济所取得的成就是和现在被我们大批特批的主流经济学人的经济改革理论贡献不相关联呢？”
就是前面提到的那篇署名“傅勇”的文章，在批评了“主流经济学家”的“傲慢”之后，也认为网上的许多讨伐檄文“有失偏颇”：“针对公众对民营化中国有资产流失的指责，主流经济学家通常会反问道：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吗？郎咸平说国有化，而这是与主流经济学的逻辑背道而驰的———在国有产权制度安排下，被‘内部人控制’的国有资产会像夏天里的冰棒一样融化消失，这难道不也是流失吗？结果是，对目的（效率）的执着追求足以让主流经济学家们忽略过程中的瑕疵（不公平）。如果人们能够相信如上分析确是主流经济学的逻辑，那么，质疑主流经济学家良心何在，甚至指责其为自身利益而向顾雏军们大开方便之门就是有失偏颇的。你可以说一个人的逻辑推理有问题，但你不能根据他的结论对谁有好处就认为说话者得了某人的好处，代表了某种利益。”
中国改革困境的缩影
平心而论，围绕着“主流经济学家”而展开的争论，其实是中国改革困境的一个缩影，它折射了当代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公平与效率、贫穷与富裕、大众与精英、左翼与右翼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有观点认为，中国改革的困境在于，中国经济改革已经逾越了人人获益的启动期，进入利益分化的转型期，谁都知道，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无法绕开国企改革，但国企改革肯定会触动原有的利益格局，伤害既得利益者。如何解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这些问题，其答案是无法从源远流长的西方私有制经济理论中找到的。
由于中国所选择的独特的改革道路，经济学在当代中国成了比任何别的学科都重要的“显学”，但正是因为经济学议题与百姓生计与利益密切相关，经济学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公众人物”，没有“学术象牙塔”可以躲避，且随着中国经济改革的深化，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也越来越成为社会争论的焦点。
公平而言，中国“主流经济学家”抛弃陈腐僵硬意识形态、吸纳西方最前沿学术成果的创新意识的确值得称许，他们积极推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精神和努力也确实令人尊敬，但在不少民众看来，某些经济学家“见物不见人”，对市场的崇拜、对效率的迷恋过了头，变成了所谓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效率至上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如果中国的国企改革使大多数员工“未见其利、先受其害”，那么，“见物不见人”哲学注定会使“主流经济学家”走到民众的对立面。
中国近些年来“非主流经济学家”和普通网民挑战“主流经济学家”，是多元争论，是正常的社会现象。尽管在学理上我赞同“主流”的观点要远远多于“非主流”。唯一担心的是，这种正常、健康、充满活力的争论，又会陷入“二者必居其一”的结局：要么“主流”重新夺回话语霸权，“主流”变“独流”；要么是“非主流”翻身成为“主流”，最后只剩下一花独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