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现，要是一开始3个点的保证金和11/2个点溢价的杀手锏还不能置我于死地的话，大都会就打算对我使阴招了。后来，他们又暗示不打算接任何我的单子。在此期间，我决定到纽约去，这样我就可以在纽交所会员公司做交易。我再也不想在报价需要靠电报传送的波士顿分公司做交易了。我想尽量接近报价的原始来源。21岁时，我来到了纽约，带着我的全部身家——2500美元。
上回说到，我在20岁时就已经拥有了1万美元，并且在那次糖业公司的交易中，我的保证金已经超过了1万美元。但我也不是常胜将军。我的交易计划没问题，输少赢多。如果我能够严格按计划行事，那么大概有七成胜率。事实上，只要我在一开始笃定自己是正确的，那么就一定能赚钱。让我遭受打击的情况是脑子抽风，背离我所擅长的游戏——也就是说只有当我感到满意、市场如同曾令我获利的先例那样运动时，我才会下场交易。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讲究时机，但那时我还没有领悟到这一点。华尔街有很多天赋异禀之士之所以折戟沉沙，原因就在这里。有些人属于平庸的傻瓜，在任何时间任何地方做的事情都是错的；但还有一种华尔街傻瓜，他们认为自己每时每刻都必须做交易，每天都在股市里进进出出。断没有这样的道理，对谁都一样。同理，没人能够拥有足够的知识保证他所做的每笔交易都是明智的。
我自己就是一个好例子。只要我根据经验来研读报价带，我就能赚钱；但如果我做了蠢事，那我就得亏钱了。我并不是例外，不是吗？我面前矗立着巨大的报价板，报价机永不停歇，人们做着交易，看着自己的交易单变成现金或废纸。在这样的环境下，我阻止不了追求刺激的冲动，它会压倒我的判断。在投机商号，你的保证金太薄，你做不了长线，让你快速出局易如反掌。渴望时刻行动以致罔顾基本大势是华尔街许多人亏损的罪魁祸首，即使是职业玩家也避免不了。在他们的观念里，自己必须像拿固定工资那样，每天都赚点钱回去。别忘了，我当时还是个孩子。对于后来才学到的东西，当时的我一无所知。15年后，我在足足等了两周，非常看好会大涨的股票上扬了整整30点后，才确定可以安全杀入了。当时，我处于破产状态，正在努力东山再起，因此绝不能鲁莽行事，我付不起这代价。我必须正确，所以我等待。这件事发生在1915年，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的。留到后面适当的时候再讲吧。言归正传，在连年击败投机商号之后，最终我又让他们把我的大部分战果拿了回去。
而这一切就发生在我眼皮底下！这也不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类似的经历。股票作手必须与大量内心的敌人交锋，一旦失败，代价惨重。无论如何，我带着2500美元来到了纽约。这里没有值得信任的投机商号。证交所和警方密切合作，取缔投机商号雷厉风行，颇有成效。此外，我想找的是这样一个交易场所：唯一能限制我的交易的只有我的资金量。我的本金并不雄厚，但我相信这一状况很快就能改变。一开始，我的主要任务是找到一个不必担心公平问题的交易场所，因此我来到了一家纽交所经纪行。这家经纪行在我老家有分号，有几个员工我还认识。现在，他们早已倒闭了。我在那儿没待多长时间，因为我不喜欢其中一位合伙人，于是离开那儿去了富勒顿公司（A.R.Fullerton &；Co.）。肯定有人向他们透露了我早先的经历，因为很快他们所有人都开始叫我“少侠”了。我长着一张娃娃脸，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种劣势。不过这倒也能鞭策我为自己努力奋斗，因为太多的人妄图利用我的年轻欺负我。投机商号里那群家伙看我是个小孩，都认为我只是个交了狗屎运的傻瓜，惟其如此，才能解释为什么我总是能击败他们。
唉，不到半年，我就破产了。我顶着“赢家”的光环，交易非常积极。我的佣金加起来想必也是一笔不小的钱了。我的账户也曾颇赚过些钱，但是，最终我还是输了。我操作得非常小心，但还是注定要失败。让我告诉你原因吧：就因为我在投机商号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只有在投机商号，我才能用我的方法取胜。在那里，我赌的是价格波动。唯有那时，我的报价带研读术才有用武之地。当我买入的时候，价格就写在我面前的报价板上。在买入之前，我就能确切知道我所要付出的价格。而且，我总是可以立即卖出。我擅长这种“剥头皮”交易，因为我的买卖动作快如闪电。我要么跟着幸运女神前进，要么迅速切断亏损。比如，有时我确定某只股票至少会波动一个点，此时我不一定要完全吃到整个波动，我可以压上一个点的保证金，片刻之间就能让我的钱翻番；当然我也可以只吃半个点。只要每天都交易个一两百股，到了月底收成肯定差不了，对吧？
当然，这个如意算盘在实际操作中有个麻烦，那就是，即便投机商号能够承受固定大额亏损，他们也不会乖乖就范。他们不会容忍场子里有个不知好歹的家伙总是赢钱。
总而言之，在投机商号中堪称完美的系统在富勒顿公司就行不通了。在富勒顿，我买入卖出的是真实的股票。报价带上的糖业股票价格或许是105美元，我可以预测到，一波三个点的下跌即将来临。但事实上，在报价机往报价带上打出“105”字样的时候，交易所的场内交易价格可能已经是104美元或103美元。等到我卖出一千股的指令传达到富勒顿场内交易员，让他来执行的时候，价格可能又发生了进一步下跌。而我只有在工作人员把成交报告递给我的时候才知道我那一千股的成交价到底是多少。我原本可以笃定地在投机商号中赚取3000美元，但同样的交易在交易所经纪行里一个子儿都捞不到。当然，我举的例子有些极端。但事实是，在富勒顿公司，在我使用自己那套交易系统的时候，我从报价带上得到的总是过时的信息，而我根本没意识到这一点。
此外，如果我的指令很大，那么我的卖单会进一步压低价格。而在投机商号，我不必考虑自己的交易对价格的影响。我在纽约出师不利，原因在于那里的游戏规则和投机商号完全不同。并不是因为我现在做的交易是合法的，所以我亏损了，而是因为我根本是在瞎折腾。别人一直说，我研读报价带是一绝。但在这里，像专家一样研读报价带并不能挽救我。要是我亲自在交易大厅里做交易，做一名场内交易员，那么兴许结果会好得多。身处特殊群体之中或许可以实时调整我的系统，使之与环境相适应。但是很显然，如果我不得不按现有的交易规模操作，这个系统依然会令我一败涂地，因为我的交易会对价格产生影响。
简言之，我并不了解股票投机游戏。我了解其中一部分，可能还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这使我在任何时候都获益良多。但如果连拥有了这一切的我都依然在亏钱，那么对于毫无经验的新手来说，他们还会有获胜机会吗？还会有赚钱的机会吗？
不久，我就意识到我的玩法出了问题，但我不知道症结的确切所在。有时我的系统运转得相当完美，可突然之间失败接踵而至。别忘了，当时我只有22岁，我绝没有自负到不愿了解自己错在哪里的地步，而是在这个年纪上，任何人看问题都不可能达到通透的境界。
富勒顿公司的人对我很好。虽然他们有他们的保证金要求，我做交易并不能随心所欲，但老富勒顿（A.R.Fullerton）和全公司上下对我都很和蔼。因此，在做了半年的积极交易后，我不仅输掉了我带到纽约的全部家当，还倒欠富勒顿公司几百美元。
这就是我当时的状况：一个毛头小子，之前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的毛头小子，破产了。但我知道，我并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在于我的玩法。怎么说呢，反正我从来没有因股市而情绪失控过，也从来不与报价带争论。对市场发怒是绝对不会让你赚钱的。
我渴望恢复交易，一分钟都等不及，因此我找到富勒顿先生，对他说：“能借我五百美元吗？”
“用来干嘛？”他说。
“我得搞点钱。”
“用来干嘛？”他再次说。
“当然是做保证金啦。”我说。
“五百美元？”他皱着眉头说：“你知道的，他们会要求你保持10%的保证金，这意味着一百股你得付出一千美元。还不如给你一笔授信……”
“不，”我说，“我不想你贷款给我。我已经欠了公司一笔钱。我只想要你借我五百美元。我会带着这笔钱离开，赚一票再回来。”
“你打算怎么做？”他问道。
“我去找一家投机商号交易。”我告诉他。
“就在这儿交易。”他说。
“不，”我说，“我不敢打保票在这里的游戏中我能获胜，但我可以打保票从投机商号中赚钱。我知道投机商号的玩法。我对自己在这儿为什么会出问题已经有了点感觉。”
他把钱借给了我，我离开了富勒顿公司。在这里，人们管我叫“投机商号的恐怖少年”（Boy Terror of the Bucket Shops），但我却输了个精光。家乡是回不去了，因为那里的投机商号不会做我的生意。纽约也不用考虑，因为这里没人经营这种东西。人们告诉我，在19世纪90年代，宽街（Broad Street）和新街（New Street）曾经遍布投机商号。但如今我急需它们以继续营生的时候，它们却消失殆尽了。经再三考虑，我决定去圣路易斯。我听说那里有两家投机商号，它们生意做得很大，遍布中西部地区。它们的利润想必十分丰厚，在众多城镇都开有分号。事实上，我听说，就生意量而言，东部没有一家投机商号能够与它们相提并论。它们公开营业，最高尚的人也在那里交易，也不必面带愧色。有个家伙甚至对我说，其中一家投机商号的老板是美国商会副主席，虽然美国商会不可能在圣路易斯。无论如何，我怀揣五百美元来到了圣路易斯，计划带回去一笔资金，用作纽交所会员富勒顿公司的保证金。
来到圣路易斯后，我先找了家旅店梳洗一番，然后外出寻找投机商号。我找到了两家“刀下鬼”，一家叫做杜兰公司（J.G.Dolan Company），还有一家叫做泰勒公司（H.S.Teller &；Co.）。我打算用绝对安全的手法来玩——又仔细又保守。我担心的是，可能有人会认出我，让我离开，因为“少年赌客”的大名早已在全国投机商号传开了。投机商号就像是赌场，时刻搜集着所有赌神的消息。
杜兰比泰勒更近，于是我就先去了那里。我走了进去。这是一个巨大的营业厅，里面至少有好几百人凝视着报价板。这让我很高兴，因为躲在人群之中可以让我不受注意。我站在那里，看着报价板，仔细地观察，直到选定首笔交易的对象。
我环顾四周，找到了下单员。那是一个窗口，你可以把钱放在那儿，然后领取交易单。他在看我，于是我走过去，问道：“棉花和小麦是在这儿交易吗？”
“是的，小家伙。”他说。
“股票也在这儿买吗？”
“只要有现金就行。”他说。
“那就好，那就好。”我的口气听起来像是在吹牛。
“你有钱的，对吧？”他笑道。
“一百美元可以买多少股？”我问，并装出一副焦躁的样子。
“一百股。如果你有一百美元的话。”
“我有我有。是的，两百美元都有！”我对他说。
“天哪！”他说。
“给我买两百股。”我的声音干脆了起来。
“两百股什么？”他问，这次他很认真。这可是笔生意。
我又看了看报价板，故作猜测状，然后告诉他：“两百股奥马哈公司。”
“没问题！”他说。他收下我的钱，清点完毕，然后写了一张交易单。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我回答：“贺拉斯·肯特。”
他把交易单给了我，我走回客户群中坐下，静候这笔钱滚大。那天我快进快出，做了好几笔交易。第二天也是如此。两天时间，我就赚了2800美元，我希望他们可以让我交易到这周末。照我现在的势头，应该可以赚一大票。然后我会转战另一家投机商号，要是能够和在杜兰公司时运气一样好的话，那我就可以带着足以让我施展一番作为的钱回纽约去了。
第三天上午，当我走到下单窗口，装出一副害羞的样子提出买入500股B.R.T.公司的时候，那位下单员跟我说：“呃，肯特先生，老板想见见你。”
我知道，游戏结束了（我原本以为做上几天交易才会被他们认出来）。但我还是问他：“他见我干什么？”
“我不知道。”
“他在哪儿？”
“在他的个人办公室。从这儿进去。”他指向一扇门。
我走了进去。杜兰坐在办公桌前。他转过身，说道：“请坐，利文斯顿。”
他朝一张椅子一指。我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发现我是谁的，大概是通过旅店登记簿吧。
“您找我有何贵干？”我问他。
“听着，小子。我可从没有对你不仁不义过，从来没有，你明白吗？”
“是的，我知道。”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