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此时，德意志境内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公爵叛乱。奥托一世得赶回去镇压。平乱之后，他又亲率德意志军队和捷克军队，在奥格斯堡（位于今德国南部）附近的勒赫菲尔特打败了马札尔人骑兵。这一次大捷不仅就此消除了马札尔人的入侵威胁，而且使奥托一世声名大振，一跃而为欧洲自查理大帝以后第一位最强有力的君主。
就在奥托一世离开意大利的时候，一位意大利权贵乘机反叛，夺取了意大利王位，并驱逐了教皇约翰十二世。约翰十二世只好请求奥托一世援助，这一邀请成为奥托一世再次入侵意大利的最好借口。他立即打点人马，越过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重返意大利，很快把叛乱者镇压下去，恢复了自己的意大利王位，也巩固了约翰十二世的教皇地位。
感激涕零的约翰十二世随即使用其教皇特权，于962年2月2日，亲自在罗马为奥托一世举行加冕，把一顶金光灿灿的皇冠戴在奥托一世的头上，封他为“罗马人的皇帝”。
就这样，在查理帝国瓦解一百多年之后，欧洲兴起了一个“罗马帝国”，它被称为“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奥托一世由于其巩固德意志国家的显赫功绩而被称为“奥托大帝”。
奥托一世解救教皇约翰十二世，送给教皇一个天大的人情。教皇知恩图报，还他一顶皇冠。如此看来，奥托一世这个人情做得值！
奥托一世也很虚伪，他扶植教皇的真实目的是找个理由进入意大利，巩固自己在那里的势力。但说起来却是解救教皇这样冠冕堂皇的理由。
人情大回报大，但凡事都有度，你施予了大人情给人家，求人家回报也不能太过分，过分了，这个平衡也将被打破。
社区里有一个叫刘民的孩子，得了急性阑尾炎，因为家里穷拿不出开刀的钱，疼得他在床上打滚。居委会知道以后，组织各家给刘民捐款，结果好多人捐款。得到了大家的捐款，刘民做了手术，很快康复了。
为此，刘民对社区里的每一个人都心存感激，见了谁都点头问好，非常客气。别人都说刘民这孩子懂事，唯独周大婶不以为然，她给刘民捐了100元，觉得刘民欠她的情不小，总是让刘民帮她干这干那，有时要刘民帮她把几百块蜂窝煤搬到6楼，她连个“谢”字都没有。她觉得刘民应该给他干，没有她那100元钱，刘民的小命就完了。
一次，周大婶又让刘民帮她往6楼扛煤气罐，70多斤，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哪里扛得动啊！刘民试了试，实在扛不动，就让周大婶找别人帮忙扛。这下周大婶可火了，她指着刘民的鼻子就骂，骂得真难听，刘民不敢还嘴，只是在那里哭。好多人闻声围了过来，刘民给大伙跪下了，磕着头求大伙儿借给他100元钱，他要还给周大婶。刘民说，周大婶捐给他的100元钱他接受不起，他不想因为这100元钱，给周大婶当一辈子奴隶。
恩是心上一扇门，当你向别人施以恩惠时，善从你的心中走出；当你接受别人恩惠时，善正从外面走进来。
恩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公平的，因此，给人以小恩小惠，就想凌驾于他人之上，最终的结果就是逼着别人关上心中的那扇门，不再接受你的恩惠，当然，也不会有人再向你施恩。
把人情做在前头，利益会随后跟来
中国人都喜欢讲究情义，自古有“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生当陨首，死当结草”之类的话，这些都是“重情重义”的结果。很多为官的人都明白其中的奥妙，并利用人的这个特点，在平时对下属就做出一些感情投资，把人情先做在头里，让对方先欠他一个人情，以达到拉拢对方和让对方支持自己的目的。
吴起其人，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曾有记载。他是卫国左氏人，是战国初期著名的军事政治家和改革家。在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有着很高的地位，和兵圣孙武齐名，被人称为吴子，著有《吴子兵法》，曾先后在鲁国、魏国、楚国为官。
吴起在治理军队方面，和别人有所不同，他总是与底下士兵同甘共苦，待人平等，并且军纪甚严。有一次，吴起率领西河魏军与秦军作战，晚上宿营时，他的住处和其他士兵一样，坑坑洼洼，没有铲平。累了，就将树枝往上面一搭，只要能遮蔽霜露就好。这样的做法，让土兵觉得吴起和他们一样平等。在对待土兵上，他也非常平易近人，吃饭穿衣都和最下层的士兵同一个标准。他睡觉从不铺卧席，走路也不乘坐车子，还亲自背负行李和粮食，与士兵们同行，共同分担劳苦。
吴起这些做法让他深受士兵们的爱戴，而他之所以这么做，自然是为了让士兵在战场上为他卖命，多打几个胜仗。他的战功大了，爵位和俸禄自然也能提高。
有一次，一个下层士兵身上长了一个脓疮，作为一军统帅的将军，吴起竟然亲自用嘴为那个士兵吸出脓血，这让全军上下都为之感动。然而，当这个消息传到了士兵的母亲耳中时，她却哭了。有人觉得很奇怪，就问：“你儿子只是一个小小的兵卒，吴将军亲自为他吸出了脓血，这是他对你儿子的厚爱，也是你家的福分啊！你怎么反而哭了呢？”
这位母亲难过地说：“这哪里是对我儿子的厚爱啊，他这份大大的人情，我儿子只有用生命才还得上啊！当年吴将军曾为我的夫君吸脓疮，结果打仗的时候，他非常卖力，上阵杀敌，冲锋在前，最后战死沙场。现在他又如此对待我的儿子，也是想让我儿子死心踏地地为他卖命啊！”
从以上的故事可以看出，吴起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爱兵如子。有这样一个将领，怎会缺少拼命的士兵呢？有句俗话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有一个如此富有人情味的“上司”，做属下的能不尽心竭力为上司效命吗？也正是因为吴起能如此善待士兵，士兵们才会个个骁勇善战。
日本商界叱咤风云的人物藤田曾说过：“一位与公关有牵涉的人士，如果不懂感情投资，一定不能算合格。”感情投资正是通过满足人性对爱的需求，迎合人们内心的渴望，成为了社交中最有效的投资工具。
会做人情的人是非常懂得人情回报道理的，他们深谙“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的交往之道，深明平时不打点人际关系，到求人办事的时候就没人帮助你了。这些人在有所图时，会选择认准的对象，耍尽手腕地攀人情，不惜代价地送人情，以图吃小亏占大便宜。他善于把握人情的主动权，常把人情做在前，在不暴露自己意图的同时，显得落落大方的做人情，把人情做够，做足。当他认为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时，他就会表达出要收取“人情”了，这时，你这个收足了人情的人，只得俯首就范。这不正是那些贪官走上不归之路的原因吗？这里也给人们一个提醒：原本与你无人情关系的人，现在使劲地与你搞人情，或者人情关系冷落很久的人又突然热乎乎地与你搞起人情关系来了，是值得你思考和警惕的。
还人情要把握好平衡点
俗话说，“送礼送不好，两头害臊。”这送礼其实就是去还人情。还人情也是一门学问，还不好，不能与人家帮忙的人情相称，不是导致对方不满意而失去再交往的机会，就是自己不好意思而羞于与人家再交往。所以，还人情也要把握好平衡点，使办事更圆满。
第一，报恩应大于施恩。
为什么呢？因为施恩与受恩有一个利益落脚点的问题，即利益落在了受恩的一方，施恩方是助人者，付出了辛劳或者恩泽，所以，受恩者报恩时就要首先考虑怎样做才合乎情理，对得住自己，也对得住别人。
如果回报小于所欠人情，客观上等于对方吃亏。在某些个案上可能无关紧要，但从规则角度来看，无法维持私人关系的总体利益平衡。
如果回报数额刚好等于所欠人情，这在利益交换上可操作，能够维护平衡。然而，人情中包含有感情成分，它不光是交易，还是人际关系的沟通、维系。回报价值死抠所欠人情，这就意味着暗示对方：“你我只有利益，不讲感情。”这是对对方的伤害。
所以，还人情就剩下“大于”一种答案，所谓“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
明确过量后，还有一个评估标准问题。你认为过量，如果对方认为并不过量，那也不成。这个问题涉及双方评估标准异同。譬如你托人办事，对你来说一包茶叶、几斤水果足以表达谢意，这是你的标准；然而，也许你不了解对方办事过程的辛苦，如果代价高，送一点茶叶、水果，就显得不明事理，令人不愉快。
评估不光涉及金钱，还包含多种恩惠，这些恩惠之间相互折算困难，有些根本无法折算。譬如，情义和后门，后门有价，情义无价，折算困难，容易产生误会，这也是人情交换矛盾多发地带。合乎情理的做法是，既要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也要尽可能站在对方立场评估价值，然后，在二者当中选择较大者，至少折中作为答谢的依据，并留有一定余量。经过相互体谅后的过量，才是真过量。以流行的话说，叫作“换位思考”。
第二，报恩要掌握好时机。
甲与乙是熟人，甲到乙的办公室托他办一件事。事毕，甲立即要付钱酬谢，乙嗔怪甲见外了。甲还执意要谢，乙更加生气了，双方不欢而散。
酬谢要不要？当然要，但是时间不对。
还人情，光讲究过量不行，还得讲究时机，具体地说，就是要控制还人情的时间差。
还人情安排在自己欠人情之后，时间既不长也不短，要恰当维持赊账。并非不愿意偿还人情，而是刻意留下一段时间领受对方盛意，确认对方情义，表明牢记恩惠。牢记比还账更重要，还账诉诸利益平衡，牢记诉诸人际关系建设。人情维系难免拉拉扯扯、婆婆妈妈，并非当事人无智慧，而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谁欠谁一清二楚。
对传统型人情来说，时间差一定要控制，但时间长度是灵活的变数，靠个人根据情况掌握。一般来说，下层向上层送人情，譬如百姓向官员亲戚送人情，或乡下人向城里亲戚送人情，由于阶层的隔阂，冷面就很常见，如果后者不愿接受前者人情，又不想撕破脸面加以拒绝，委婉的方法是马上向前者回赠分量相等或者更多的礼物，诸如烟酒或点心一类，以此表明不想亏欠人情。不欠你一袋番薯人情，就不用替你办事。惯例是：不欠人情，就没有办事义务。这种婉拒，既合人情规矩，又不授人以口实，可谓人情练达，游刃有余。
还人情，一要早还，二不能立刻还，三不能久拖不还。民间习惯，还人情最早是当天晚上，通常送礼答谢，或者酒楼宴请。
第三，报恩不要盘点清算。
就是人情交往过程中不准盘点，不得清算，不能当面提及对方欠自己的债务，损别人面子。行话说：“算那么清楚干吗？咱俩谁跟谁？”
清算就是清盘了结，这等于绝交。假如清算人情，人情后面承载的人际关系和情义元素就没有依托。因此，互欠人情体现一种共识，反映继续维系双方私人关系的意愿，它比到底谁欠谁、谁是黄世仁谁是杨白劳更重要。为不破坏人际关系，避免对方误解，就要尽量避免清算，这是规矩。
如果犯忌，轻则引起不快和误解；重则绝交，干脆不来往。
近年来，商品交换慢慢兼并人情交换，两种交换体系产生了融合的趋势，人情慢慢淡化，经济交换愈益兴起。经常有这样的例子，替朋友帮忙干活，他将你半天辛苦，按人工每日80元市场行情折成40元，晚上送等价礼物到你家酬谢。客人到外地寄宿亲戚家，临走留下相当旅馆半价的住宿费，表明利益均沾。
时过境迁，老规矩渐渐失传，如今人们即便愿意做人情，也难免不伦不类，不像做人情，倒像做买卖。不管怎么说，这还人情必须讲究，不要让人家帮你办完了事得不到应有的回报而寒心，说你不够意思。人情的平衡最重要。
情理之中，减理加情更平衡
我国古代有这样一则小故事，说的是有位小妇人，二八丧夫，青春守寡，孤寂难耐，于是自由恋爱，要求再嫁。可是婆家人不准。于是官司弄到了法堂之上。面对法官，小寡妇不平则鸣，仰天长吁：“翁壮叔大，瓜田李下，问清官大老爷，我该嫁不该嫁？”那衮衮乌纱帽稍一合计，于是连书“嫁！嫁！嫁！”三字如椽。
中国人常说“情理之中”，情在前理在后，凡事讲道理但更要讲情义，如果遇到“情理不容”的问题也一定是只讲情面不讲道理了。因此中国的宗法社会也可以说是一种“人情社会”，有人情事情就好办，没有人情只有道理事情未必能办。
在国共两党长期的对立当中，国民党杀共产党当然是符合国民党中央政策的，是其法规和原则。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不但杀了大批的共产党员，而且还秘密拘捕了数以万计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
有一天，蒋介石接到门卫官的报告，说从家乡来了一位亲戚想要见他，蒋介石一听家乡来人了，连忙叫门卫官请他进来。
进来的不是别人，是他的亲表弟。说起这个表弟，年龄只比蒋介石小两岁，是蒋介石小时候最要好的一个亲戚。
只见蒋介石的表弟走了过来，行了一礼，说：“表哥目前可谓是春风得意，只怕连我这个表弟你也认不得了吧？”
蒋介石一听此言，知道这位表弟必有什么事要责备于他。仔细问清缘由后，果然不出所料，原来蒋介石下令大批拘捕共产党员与革命群众时，把这位表弟的一位好友也抓了进去。
蒋介石一听是这件事，不由得暗暗为难，因为此时“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人”是他亲定的政府剿共口号，岂能因人而异？于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表弟让其放人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