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法学理论来分析，抽高烟虽不像吸毒，只要一见到就抓起来，然其潜藏的风险却大大的焉。《刑法》第13条规定：“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以此推论，抽一两条高烟固然是“情节显著轻微”，不算犯罪；那么抽十条算么？抽十条不算；抽百条、千条算么？积沙成塔，从量变到质变，天天抽、月月抽、年年抽，必使一般的抽烟行为转变为违法犯罪行为，得上“法律砍杀尔”。然高烟族并不惧怕，抽烟不但坚持“持久”原则，还要坚持“公开”原则，遂有了“横眉冷对千夫指，昂首照抽天价烟”的种种写照。表面上都如此腐化，暗地里又如何？抽烟已消费得惊人，其他方面又怎样？一旦透过现象看本质，哎哟妈呀，内幕往往吓人一大跳。周久耕案，不过其万一耳！官场有谚曰：“抽抽烟，喝喝酒，啥子事情都没有。”正代表了他们的普遍看法。这与其说是对法律的无知，不如说是对法律的藐视。
如上道来，抽烟与法律，固互为表里也。透过抽烟，不但能看出您是啥样的人，还能看到您背后的法律故事。检察机关借以反贪，必有灵验。高烟族们，戒之戒之！
依法治狗与法律形式主义[3]
某电视台曾专谈“城市狗患”。主持人将城市狗患归纳为三大关系问题，即人与狗、人与人、狗与狗的关系，归根到底还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同时也是个社会问题。据载，仅2006年，全国因狂犬病而死亡者已近3000人，且有逐年增加的势头。对此，必然会有学者专家忧国忧民，提出相应对策，而且想当然会按照“依法治市”、“依法治校”、“依法治厕”、“依法治水”等口号罗列下去，最后开出“依法治狗”的药方。
窃以为，“依法治狗”，既是进行彻底治理的有效办法，又是引发城市狗患的动因。遥想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城市禁止养狗，有关部门遂依法打狗，城市赓即便难觅狗踪。可见法律之奇效。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越来越好，“饱暖思养狗”，喂狗的人日渐增多，狗的地位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前叫“狗”，充满歧视意味，比方骂别人“狗东西”，便是不可饶恕的；而今要叫“宠物”啦！政策亦由禁止养狗转变为限制养狗。只要依法去有关部门缴纳相关费用、注射相关疫苗、办理法律手续，该狗便是一条合法的狗了。节目中的一个镜头，足以证成这一观点。一老者牵有一狗，记者前去询问，该老者便理直气壮地说：“我这狗是有证的哟！”
睡龙先生所在小区，物管部门最初对治理狗患信心十足，贴出的禁狗告示咄咄逼人。数日之后，狗们又在小区里蠢蠢而动，像打游击一样穿梭。几度三番，但见物管告示语气大变，改为善意提醒养狗人携狗出门要采取安全措施。自此之后，狗的活动变得大张旗鼓，由游击战转换成正规战，小区内呈现出“狗进人退”的战略态势。还有一家，竟将巨型犬放在楼道的公用间里饲养，邻居出入往来，莫不心惊胆寒。吾人专门咨询其中缘故，答曰：禁不禁狗是法律问题，人家去有关部门办了手续，我们哪有权管。
于是俺明白了，城市狗类的发展壮大，除了其自身的再生产力外，法律保障更是重要原因，它们是依法发展壮大的。办理了法律证照的狗，便获得了在城市生活的权利。
首先是有了言论自由。盖法律只能要求每一条狗都要来办理手续，却无法要求它们不乱叫。据说美国有《恶犬法案》，规定城市之狗如果狂吠超过三声，主人便受重罚，吾国即便也移植出这样的法案，恐怕执行起来也很困难。《三字经》云：“狗（苟）不叫，性乃迁。”强制狗不乱叫，岂不改变了它们的本性么？俗话又说“狗不叫，那是遇到熟人了”。当今急欲形成市民社会，城市乃陌生人的世界，故以增加了狗发言的机会，不得不多浪费些口水来向陌生的市民们打招呼，以致白天黑夜狂吠不止。
其次是行为自由。盖茶余饭后，人要出来散步透气，狗也会顺时而动，纷纷要求与主人外出呼吸新鲜空气。于是乎，有大狗焉，有小狗焉，有不大不小的狗焉；有拴了绳的狗焉，有没拴绳的狗焉，前后相随，络绎不绝，左突右奔，上蹿下跳，公共场所随地撒欢兼随地大小便，其自由自在者乎！见了行人，大打招呼，有的甚至还要撵脚，直到人有了回应——如厉声尖叫、两手发颤、双脚发软乃至当场晕厥为止，真是礼貌多端。此时此刻，狗主人凡有三种表现：
“上士闻之，制而止之。”喝令其狗若莎莎焉、若帅哥焉“滚回来！”或虚张声势曰：“不听话，老子（或老娘）打死你！”似乎那狗听得懂人话一般。若狗真的回去啦，则主人的支配欲得到满足，面露得色。“中士闻之，不理不睬。”似乎那狗不是他的。吾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认为这样的人必然法律水平较高，懂得只要不予理睬，即便狗咬了人，也很难说跟他有什么法律关系。因为除了神仙，谁也无法证明该狗是该主人的。“下士闻之，大吼之。”尝见一女教师被突兀而来的大狼狗吓得惊叫娇斥。狗主人更是声震屋瓦，大喝：“又没把你咬死！”嗟夫，狗的凶恶程度，与其主人的凶恶程度，固成正比。古之谓“狗仗人势”，询不诬也。
呜呼，活在城市，何其难哉！钢铁森林包围着，各种噪音包围着，恶劣空气包围着，还被各种宠物狗包围着，不被烦死，也要被吓死。当人的权利都不能得到有效保障时，还谈得上狗权、猫权乎？为了保证自己不被吓死，以彰显“以人为本”的精神，也只能从“依法治狗”的政策法律中寻找智慧。据说豹子是狗的天敌，只要闻得豹子的味道儿，狗便会远遁，甚至吓得呜咽而泣、瘫软在地。而豹子小时，与狗相类，不妨购买豹婴，并在公安机关进行登记，登记册中类别，赫然填写为“花斑狗”字样，然后将其养大，与己亲密无间。散步时将其带上，各色狗等，谁敢近前？遂彻底远离狗患矣！如果有人提出质疑，吾人便像电视中那个被访老者一样理直气壮地说：“我这狗是有证的哟！它依法就是一条花斑狗。”
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形式主义害死人。”天老爷呀！现在是法律形式主义害死人！
“以刑抵债”何妨一试[4]
有人云：吾国已由“欠债还钱”的传统社会进入“欠债不还”的转型期。从全国民事案件标的执行率只有百分之三十几的状况，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还债的人少，不还的人多；还的数量少，不还的数量多。法律权威大打折扣，怎不令人心痛如割也么！
如何解决，已有仁人智士献计献策。或曰要加大人民法院执行力度，或曰要进一步规范民事经济行为，此外还有此曰或彼曰。综合而观，似乎都不太对症。于是乎，有人提出要建立“以刑抵债”制度，即对不能偿还到期债务的当事人，以刑罚作为其履行还债义务的一种可选方式；视债务性质、数量，以定刑期之长短；服刑期间积极偿债者，可减短刑期；服刑完毕，债务抵消。吾人闻之，不由得抚掌称善！
一是能对症。欲治社会病，必先摸清其病根，开出的药方才管用。根据“实践出真知”的认识论，拜请各位来民事执行程序中一游，便知症结何在。假比某甲欠您老人家一百万元，到期没有归还，您拿着判决书来到法院，便有如下难题迎面而来：
（1）某甲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吗？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28条之规定，您应当向法院提供某甲的“财产状况或线索”。而您既不能行使公权力，又不能去请私人侦探，想发现某甲的财产状况或线索，比叫公鸡下蛋还难。既然不能提供，休怪法院不予执行。
（2）假如您运气来了，竟以一己之力发现了某甲的财产状况或线索，而某甲仍赖皮不予履行，且转移了财产，又该咋办？法院可据《民事诉讼法》第102条，处某甲以罚款、拘留。某甲听说拘留最多不超过15天，毅然走进拘留所，还丢出“吓三岁小孩儿么，小样儿”之类的话，真要把人鼻子都气歪。
（3）气不打一处来的您，非要依照《刑法》第313条追究某甲“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以平心头之愤。经向律师咨询，方知此罪并无相应的诉罪程序，是由当事人提起，还是人民法院提起以启动程序？是作为自诉案件向法院直接起诉，还是以公诉案件向公安机关控告？公安机关是否受理该类案件？检察机关是否以公诉案件向法院起诉？立法上都没有明确规定，司法中也难以操作，故被绳之以“拒执罪”者鲜矣。
读者老爷亲历上述程序就会发现：法院不执行，是因为有法律规定；某甲宁愿被拘留也不愿还钱，是因为法律规定太轻；不能追究某甲拒执罪，是因为法律规定不完善，遂惊而叹之曰：“原来赖账是法律制度惯出来的”。噫吁呼！执行之难，不在其他，而在法太软。然则，靠猛抓执行能壮之乎？曰不能；靠大力普法能壮之乎？曰不能；唯有用刑事去救济民事，才能壮之也。
二是能奏效。或有人言：不能偿还到期债务并不是一种犯罪行为，用刑事手段保护债权与民法理论不合。站在现行法制的框架内观察，此论固可以打一百分；然跳出这个框框，以历史的眼光视之，就该扣分也矣！制度今天这样设计，不等于昨天也如此，更不等于明天就不能改变。夫一成不变之法，何足取焉！所谓法“随时而变，因俗而动”（《管子·正世篇》），建立以刑抵债制度，正值其时。
首先能治法律疲软之症。表面看来，咱们对债的调整，既有民事手段，又有刑法规定，谁敢说不完善，就给他发顶“法盲”的帽子戴上。深入考察可知，调整债的民事法律与刑事法律之间，却各自为战、老死不相往来。不清偿到期债务，是一种民事违法行为，无论其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无法转化为刑事犯罪。法律郁郁乎文哉！债务人才有了不清偿到期债务，甚至拒不执行法院裁判的勇气，以致老赖族层出不穷，多如狗毛。如果用刑罚抵偿债务，就能在民刑之间形成有效的转化机制，欠债不还作为一种民事违法行为，一旦发展到某种程度就转化为刑事犯罪。法律壮哉其势，则疲软之症自消，而赖账之心日减，执行难问题亦迎刃而解。
其次能切中民族法观念。吾国吾民数千年的法观念，乃“法即是刑，刑即是法”，任何违反律令的行为，统统科以刑罚。比如《唐律·杂律》规定：“诸负债违契不偿”之种种行为，最低刑笞二十，最高刑徒一年，还要“各令备偿”。至1910年颁行《大清现行刑律》，这种观念发生变化。法律之中分出刑民，遂有犯罪、违法的概念区别，民事行为不再科刑。当人们懂得欠债不还系民事违法，不再视为犯罪，不会招致刑罚制裁，则视民事制裁手段若挠痒然。思想一得解放，行为随之放纵。当代社会，对债务人尚未形成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唯有借助刑罚以矫治畸形的法观念，诚实信用、有债必偿等古今至理，才能重新获得大众的心理认同。
善哉善哉，以刑抵债。提出这一建议的原创者，真该得诺贝尔法学奖，如果有的话。
一份合同引发的法律与情理思考
猴年马月狗日这天，睡龙先生亲眼看到一份合同，颇令人郁闷。具体原委如下：
某高校的房地产开发公司（简称甲方），与该校数以千计的教职工（简称乙方）签订《商品房买卖协议》。约定乙方在签约当日付清全款，“甲方于2008年2月29日起开始交房”。
为防止有人对号入座，故意写作2月29日，以免惹上官司也者。谁能在黄历上找出这天来哉？古往今来，合同都有明确的时间限制。古之时也，表述为“银货两讫”；今之时也，表述为“某时前交付”。像这种没有截止期限的合同条款，的确罕见。
依情理而论，乙方交了钱，啥时拿到房子却没有定准，怎能够想得通矣。好比男女约会，曰“今晚七点小树林见”。女士如约而至，等了一夜不见男士，二天前来兴师问罪。男士嘻嘻道：“我的意思是七点‘起开始’见面，今天见也不迟啊！”您要是该女士，能不扇他耳光乎？乙方心情，必如此类。实因对方做事，太逆情悖理了也。
依法律而论，“起开始”型的合同条款，给甲方在交房时间上提供了极大的自由度。按《合同法》第8条规定：“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甲方与乙方的约定，是从某年某月某日这天起开始交房，没约定到哪一天为止。所以既可以今年交，也可以明年交，还可以先交一两套以示开始，等三年五载后再交齐；实在惹毛了，等到二十二世纪再交，也不算违约。时至今日，事实证明甲方正在按合同约定履行义务，没给乙方交房。或有法律专家指出，这样的条款叫“霸王条款”。乙方人员闻之，大不以为然。嚷嚷说夫霸王者，坑人整人都是公开地干活，从不藏着掖着。甲方“起开始”的条款，既能损人利己，又能在法律上找到相应规定，端的高明，岂能与“霸王”同日而语？简直可以倒过来读，读作“王八”条款也。
呜呼哀哉！不合情理的行为，似乎还能得到法律的保护，除了有能力和权力订立这种条款的大人先生外，小老百姓怎能不气出心疼病来也么哥！然诅咒归诅咒，总得寻求解决之方。经梦中咨询青天大老爷包拯先生，才晓得出现诸如此类的理法冲突，非法律自身之过，乃法律形式主义在作怪。再拜请化解之道，答曰：“‘不折腾’三字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