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问题，只重形式，不重实质；只锯箭杆，不拔箭头，一会儿“依法这样”，一会儿“依法那样”。具体对“起开始”型的条款，则会如此展开法律推理：不是你们双方都签字了么？人家甲方又没摁着您乙方的手签字。既然签了字，就具有法律效力，《合同法》第32条不是曰过吗？“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合同成立。”合法不合理的是非，遂折腾出来了矣！
以实质主义眼光考量，法律不过是情理的形式外化，情理乃法律之实质基础，“起开始”型既然不合情理，又岂能合乎法律。民法的精神是啥，曰“公平”。合同法的原则是啥？曰“还是公平”。“起开始”型公平乎？恐怕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说不公平。另据《合同法》第12条规定，“履行期限”是合同内容的必备条款，而“起开始”型是只有“期”，没有“限”。既违背法律的基本精神和原则，又违背法律的具体规定，焉能有效？
古人颁布法典时，总会大力宣称：“律设大法，例顺人情。”法律与情理，本应相通，岂能是一个往东，一个往西乎哉！法律要是总和常情常理对着干，就是穷折腾，就会失去文化土壤，失去人性基础，那简直是蓬克的脑袋——乱法（发），比和尚的脑壳——无法（发），还要糟糕。在法制生活中，唯有坚守“无以法害理”的信念，才能避免法律形式主义带来的危害，减少合法不合理的现象。法谚有云：“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实践表明，大凡一种行为，往往有多种法律条文进行调整。取甲条文，则原告赢；取乙条文，则被告赢。诚如荀子所言：“徒法不足以自行”，善人持之则扬其善，恶人操之则播其恶。如何取舍，全凭人之良知耳。
有高层人士曰：“司法要以人民群众满不满意为评价标准。”善哉斯言！人民群众靠什么来评价？非法律知识，乃情理常识也。表明了领导者对常情常理常识的重视。吾国法律法规数以万计，而欲人人学以致用，如“挟泰山以超北海，非不愿也，实不能也”。若让民众事事都依情理而为，则简单易行。西人的陪审团，专门由没受过系统法律训练的一般民众组成，律师者流反倒不许加入，其作出判断，运用的正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智慧。发乎情理而止乎法律，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
理法相通，诚法治之灵魂。
代言广告：谁说法律只“欺负”明星
央视“杀熟”毫不留情，近日，王刚、范伟、张铁林三大腕因涉嫌代言虚假广告又被惹火烧身。于是乎，明星代言虚假广告要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犹如一颗炸弹在文艺界炸开了锅。或曰：“现在法律也来欺负明星，而且欺负得没道理”；或曰：“你代言错了，负了连带责任，那你也得认。”
噫！法律欺负明星，是何道理？法乃公正之具，竟把全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分出三六九等，搞区别对待，只欺负少部分人，是可忍孰不可忍！追根溯源，才知那部法律，乃2010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的《食品安全法》，其中规定：“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食品，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与食品生产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相对于《广告法》，此法只增加了两个字——“个人”。然二字之加，而使法律效果有了天壤之别。
按《广告法》，“在虚假广告中向消费者推荐商品或者服务，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其责任主体是“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个人是不承担法律责任的。假如睡龙先生三生有幸，去代言婴幼儿食品，广而告之地说得天花乱坠，结果小孩吃了，或腹肿焉，或结石焉，或小儿麻痹焉，普天之下，一片嚎哭，而法律却无奈我何，因为俺是以个人身份出现的。您说我能不喜欢这样的法律哉？简直要大呼“法恩浩荡”。而今食品安全法出台，把个人作为责任主体，吾人便难遁其迹，不得不承担连带责任矣。道理固然是，做了错事就要担责任，就像小孩干了坏事要被打手板一样，皆乃证自明的常识。然趋利避害，乃人之本性，您说经常代言广告的明星们能喜欢这样的法律哉？凡是不担责的法律就拥护，凡是担责的法律就反对，就说它欺负人。如此发言，不晓得会不会脸红也。
从逻辑上看，法律规定个人须为虚假广告担责，并未单独规定名人明星如何，故“欺负明星”之说，似有些神经过敏也者！按照《食品安全法》，不管是哪种类型的个人，都应承担责任，可见其并没有把吾国公民分出三六九等，而是平等对待的。当然，如果该法别出心裁，非要规定“社会团体或者其他组织、名人明星……承担连带责任”，则认为法律欺负了明星，就证据确凿。事实上，该法并没有如此行文，却有人偏说它咋的咋的，究其缘由，凡有二者。
一曰“舍我其谁”的观念作怪。在明星看来，这世上的广告，似乎都是自己在做。“试看今日之广告，竟是谁家之天下”，小老百姓，焉有做代言的资格？越想越是这个理儿，念兹在兹，遂觉得《食品安全法》的“个人”之设，想当然就是专冲明星而来，怎能不愤愤然哉？然举目四顾，却发现非明星的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者流，好像偶尔也做做代言，说说假话。人家张李王诸氏都无动于衷，独明星要大跳其高。这一跳，是不是跳得有些冤枉？
二曰“阿Q心理”作怪。“欺负明星”之说，似乎蕴涵了这样的推理：别人代言没事，唯独明星代言有事。孰知在虚假广告的问题上，非明星摸不得，明星亦摸不得也。非明星做了虚假广告，要承担连带责任；明星做了虚假广告，同样要承担连带则任。在法律面前，人人是一样大的劲儿，咋好意思嚷嚷？
辩论至此，明星或曰：俺的意思是明星要承担连带责任，那电视台是否负责？新闻媒体是否负责？言下之意，就是说电视台、新闻媒体既可以摸“虚假广告”之头，又不承担法律责任。假如法律是个活物，必摇头答之：电视台、新闻媒体在《广告法》中属“广告发布者”，该法第38条规定：“广告发布者明知或者应知广告虚假仍设计、制作、发布的，应当依法承担连带责任。”可见在责任问题上，大家都是“大哥莫说二哥，脸上麻子差不多”。该法第37条还规定：广告发布者“利用广告对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构成犯罪的，还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明星作为个人代言，仅仅只承担民事连带责任。孰轻孰重，一眼便知，何来专门“欺负明星”云云。
佛对须菩提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既然“欺负明星”之说，乃虚妄之相，争之何用？由此联想起学术史上的一桩公案：一派认为拿破仑时代是左手挠痒，另一派则认为是右手挠痒。两派互不相让，争论多年。最后在一次学术会上达成共识，曰“拿破仑时代既可以左手挠痒，也可以右手挠痒”。明星代言虚假广告是否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与用左手还是用右手挠痒的问题，庶几无差，争不争都那么回事儿。
反腐败要从“傻”字抓起
眼下的官场腐败之病，就像肝硬化晚期，不假良药救治，必然发展成肝癌。对此人们纷纷开出药方以治病救世，我老人家亦不甘落后，开出“反腐败要从‘傻’字抓起”的偏方。此方乃验方，来源于一首古诗。明朝嘉靖年间，一朝中大员（姑名之嘉靖翁）奉命到苏州检查工作，“征索不遂”，也就是当地官员没给他送钱，愤然作诗一首（冯梦龙《古今谭概》）：
“朝廷差俺到苏州，府县官员不理咱。
有朝一日朝京去，人生何处不相逢。”
此诗以不押韵而著称于世，在文学界当遗臭万年，在法学界亦有镜鉴焉。结合现行《刑法》第385条可知，嘉靖翁的行为，属于“索贿”类型，因地方官不配合而未果。四百余年前的腐败案之被遏制，达到“犯罪预防”之目的，全仗一个“傻”字。
一、嘉靖翁真“傻”
作为朝廷大员，长期在皇帝屁股后晃悠，想搞点银子花花，还不易如反掌？而嘉靖翁居然“征索不遂”，把一桩好端端的富贵搞成了一锅夹生饭。原因就在他“傻”，不懂诱贿、索贿之道。此道有四大要诀：
嘘。悄悄地说话，大声的不要，让下官觉得与你关系不比一般，才敢下手。前些年某红包书记擅用此诀，常令夫人给下级嘘信，曰：“书记住院了。”便有下属鱼贯而来医院，卧收礼金若干。嘉靖翁既要到苏州视察，该先写封书信、带个口信，也不打紧嘛！勿谓言之不预也。
秀。英语云“Show”也，即把自己的兴趣爱好表露出来给大家看看。乃翁到了苏州，应该先向地方官“秀”一下：是爱游名胜古迹，是爱吃山珍海味，是爱喝琼浆玉液，还是有寡人之疾，总得要让人晓得，才能投其所好。
逗。挑逗引诱之意。眼看下官静若处子，自己就要主动引导。比方拿一张百元大钞在眼前猛看，假装喝醉了，曰：“这‘草纸’还真漂亮，正好用来揩屁股。近日老拉稀，哀哉奈何？”众人恍然大悟，送上“草纸”无数！
憋。憋者，逼也。如果下官引之而不来，便要逼之使卑服。唐朝一中央御史官巡视到同州，地方官全无表示。他便要求提存档案、文件、官印，且迟迟不还。同州官吏经人提醒，才明白个中道理，通过一杀牛匠向其送了“百缣”，遂得退还。（《唐国史补》卷下）盖此招最绝，一旦使出，必定奏效。
二、苏州地方官装“傻”
朝廷来人，苏州官员竟无动于衷，徒惹人发出“府县官员不理咱”的愤叹，不怕遭报应乎？苏州官员得非脑子进水了乎？
首先，谁不懂“朝中有人好做官”的道理。这些人与你们“一不沾亲、二不带故”，还不赶紧趁机结识，好为自己留条进路或退路。尔等居然不搭理人家，岂不是坐失良机，自毁前程？君不见该高干曰：“有朝一日朝京去，人生何处不相逢。”
其次，就算别人来时说了要发扬艰苦朴素作风、不搞铺张浪费等话，也要假装没听见，要试探他们的喜好。就算他们自个儿立场坚定、烦死也不说，还可以找他们的亲朋好友打听。“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最终总会得知，才好对症下药，以讨其欢心。
再次，领导莅临，一旦有所暗示或明示，马上就应懂得起。一奉曰：“此劳务费也。”再奉曰：“此会务费也。”三奉曰：“此课时费也。”……N奉曰：“此教育指导费也。”所谓师出有名，他接得“受之无愧”，你也送得“光明正大”。法律纪律都拿你没辙，何乐而不为哉？
中唐宋元以迄，经济重心南移，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之说。明朝的苏州，其繁荣发达，概与今日之深圳、温州相匹。在苏州为官，岂能不谙请客送礼之道？想当然耳，苏州官员之“傻”，恐怕不是真傻，而是装傻。
综上所述，嘉靖年间的这一桩贪贿犯罪，之所以没得逞，全因上官和下官都“傻”。故而“傻”这味药，使想贪的官不懂得如何去贪；使仰人鼻息的官不懂得如何去满足他人的贪欲。假如普天之官都变得像嘉靖翁那样傻，没变傻的也来他个装傻，腐败便没了土壤矣！于是，贪欲之心渐消、腐败之病日轻，以至于政治清明、天下太平。谁之功？“傻”药之功也！
所以说：“反腐败要从‘傻’字抓起。”
当法律与道德相遭遇
设若法律、道德像两个活物，当其相遭遇时，法律对道德是应当恶脸相向呢？还是应当善意扶持？这个问题，您去问一百个人，包管一百个人都会表态，说自己要选后者，以标榜其宅心仁厚。然落实到生活中，法律对道德的态度，便不是这样千面一孔矣。从浙江义乌“华美善食堂”被查封的事件，可见一斑。
该善食堂原名“爱心施粥摊”，免费为生活困难的务工人员提供食品，每日耗资千余元。日积月累，其花费岂可以道理计？对这样的道德善举，想来人人都会叫好，实际镜头则是有人进行干涉。先是被有关部门以“卫生问题”查封过一次，后经好心人接力，终于有了固定店面，卫生条件和服务水准都上了新台阶，又遭有关部门以“消防问题”第二次查封。噫嘘呼！做件好事都这么难。
不用翻书就能进行内心确认，有关部门的两次查封，肯定都是依法的。古之谓“师出有名”、“冠冕堂皇”，询之当代，亦不诬也。比方第二次，依的就是《消防法》第19条，生产、储存、经营易燃易爆危险品之外的其他物品，其“场所与居住场所设置在同一建筑物内的，应当符合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之规定，而善食堂里的两口锅灶和三名工作人员的住处，正好同在一屋，自然难辞其咎，遂作出“拉掉电闸，贴上封条”的处理。
站在法律框架内考虑，对存在卫生、消防问题的善食堂进行查封，固然是合法的。然站在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的角度审视，就有些叫人想不通了。盖法治的精髓，在于“良法得到良好的实施”。不看对象、不分场合、不辨性质而一味地机械执法，实难保“良好的实施”，夫复论良好的社会效果邪？执法如此，哪怕他执行的是“良法”，也难以得法治精神于万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