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理想社会”憧憬。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社会模型塑造，必然要契合当时的社会环境。
那时的中国，是个经历漫长的挣扎与煎熬，并几乎走向绝境的中国，人们被外强入侵的民族屈辱感、食不果腹的饥饿感、自由尊严被践踏的失落感所包围，人们期待一个独立、衣食无忧且自由、平等的国家。
中国共产党，一个年轻且生机勃勃的政党，以马克思主义为信仰，他们的政治理想能否与人民群众的社会理想产生共鸣？
在延安，这个千沟万壑的黄土地上，中国共产党又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他们的信仰？并将从西方传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转化为东方智慧，为群众所接收，避免出现“南橘北枳”的时代尴尬？
城墙外面的人间脉搏
在许多清幽的花园里，人们很难相信在金碧辉煌的宫殿的大屋顶外边，还有一个辛劳的、饥饿的、革命的和受到外国侵略的中国。在这里，饱食终日的外国人，可以在自己的小小的世外桃源里过着喝威士忌酒掺苏打水、打马球和网球、闲聊天的生活，无忧无虑地完全不觉得这个伟大城市无声的绝缘的城墙外面的人间脉搏……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
20世纪30年代，年轻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城墙外看到的人间脉搏，正跳动着悲怆、凄凉、隐忍以及不同势力的恩怨纠葛……中国，这个曾经古老且辉煌的国家，自鸦片战争以来，正发生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深一脚浅一脚走在支离破碎的路上。
国破丧权之辱，粉墨登场的军阀混战，接踵而至的政治游戏……多重人祸，再加之天灾，生灵涂炭。中国，这个饱受外来侵略者凌辱、四分五裂的国家，几乎再找不到一个安身立命之所。
举国上下，笼罩着浓浓的战争阴霾。自晚清，中国便处于乱局，战争不断。1930年春夏之交，发生了战线绵延数千里的中原大战，从1930年11月开始，蒋介石又对共产党部队连续发动了五次“围剿”。战乱不但带来血腥与杀戮，普通人的生命更被视作草芥，整个中华民族被拖入灾难的深渊。
中原大战
1930年4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张发奎联合发动围攻蒋介石的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规模最大、耗时最长的军阀混战。
除了内忧，还有外患。
由于南京对日本采取的“不抵抗政策”的结果，中国把五分之一的领土，百分之四十以上的铁路线，百分之八十五的荒地，一大部分的煤矿，百分之八十的铁矿，百分之三十七的最佳森林地带以及百分之四十左右的全国出口贸易丢给了日本侵略者。日本当时还控制了中国其他地方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铣铁和铁矿企业、中国一半以上的纺织业。对满洲的征服，不仅从中国夺去了它最方便的原料来源，而且也夺去了它自己最好的市场。[1]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
一曲《松花江上》，在中国各地传唱，人们的抗日情绪空前高涨，学生们纷纷游行请愿。1936年12月9日，北京、西安等城市举行纪念“一二·九”运动的示威游行，学生高呼“东北军打回老家去，收复东北失地”。这些义愤填膺的学生或许还未预料到，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即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在北平附近的卢沟桥对中国军队发起攻击，北平、上海以及首都南京陆续沦陷，日军还在南京实施了大屠杀，35万军民丧生，其惨绝人寰的行径令人发指，日本宣布将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
“一二·九”运动
1935年7月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复函，表示同意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的备忘录中的要求，被称为《何梅协定》。根据协定，中国在河北省和察哈尔省的主权大部分丧失，禁止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活动。1935年12月9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北平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
在广袤的农村，没有进行土地革命的地区，贫困普遍存在着。
中国农村的赋税沉重，很多人因无力缴付地租和高利贷而负债累累，一旦饥荒来临，他们因毫无粮食储备，而只能挨饿。随着农民的集体衰落，越来越多的土地与财富集中到少数地主和放高利贷者手中。
工人的日子也好过不到哪里去。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讲道，“他们失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而为我们所熟知的夏衍的《包身工》对工人的悲惨境地进行了情景再现：
两粥一饭，12小时工作，劳动强化，工房和老板家庭的义务服役，猪猡一般的生活，泥土一般的作践——血肉造成的“机器”终究和钢铁造成的不一样，包身契上写明的3年期限，能够做满的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手脚像芦柴棒一般的瘦，身体像弓一样的弯，面色像死人一样的惨！咳着，喘着，淌着冷汗，还是被逼着在做工。
在那个社会救济乏力的时代，一个天灾就会让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地区乃至整个省份遭遇灭顶之灾。
豫、皖、陕、甘、川、黔各省灾情，续有所闻。全国显已遭多年来最严重的灾馑，已有千万人死亡。据最近川灾救济委员会调查，该省灾区人口3000万人，已有好几万人食树皮和观音土充饥。[2]
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大饥荒愈演愈烈。
1939年华北地区的霍乱流行夺去了2万人的生命。1943年，旱灾加上日本人抢劫粮食，导致整个华北地区数百万人饿死……[3]
孕育中国新希望的——陕北地区，是满目疮痍的中国的一个缩影。
1936年6月，在宋庆龄的帮助下，斯诺来到了陕北。在许多人的心目中，陕北只是一个地理名词，那是个盛产贫穷和土匪的地方。斯诺曾听当地人说，仅仅为了获得一只柳条外壳的热水瓶，就足以引发一场真正的悍匪抢劫。
陕北是中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真正的耕地很少。斯诺曾如此描绘陕西的农田：
农田大部分是地缝和小溪之间的条状小块。在很多地方，土地看来是够肥沃的，但是所种作物受到很陡斜坡的严格限制，无论从数和质上来说都是这样。很少有真正的山脉，只有无穷无尽的断山孤丘，连绵不断。[4]
对于大部分百姓，他们连土地都没有。清涧县袁家沟村村民白云富称：
中央红军没有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是国民党统治着的，人民生活也很痛苦，“受的驴马苦，吃的猪狗食”，就那种生活。没有土地耕种，土地大部分都在少数人手中掌握着，其他人都是打工，就这样地生活。
苦孩子出身的葭县人闫晓明回忆，他一直过着吃糠咽菜的苦日子：
我是个苦孩子出身，我的祖父和我的父亲，都是世代给人家打长工的，遇上丰收的一年，吃稀汤汤也能吃下来一年；时年不好，租种人家的地，给人家把租子还够以后，自己就要饿肚子，就吃不上了。吃糠咽菜，都没办法。生活好些的，都是少数人，穷苦人就把人家不要的烂菜叶子捡回来，洗干净捂到大瓮里，然后过一年。春儿上如果没吃的就吃那。还有野菜、树皮，树皮是把老的那层不要，取里面新的一层吃了。
此时，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已是极为恐怖和强势：日本在华北虎视眈眈，蒋介石为谋一己私利还在全力“剿共”，并不惜血腥杀戮；国民党内部腐败横行；在经济上对农民课以重税，勒索企业，贩毒。
在“剿共”过程中，当国民党明白老百姓才是共产党的根基时，他们对老百姓进行了毁灭式的杀戮。共产党军事将领徐海东告诉斯诺：
到1933年12月，整个鄂豫皖有一半已成了荒地。在这一度富饶的地方，留下房子极少，牛都被赶走，土地荒芜，白军占领的村子无不尸积成山。湖北有4个县，安徽有5个县，河南有3个县都几乎被破坏。
美国《时代》周刊文字记者白修德在中国待了近8年，走遍大江南北，亲眼目睹了1942年河南大饥荒。这场他“最刻骨铭心的记忆”，让他对蒋介石的看法“从起初的尊敬和仰慕，变为怜悯和唾弃”。
白修德（1915—1986），本名西奥多·H.怀特，美国人。毕业于哈佛大学，师从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抗日战争时长期任美国《时代》周刊驻重庆记者，采写了大量关于中国战场的报道。1943年2月，白修德和《泰晤士报》摄影记者福尔曼前往报道河南当地灾情。白修德的报道，引发宋庆龄震怒，也让国民党不得不正视300万河南人死亡的现实。白修德在晚年回忆录中写道："对当时所见的一切，我现在已经不能再相信，除非那些潦草凌乱的笔记向我展示我曾看到了什么。”作为中外记者访问团成员之一，白修德还曾访问过延安，并写出影响巨大的名著《中国的惊雷》。
河南大饥荒
1942年夏天到1943年春天，河南发生大旱灾，夏秋两季大部“绝收”，灾民开始吃草根、树皮。大旱之后，又遇蝗灾，庄稼被啃个精光。当时，饥荒遍及河南全省110个县。据估计，1000万人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轧而死者无数。
1942年由于旱灾，河南出现大饥荒，人们开始吃草根、树皮，直到草根被挖完、树皮被剥光，灾民大量死亡，甚至出现人吃人的惨状。然而，国民政府仍忙于战事准备，不仅不实施赈灾，还继续征税。某位国民党官员甚至扬言：“如果人民死了，土地还是中国的；如果军队挨饿，日本人就要来占领中国土地了。”
在河南，难民们，包括不断哀叫“可怜”的孩子们，将白修德等人团团围住：
他们泪痕满面的、乌黑的、在寒冷之中濒于绝望的脸色，使我们感到惭愧。中国孩子健康时是美丽的，健康时他们的头发有漂亮的自然油泽的光彩，他们的眼睛像杏仁一样闪动。可是这些瘦得不像样的人，应该是眼睛的地方，却是充满着脓水的窟窿；营养不足使他们的头发干枯；饥饿弄得他们的肚子鼓胀起来；天气吹裂了他们的皮肤。他们的声音已退化为只管要求食物的哀啼。[5]
一路上哀鸿遍野，白修德不断听到人们的呼吁：“停止征税吧，饥荒我们受得了，但赋税我们吃不消。只要他们停止征税，我们是能够靠树皮和花生壳活命的。”
白修德甚至亲耳听到了人吃人的案子，而郑州的政府长官们宴请白修德的菜单上却有着“莲子羹、辣子鸡、栗子炖牛肉、春卷、热馒头、大米饭、豆腐煎鱼等，还有两道汤，三个馅饼，饼上撒满了白糖”。从河南返回重庆，白修德见到蒋介石，蒋介石否认“人吃人”，也不承认仍在征税。
尽管蒋介石后来也采取了赈灾补救措施，但河南大饥荒依然让白修德从蒋介石的拥趸转到对他失望透顶：
我深信他不仅对我们毫无用处，如史迪威将军所说的那样，而且对他的人民也同样毫无用处，这一点才是更加重要的。[6]
白修德事后回忆：
我过了一年才发现，国民政府中任何一个英语流利的高级官员都同自己的人民完全脱节。而且对本国人民，甚至对重庆这座古老城市都一无所知，要想找他们了解一点中国的真实情况完全是徒劳的。[7]
一个政府，与它的人民脱节，这是人民的灾难，也是这个政府的灾难。一个王朝的丧钟，正在敲响。
旧秩序轰然倒塌，人们身不由己地被卷入大时代的动荡中。经过多次看似地动山摇般的改朝换代、改良与革命……无数次为侵染在灾难巨流中的人们带来希望，然而，曾经蓄积出来的骇人能量终究冷却，没有任何一个人、一个政党开出救国济民的良药。
棋局未卜，谁能够在这个凋敝的时代出手，力挽狂澜，给人们以希望？
红星闪耀
来自美国的两名记者中，白修德在华北看到了绝望，斯诺却在西北看到了闪闪的红星：
这里，肯定地说，存在着人们要起来反对的东西，即使他们还没有斗争的目标！因此，当红星在西北出现时，难怪有千千万万的人起来欢迎它，把它当作希望和自由的象征。[8]
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是舶来品。“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9]具备高度科学性和革命性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风起云涌，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以马克思主义为坚定的政治信念。随着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在上海成立，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推动下，各地党组织纷纷建立。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党的一大确定了党的政治理想，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并形成了党的纲领：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共产国际。[10]新的革命火种，在中国大地上点燃。
随着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中国革命以及世界形势的不断深入认识，以及中国局势的不断变化，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步骤上，共产党也在不断摸索与调整，对苏联的热烈崇拜趋于理性，不再照搬苏联的思想、制度、方法和组织，逐渐摒弃“不分青红皂白一概进口”[11]的方式，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与苏维埃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