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是一个平等、融洽、真诚的社会，曾被西方观察家称为“令人吃惊的唯物主义”。这个从生产生活方方面面都令人耳目一新的理想之境，在上个世纪却真真切切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管辖的版图上。
在延安，领导人穿着同样的制服，戴着同样的军帽，除了领子上缝上去的一块朴素的红色袖章外，没有任何特殊符号。
于蓝称，在国统区看到的是官僚贪污腐败、老百姓生活穷困，经过洛川到了延安后，感觉空气一下新鲜起来：
延安的平等首先体现在人与人的接触上，那时候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跟我们的接触很多，有时候甚至每天都可以见面。领导人讲话时，也不会站在很高的台子上，就在平地里摆一个小桌子，面对面讲，彼此之间没什么距离。看戏时也是这样，大家都挤在一起，不分首长和群众，有时候毛主席来晚了就挤到我们中间去。[15]
在延安，有一种称呼鲜明地彰显了人们之间平等的身份——同志。抗大学员王仲方到延安后，发现这是最新鲜的：
王仲方，1921年出生，安徽芜湖人，中国著名法学家、社会活动家，曾任毛主席速记员。1937年12月13日到达延安，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因为记东西快，成为毛主席的速记员。毛主席作《论联合政府》等报告，就是由他帮助记录的。新中国成立后，王仲方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主任等职务，代表作有《中国法学的现状与展望》《延安风情画》等。
一个最新鲜的，就是你没有别的称呼，什么小姐呀，太太呀，先生呀，什么老爷、少爷，全没有了，在延安所有的人互相之间只有一个称呼就是同志。
一些看似漫不经心的细节，却总是透着难以言说的波澜壮阔。
斯坦因对毛泽东的描述是：
斯坦因，全名为冈瑟·斯坦因，英国记者。1944年5月，他作为中外记者团成员来到延安，在延安度过了5个月。在众多外国记者中，斯坦因最先与毛主席有深入的沟通，曾单独采访毛主席长达30个小时。此外，他还单独访问过其他共产党领导人、陕甘宁边区各阶层人士。离开延安后，斯坦因曾发表《毛泽东朱德会见记》等文章，尤其在《红色中国的挑战》一书中，更是表达了对毛主席的崇敬之情。
他平易近人，简单，深思而且精确。他的特别有力的前额，他的透视一切和极端集中的眼睛和眼神，及其成熟的人格所表现的心境的安泰和清明，表示他是一个有能力的政治家和人民领袖。他和严厉的、忧心忡忡的蒋委员长是完全相反的。
美国记者福尔曼最初见到南泥湾开荒英雄王震时的印象是“矮瘦和精悍”，甚至“显得老练而平庸”，然而在很快打破陌生人的疏离感之后，王震表现出了另外一面：
福尔曼（1898—1978），全名哈里逊·福尔曼，美国人。1944年5月，作为美国《纽约时报》，英国《泰晤士报》、国家广播公司驻中国记者，与斯坦因等人组成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福尔曼等人到达延安后，八路军359旅旅长王震前去迎接，并陪同参观南泥湾等开荒种地的实景。参观延安后，福尔曼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写成《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一书，向全世界介绍延安军民团结杀敌，并驳斥了国民党的污蔑之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高度评价此书，称其为《西行漫记》的续篇。
他对我们所带的照相机、打字机和其他新奇物件很好奇，甚至还有一点孩子气。他微笑着，不断地嘬着他那外国式的破烟斗，折断的烟管缠得像他那赤脚穿着草鞋的大脚趾一样……[16]
在老百姓眼里，在外来者眼里，延安的领导人不是高高在上的权威，不是被人为赋予各种权力的政治符号，他们就在群众中谈笑风生，形象立体丰富，有血有肉，是很少享受物质、平易近人的邻家老哥，也是头脑敏锐、思想深刻、眼光长远的领导者。也正因此，他们成为中国政府承诺与未来希望的缩影，是理想社会模型的掌舵者。
记者埃德加·斯诺发现，这里虽然物质极度贫乏，却洋溢着一种令人吃惊的热情。这里“最显著的一种成就，便是人民与战斗部队密切的联系”。事实上，人民不但与战斗部队密切联系，还和这个独树一帜的政府以及年轻有活力的政党、独特的领导人相濡以沫。
于蓝在延安，找到了“家的感觉”：
这是一种家的感觉，我们在家里演自己喜欢也是群众喜欢的戏，在家里辛勤开荒、努力生产，在家里跟着毛主席坚持抗战，追求民族独立，不做亡国奴……这种精神上的快乐使我们一点都不觉得苦，反而如鱼得水一般欢乐。[17]
当地的老百姓把共产党以及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人称作人民救星，他们为共产党“理想社会”的尝试不断注入生命力。
美军观察组成员斯坦因对延安的印象是乡气朴素又安静和谐。
羊、牛、马在河谷里、山上吃草，戴着宽边草帽的农夫在整饬的田地里工作。穿着蓝白衣服的人们蹲在河边洗衣服。马驴商队带着沉重的驮载，在尘土的路上，从穿着破旧的蓝棉制服的学生、士兵、公务人员身边，缓慢地走过去。铁匠在露天的茅屋里为农民们做农具，工人在路边做砖，商人们在小的商店里、货摊上忙碌着，小孩在宽敞的校园里玩耍。
如果你不曾生活在那个战火频仍的年代，如果你不曾聆听数十上百或者更多满头银丝的延安老人淋漓尽致地描述，或许，你还不能完全理解，在那个颠沛流离的时代，静静流淌在斯坦因笔下的，这个清贫的物质世界里的“桃花源”，到底有多么弥足珍贵。
所有今天看起来情绪激昂甚至激动的回忆、措辞与情景再现，不是粉饰太平，不是大众狂欢，而是对那个激荡着梦想、勇敢与智慧时代的怀念与敬畏。延安，是我们以及世界对理想社会模型的探索，那里有政府的承诺，有知识分子的信仰，也有平民的希望，还有穿越时间长廊、绵延至今的延安精神！它有着巨大的牵引力，让我们对延安那段艰苦且快乐的岁月保持着敬意与虔诚，也对未来保持着憧憬与想象。
注释：
[1]〔美〕埃德加·斯诺著，新民译：《大河彼岸》，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
[2]〔美〕卡萝尔·卡特著，陈发兵译：《延安使命：1944—1947美军观察组延安963天》，世界知识出版社2004年版。
[3]赵超构著：《延安一月》，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3年版。
[4]《大鲁艺》摄制组著：《大鲁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5]《大鲁艺》摄制组著：《大鲁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6]《大鲁艺》摄制组著：《大鲁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7]林伟著：《忆自然科学院发展中的一些情况》，见《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8]《大鲁艺》摄制组著：《大鲁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9]《大鲁艺》摄制组著：《大鲁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10]《大鲁艺》摄制组著：《大鲁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11]郭小川的诗歌《八年》。
[12]《大鲁艺》摄制组著：《大鲁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13]《大鲁艺》摄制组著：《大鲁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14]《大鲁艺》摄制组著：《大鲁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15]《大鲁艺》摄制组著：《大鲁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16]〔美〕哈里逊·福尔曼著，熊建华译：《来自红色中国的报告》，解放军出版社1985年版。
[17]《大鲁艺》摄制组著：《大鲁艺》，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