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指出：“你要群众了解你，你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就得下决心，经过长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练。在这里，我可以说一说我自己感情变化的经验。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生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我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这时，只是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做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毛泽东首先发现了情感的巨大作用，继而又发现了情感与思想的亲密关系。在一般情况下，情感是个独立的词组，但在特殊的语境里，情感就是思想。
这就是毛泽东发现的秘密。
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何以对人民群众血肉相连、情同骨肉的秘密所在。
毛泽东给表兄文运昌信中所说的“人人平等”，实际上是指思想感情经过变化了的政府官员与普通老百姓之间的平等。天地不仁，人何不情？经过思想情感激荡变化的毛泽东，深知情感教育的重要性。毛泽东变了，其他人也要变，尤其是执政的共产党人更要变。若要夺取全国胜利，建设真正意义上的人民政权，必须要保持一个永远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保持血肉联系的干部队伍，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队伍。
专门做群众工作的叶尚志深有感触：
我们在洛川，经常跟群众在一起联欢，我们开联欢会一定要请群众参加。我们每一个连队有委员会、膳食委员会、文化娱乐委员会、群众工作委员会和宣传委员会。我当过宣传委员会的主任，专门做群众工作，跟（向）群众要求有问题要反映上来，丝毫不违反群众利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检查，我们借他们（群众）的门板要马上还，要把它安好，临走的时候要把水挑满，挑满他们（群众）的缸。
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必须建立在充分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这也是毛泽东一直推崇的一种工作方法。
1941年7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指出在中央设立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任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8月，中共中央发布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同日，党中央颁布《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从中央到地方普遍设置调查研究机关，调查研究之风在党内沛然兴起。
1941年9月至11月，西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带着西北局宣传部干事秦川、柯华等人到陕西宜川县的固临镇遍访贫农、中农、富农、村干部、小学教员、老秀才、“二流子”等。李卓然带领调查组搞了近10万字的调查实录和初步分析，实事求是地反映了边区的情况。
李卓然（1899—1989），湖南湘乡人，原中共中央顾委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宣部副部长。早年曾参加五四时期学生运动，1920年与周恩来等人赴法国勤工俭学，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苏联学习。1930年回国后，被派往中央苏区工作，参加了第2—5次反"围剿”斗争，并在长征途中参加了遵义会议。1935年9月任红四方面军前敌政治部副主任。1936年11月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委员。在延安，李卓然曾任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陕甘宁边区党委宣传部部长、西北局宣传部部长等职，并创办了大众读物社和西北局机关报《边区群众报》，为边区党的思想政治、文化、宣传等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新中国建立后，一直担任政治宣传工作。
1941年，《固临调查》报告显示：固临地区1937年到1941年，脱产人员从14000人上升到73000人，征公粮从14000石到200000石，群众人均负担从1升到了115斗之多。
《固临调查》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为以后的大生产运动埋下了伏笔。
这一时期，中央和陕甘宁边区的领导参与调查研究工作的还有：
1940年9月，朱德亲自去南泥湾察看，提出在南泥湾实行屯田政策，并提议由王震旅长率领359旅屯垦南泥湾；同年12月，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率领一支20多人的考察团，赴甘泉、鄜县进行调查研究；与此同时，高岗也率领一个农村考察团赴绥德、米脂进行调查，考查团的同志根据考察的材料写出《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一书；1942年1月，张闻天率领一个农村调查团，从延安出发到陕甘宁边区的神府、绥德、米脂，晋西北的兴县做了15个月的实地调查，查阅了大量文字材料，写出了调查报告《出发归来记》。
正如毛泽东在《关于农村调查》中的总结：中国革命也需要调查研究工作，首先就要了解中国是个什么东西（中国的过去、现在及将来）。可惜很多同志常是主观主义，自以为是，完全不重视调查研究工作……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得新的知识。
林伯渠（1886—1960），原名林祖涵，号伯渠，湖南临澧县人，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之一，与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并称为"中共五老”。早年加入同盟会，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南昌起义、长征等革命活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林伯渠先后担任中央政府财政部部长、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在艰苦的条件下，他带领边区军民，积极贯彻中央十大政策，建立"三三制”政权，实行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进行经济文化建设，为将边区建设成模范抗日根据地做出了突出贡献。
高岗（1905—1954），原名高崇德，陕西省横山县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领导人之一。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8月担任陕甘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政治委员，后又担任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政治委员、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是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之一。在陕甘宁边区，高岗因在工作中平易近人，善于与百姓沟通，获得较高威信。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2年11月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主席兼东北行政委员会主席。
张闻天（1900—1976），原名应皋，字闻天，江苏省南汇县（今属上海市）人。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参加长征并出席遵义会议，对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起到重要作用。遵义会议后，张闻天曾做过党的总负责人，但他喜好理论研究和宣传，认为自己不适合领袖职位。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后，张闻天主动让贤，将工作逐步交给毛泽东，之后主要从事党的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长期兼任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西北工作委员会主任、《解放》周刊主要负责人等职，1942年曾到陕北和晋西北农村进行一年多的农村调查。
调查研究，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国情结合的桥梁，也是中国共产党走群众路线的必要前提。
六大召开17年之后，历经周折，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在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举行。这些来自各个根据地的七大代表历经艰难险阻，有人甚至要费时一年，辗转万里，才能来到延安。毛主席称之为“小长征”。
七大代表奔赴延安
七大代表奔赴延安，历经艰辛。据《中共七大纪实》记载，一位叫王维的中共七大广东代表，为躲避日军“扫荡”、突破日军封锁，从广东梅县出发，花费一年零一个月才到达延安。距离陕北根据地较近的晋察冀代表，为躲开与敌人的遭遇，只能选择走山路和小路，行路异常困难。尽管路途艰难，在中央红军的保护下，七大代表们最终陆续到达延安。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毛泽东指出，为了加强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全党要发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与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七大强调，“在一切工作中要采取群众路线”，“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都有可能克服”。这是全党形成的共识，“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写进了七大党章。
经过七大的洗礼，群众路线更加深入人心。中共七大代表王枫认为，七大是她人生的一个里程碑：
王枫，女，1922年出生，河北新河县人。1939年底被选为七大代表，是七大年纪最小的代表。1940年下半年开始赶赴延安，路上突破敌人封锁，在1941年2月到达延安。到达延安后，因七大会议延期，进入马列学院学习。1942年初，进入中共中央党校一部学习，参加了整风运动。1945年4月至6月，作为山东代表团成员出席中共七大。
七大是我能够参加革命这么长时间，进一步坚决斗争的基础。毛主席提倡实事求是，我们就理解了，群众路线必须依靠群众，发动群众，领导群众，解放全中国。
绥德文工团成员闫晓明坚定信仰，“共产党是为人民的”。正如359旅大光纺织厂员工常春如的感叹，“永远跟着共产党走，不苦，值得。”跟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走，是快乐的，充实的，也是充满希望的。
不过，走群众路线、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是唯群众是从，更不是“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如果过于盲目，缺乏客观的判断与理性的决策，很容易滑进“左倾”的错误轨道。
1947年冬，陕甘宁边区开展土改运动，要求“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并“没收地主牲畜、农具、房屋及其他财产”。
主持西北局工作的习仲勋，在当年11月1日举行的义合会议上，就发现了一些不正常的情绪，会议过分强调“削削削，削尽土豪劣绅；杀杀杀，杀尽贪官污吏”。
习仲勋（1913—2002），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1934年11月上旬，21岁的习仲勋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被边区群众亲切称为"娃娃主席”。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原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受命，率一批干部离开延安，奔赴东北，开辟东北解放区。在遴选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这一年，习仲勋32岁，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义合会议
为了传达贯彻全国土地会议精神，部署边区土地改革和整党工作，西北局决定召开一次边区干部会议。1947年11月1日，会议在绥德县义合镇薛家渠对面的阳湾空地正式召开，史称义合会议。
习仲勋在后来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土地改革中一些“左”的做法正在蔓延：
一些较富裕的农民被当作土改对象，已经是农民的旧地主、富农被批斗；有些店铺被查封；有些贫农会规定，谁斗地主不积极，就用乱石将其打死；群众斗争会上出现专门捆、打、吊、拷的打手……
习仲勋忧心忡忡，在调查报告中写道：
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倾向，凡是动起来的地区，多去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都是少数群众（不是真正的基本群众）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16]
随后，习仲勋先后于1948年1月4日、1月8日、1月19日以及2月8日致函中共中央，指出土改中发生“左倾”错误，发生少数人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产、乱扫地出门的极端混乱现象。习仲勋还向中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由于陕甘宁边区中农占有土地多，如果平分，必然会动摇农民对土地所有权的信心，挫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故不宜平分土地；老解放区不能搞贫农团领导一切，因为贫农团内有由于地坏、地远、人口多而致贫的，有因灾祸生活下降的，也有不务正业（吃喝嫖赌）而变坏变穷的。这种贫农团一组织起来，就必然向中农身上打主意，“左”的偏向也就由此而来；要把发扬民主与土改生产相结合，反对干部强迫命令作风；解决中农负担过重的问题。[17]
习仲勋的报告及意见得到中共中央的重视和采纳。1月20日，毛泽东决定将习仲勋的电报转发全国各解放区，并在转发电报上特别批示：
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要动。[18]
在中共中央及习仲勋的正确领导下，边区各地蔓延的“左”倾偏向被纠正，一场土地改革的群众运动走向正确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