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三：《从文口述——晚年的沈从文》
——代序
自一九八〇年认识沈从文先生，至一九八八年他辞世的八年间，每次进京，大都会联同王和王亚蓉女士，到沈家拜候老人家和沈夫人。不管有事无事，谈正事还是闲聊，总耽搁上好几个小时。八十年代初中期，专职于编辑出版事务，赴京次数较频繁，每回逗留时间又长，亲炙的机会自然多。我很怀念这一段日子，也视之为一生很宝贵的际遇。倏忽间，沈老去世也十五年了，但八〇年初次晋谒沈老的情景，仍然记忆鲜明；当时蹦跳入脑海的“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的形象，也不因时间、人事的迁变而磨灭。
沈老晚年的二十年，在工作上最亲近的自是他的两位助手王先生和王亚蓉女士。沈老生前死后，我与他们两位一直是很亲近的朋友。从他们日常谈话中，我获悉更多沈老的事情，增长我对沈老的认识。或者是出版人的习性，我总劝他们写下来。他们两位都是很低调的人，也基于对沈老的尊崇，而有过多的顾虑，尽量不愿因文字而惹起不必要的是非。我认为名人首先是属于他自己的，其次是属于历史的，但在容易生是非的社会，心性善良的人有这种顾虑，可以理解。
王先生因病过早去世，是中国考古学界的一大损失。他厚积未发的方方面面的学问，随身而逝，令人惋惜。作为沈老晚年最亲近、最信赖的学术助手，追随沈老三十年，如果王先生能写下长年在生活中的亲炙以及在学问上的请益琢磨，不用说，将会是了解和研究沈老晚年的重要文献。我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深信其历史价值，更感到这种损失无可补偿。于是转而“压迫”王女士。每次上京见面，苦口婆心，敦劝她整理与沈老在出差时的谈话录音，以及她对沈老的回忆，结集出版。为此甚至“责”以为历史负责的大义。近年，王亚蓉女士屡为疾病所缠，甚至有过生命危险，终了悟及时行事的重要、为历史留下记录的迫切程度。今年是沈从文先生百年华诞，为怀念沈从文先生，终于编写出版这本书。简单说明其中缘起，以为序。
原载《从文口述——晚年的沈从文》，香港商务印书馆二〇〇二年
道不远人
——我认识的启功先生
启功（元白）先生逝世已一年了，一直怀念着他，他的音容依旧鲜活地留在我的脑海中。启先生在一般人看来，说不上有什么大功业，他之所以被社会广泛认识是他的雅俗共赏的书法。于我，自认识亲炙他不久，内心早认定他的道德文章可为后世范。
一、我与启功先生的结缘
我在一九八二年认识启功先生，到二〇〇五年他归道山，逾二十年。承他老人家不弃，作为晚辈，二十多年间，来往不断，交往算是亲近的。启先生逝世一年来，我竟未撰只字纪念和怀念他，实有负启先生生前的关爱，内心一直自责与不安。因读书会邀请演讲，我遂以启先生为题。这回演讲以启先生为题，多少有赎衍的私心在，也是内心的驱使。我向来写怀人文章，不全在只记述私人间的交谊，重视的是就所见所闻所感能将其人的道德文章可传的，发为文字，启牖来者，以期有益于社会人心。世道滔滔，人心惟微，人类社会的发展，虽起伏动荡而始终不堕，文明的推进虽踟蹰曲折而始终向前，其中实有赖不同时域、不同时代亘古不灭的人性光辉和文化灵光，流播不断、照耀不熄的结果。就我认识的启先生，在当世，其行谊实有可述可传者。
我与启老的结缘，先是师友缘，再是书缘，之后成忘年交了。一九八二年启老第一次来香港，我应业师牟润孙教授之召，陪他到酒店拜候启先生。我专业虽是文史，其时我于启功之名，只略有所闻，无甚认识。其原因，一方面，我读的是历史，对启先生擅胜的文物艺术和语言文字学，少所关涉，连带对相关的学者和专家认识也不多不深；另一方面，由于启先生中年坎坷，因反右而列入别册，久不闻于世也有关。牟师与启老同是近代史学大师陈援庵（垣）先生的弟子，是同门师兄弟，情谊非浅。在《平生风义兼师友——怀龙坡翁》一文中，启先生曾说：“我在二十一二岁‘初出茅庐'时，第一位认识的朋友是牟润孙先生。”（《启功丛稿﹝艺论卷﹞》，页一七三，中华书局二〇〇四年。）在另一篇《读〈静农书艺集〉》一文，他更深情地追忆说：“回忆我二十一周岁‘初出茅庐'，还是一个幼稚的青年时，到辅仁大学附中教初中一的‘国文'，第一个认识的，是牟润孙先生，第二个认识的，即是台静农先生。对我来说，他们可真算‘平生风义兼师友'。”﹝《启功丛书》，页三六四，（题跋类）。﹞那次随牟师会晤启老，也是我头一次认识启老。他正在酒店房间的灯桌上画画酬世。我清楚地记得，他们师兄弟寒暄过后，牟师即说：“元白，您在写画，也写一张给万雄吧？”启老听了二话不说，就放下先前写的画，问我要画什么？我当时感觉突然也很茫然，不知所措，腼腆得很，不懂得回话。启老也不再问，挥笔给我画了一丛朱竹。启先生这张画是我受书画家馈赠的第一张画，二十多年来一直挂在家中，未置换过。自此而后，承牟师嘱咐，每回到北京，定要代他拜候启先生。为弟子者，为老师服其劳，在我们这一代，尚视之为理所当然。最初几年每到北京拜会启老，成了我应尽的责任。启功先生也会随时接见，自是他与牟师的交情的关系。
与启老认识后，我服务的香港商务印书馆在一九八五年出版了他的《论书绝句》，一九九一年出版了他的《汉语现象论丛》，这两本书日后在内地有出版，初版是在香港。后一本书的出版是我向他约稿的。我拜读他的一些讨论汉语语法的文章，再在座谈间聆听到他对汉语特性的一些看法，虽然在汉语这门学问我少所认识，凭着出版人的职业敏感，觉得他对汉语语法，研究方法能另出蹊径，别有见解，与主流研究者看法迥异，很有出版传播讨论的价值。对此种出版的书缘，启老屡屡道及，虽然是小事一桩，可见他的秉性与为人。多年后，在《启功丛稿·论文稿》前言也说“历年教书，俱属古典文学。教古文之第一步，实为译古语为今语，于是有探索诗文古今语法之作……其后探索渐多，陈万雄先生嘱辑有关汉语之论文，经香港商务印书馆为刊《汉语现象论丛》”。
其实我最为得意的，是劝请启老撰写了《说八股》一篇文章。八股文功过好坏，到底是影响中国文化和社会好几百年的文体，影响历史不浅。自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以来，“八股文”一直成为文化思想界以至社会大众，攻讦旧文化之焦点，口诛笔伐不遗余力，甚于洪水猛兽了。几十年来“八股文”一词，虽日腾于人口，然对其来龙去脉，能了解者几稀矣。于是经多次劝说，终得启老出手，撰文论述，究其原委，探其结构，评骘其得失，不致日后湮没无闻。稍后的一九九四年由北京中华书局结合启老、张中行先生和金克木先生诸文，汇编成《说八股》一书，这是后话。我劝说启老撰写该文的用意，因此书的出版而更完备了。《汉语现象论丛》出版后，启先生对该书腰封上书内容介绍的一句说他善作八股文，一句话，特别写信给我，说“初版时编者有一条介绍本书之按语，印在封皮包页封底折迭部分（专名称恕叫不出来），有一句话说作者是作八股文的高手，稍觉失实。功生于民国元年，距废八股时已数年，何能承过誉？是以再版时亦希望有所修改。附修改之措词……”，这是该书出版的一个可资助谈的掌故。这是启老与我在出版上的书缘。
从一九八二年认识启先生后，每次到北京，只要时间许可，或启先生在京，我总会到北师大红四楼拜访启先生，每回总谈两三个小时。除谈书艺学术外，启老与我闲聊的话题很广泛，或者以我不懂艺术和语言文字之故。启先生虽然是一位艺术家、学者和教育家，闲谈中，我总觉得他很关心社会人心、政情状况、文化动向及以至海外国际动态，谈及这些话题，他很健谈，也很动情，说到激动处，声容并茂，从中得见他心内蕴藏强烈的忧国忧民、关心社会人心的情怀。晚年，找启先生的人，可说是络绎不绝，门槛为之断，他遂有想尽办法躲避的各种逸事。晚年的他苦恼不过的是各种世情酬酢的缠绕，难得清静。一次我到他府上拜访，刚坐下，老人家就主动说起我在工作上刚处理了一件棘手的事，并连声说：“只能如此处理！只能如此处理！”真让我感动得要掉眼泪。一位远在北京的老人家，对一个晚辈远在香港的工作，竟然关注到，已令人感动。加上处理此事期间，我尝尽委屈，一直郁闷心中，今得老人家的言语上的宽慰，感动之外，郁结亦为之一消。
二、我想起启老的一些事情
关于启老的行谊风范，认识他的人都有切身的体会和不同的感动。近年出版的几本关于他的著作，对此也多所论述。这里我就当下记忆所及的几件事说说，作些补遗，也以见该等记述并非溢美。
香港商务为启老出版的第一本书《论书绝句》，当新书样书放在我办公桌上时，往封面一瞧，我心立刻跳将出来。原因是《论书绝句》是一本讨论中国书法的著作，作者又是著名书法家，他文雅的字体最宜作书名题签。人家出书的，千方百计，都希望能得到他的书法题签，何况启老已应我的要求送来该书名的题签。但放在我面前的《论书绝句》，封面用的竟是印刷体，舍启老题签而不用，看了如何不令我吃惊，觉得无法向他交代。事情至此，只好写信向他老人家道歉，请求宽谅。其时认识启老日子不长，交往也不算深，如何措辞道歉确不容易。何况，启老又是文字大家，信写来不敢掉以轻心，用词遣句，反复推敲雕琢，费尽心思，希望得到他的谅解同时，文字能在老人家面前过关。这封信足足用了一个星期才写好寄上北京。信虽寄上，心内忐忑不安，怕启先生怪责。不几日我在办公接听到启老的电话，说收到我寄给他的信，先说感谢为他出了书。另外说收到我的信，怕我内心不安，所以打电话给我。在电话里他是这样说的：“请不必介意，人家给你出书，是看得起你，出版要花钱花精神的，不能有过多过分的要求。”电话中他一再希望我不必不安，不必介意。听了电话我真的很感动。当时，在内地打长途电话很不方便也不便宜，老人家怕我不安而打来长途电话。他的一番话尤其感人。当时我当编辑出版虽然没有多少年，已深有体会。作者不好服侍，尤其书出后，动辄怪责。身为长者和有名望如启先生，对新书的封面肯定不会满意，却为人如斯设想，毫无怪责之意。我听了如释重负。
启老为人的谦虚厚道，只要对他有点认识或有过接触，很容易感受到。我与他接触二十多年，他的谦逊，不管是身受还是闻见的例子都不少。一回，我在他家中与他正闲聊，两位长者陪同一个地方省份的出版社编辑到来拜访启老。其中一位是著名的民俗学研究先驱者钟敬文先生。这是我头一回认识钟先生，钟先生时年近九十，身体健旺，精神矍铄。钟先生与启老交情深往来密，他们之间留下的诗文唱酬可见。还有一位年过七十的杨教授。我看来了一大帮客人，我与他谈了也有两个小时，遂要向启老告辞。平日启老见我忙，我说告辞他会亲自送我出大门，到楼下，一再鞠躬道别。启老一向待客如此，虽小辈如我亦如此，二十年每次也如此。这回启老示意不必急着走，再坐坐。老人家吩咐，我只好留下。钟先生与杨教授所以陪同出版社编辑拜访启先生，原来出版社正策划出版一套现代名家传记，属意启先生是其中之一。客人说明来意，钟、杨两位老人家也为之说项。启老听明来意，一直婉拒。我清晰记得，启老说过的一些话。如他说：“我一生很平淡，没有什么成就和建树。外面关于我的传记文章，都是人家写的，我从没有提供过数据和意见，真假虚实管不了。”他再认真地说：“外面署我名的书法作品，大多是假的，如果写得好的多是人家的作品，写得不好的才是我的作品。人家年轻力壮，自己血气已衰，力不从心，自然不如人家写得好。”启老一味说这些话，宏旨是不愿意列入传记丛书中。谈下来气氛有些尴尬。杨姓教授出面劝说启先生接受，启老还是坚持不同意。话中杨教授吐出一句话，如何措辞我记不清楚了，意思说何必过分谦虚，过分了反会给人觉得虚伪。这话一出，只见启老立刻收起一直和蔼微笑的态度，脸色一沉，我从来未见过启老脸色如斯难看过。接着他提高语调，背诵了一段古文。我当时真听不明白他吟的一段什么的古文。两位教授听了也沉默不语。我见气氛不佳，先行告辞，事后如何，我也不晓得了。约三四个月后，我再到北京探访启老，特意问起上次出版社见面的情形，并询他那时背诵的一段古文是什么？他告诉我，原来他随口背诵的是《礼记》中的一段话，回港我查阅过并记下存放着，写此文时却遍查不获。原文意思说，天高地宽，人世源远流长，一个人其实是藐小的，所以要懂得谦逊谨慎。自听过这次对话后，一方面惊叹启老记忆力之强，能背诵书之多。更重要的，使我真正明白他一生为人的谦逊和诚恳，背后有着强烈的文化理念和价值，并非一味的老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