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回忆的文字中，沈先生屡屡强调他转行前，对历史和文物不认识，没有根柢。这半是事实半是谦辞。从专家的标准，当时的沈先生还不足以当之。不过，在全面转入历史文物研究之前，沈先生对文物艺术已具浓厚的兴趣，且有相当的造诣。青少年时期，他“已从那些本地乡绅学会了刻图章，写草书”。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三年间，沈从文在保靖任“湘西王”陈渠珍的书记，接触到大量中国古代文献古籍、明清绘画及铜器，为他的文物历史知识打下良好的基础。知识基础固然重要，善用心思，上手总比人事半功倍。最重要的，这段接触文物艺术的因缘，让惯于逃学、生命浪荡无所依托的他，心灵突然开窍，文化的灵光闪耀。在回忆他在湘西任书记时，他就强调了“这份生活实在是我一个转机，使我对全个历史各时代各方面的光辉，得到一个从容机会去认识，去接近。……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沈先生出生的湘西凤凰，虽地处边鄙，却具相当人文环境，对润育日后的沈从文是有帮助的。距沈先生在湘西生活时已八十年的今天，凤凰依旧残留的文化遗存，尚可让我们感受了和想象到当年文风仿佛。至今居民住宅上的新年对联，一点不像中国其他地方的俗气，而是风雅可人。再加上苗、土家诸民族色彩斑斓的衣饰等生活工艺，也是沈先生艺术兴味自然而然的源头。在几十年后写给他大哥的书信中，他甚至说：“你想多奇怪，我忽然会搞丝绸！其实很多名目还是从小在家跟母亲记下的，现在却有用。”
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九年间沈先生转行前，已写过一些谈书法、木刻、美术、演剧以至文物保护的文章。他的《读展子虔〈游春图〉》就写于该时期。
解放前住在北京，课余他最喜欢流连琉璃厂。这种兴趣用他的话说，“恰好住的地方是北京前门外一条小街上，向右走就是文化的中心，有好几百个古董店，现在看来，可以说是三千年间一个文化博物馆……可说是近三十年我转进历史博物馆研究文物的基础。”（《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沈先生就曾生动地向我讲述过琉璃厂古董买卖的习惯和趣事，讲起来仍是很动情和兴趣盎然。也就是那回聊天中，启发我向沈老建议，请他写《北京六十年》，而且与他多次探讨过如何落实这项建议。可惜终未成事。直到现在，我相信如真能写成，毫无疑问，是他的另一传世之作。
对于历史和考古，沈先生非科班出身，属半途出家。早年学术界确有意无意地忽略，但是他的文物历史的研究成绩彰彰在目，成就斐然。还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观念、方法、课题都能发人之未发，不拘绳墨，另出机杼，别具创见。
早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沈先生已大力鼓吹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汲汲于推动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革命。他认为“用文物知识和文献相印证，对新史学和文化各部门深入一层认识，才会有新发现”。强调中国现存的“五百万卷书若没有人善于用它和地下挖出来的，或始终在地面保存的百十万种不同的东西结合起来，真的历史科学是建立不起来的”！这真有卓见。长期以来海内外充分认识到并身体力行的结合文物文献从事研究的学者并不多。九十年代后，学术趋向丕变，尤其近十年，中国历代流传有绪和几十年出土的大量文物，到近年才真正调动起来，结合文献作研究；逐渐催生了中国历史文化研究新观念、新方法和新课题的出现，启动了一场新史学和新文化史研究的来临。沈先生能在史学革命之前的五十年主张、倡导，确有过人的眼光和识见。
在西方研究侧重专精的风气下，非正宗出身的沈从文却反其道而行。他注意历史诸事因“不断发展变更，不同事物互相间又有联系”的研究方法，强调要“注意全面性和整体性”。他宣示他自己不受洋框框考古学影响，不受本国玩古董字画旧影响，而完全用一种新方法、新态度，来进行文物研究，这在国内同行中实在还不多。他指出：
用实物结合文献来作分析解释，情况就明白了。这种做学问弄问题的方法，过去只像是考古学的事情，与别的治文史的全不相干。考古学本身一孤立，联系文献不全面，就常有顾此失彼处，发展也异常缓慢。对于一个文学教授，甚至一个史学教授，照近五十年的过去习惯，就并不觉得必须注意文字以外从地下挖出来的，或纸上、绢上、壁上，画的、刻的、印的，以及在目下还有人手中使用着的东东西西，尽管讨论研究的结合就是那些东东西西。最常见是弄古文学的，不习惯深入史学部和古器物学范围，治中古史学的，不习惯从诗文和美术方面重要材料也用点心。讲美术史的，且有人除永远对“字画同源”发生浓厚兴味，津津于书画中的笔墨而外，其余都少注意。——除书画外，别的真正出于万千劳动人民集体创作的工艺美术伟大成就，不是不知如何提起，就是浮光掠影地一笔带过。
沈先生对中国文化艺术有如斯看法，不是基于外在客观研究所得的认识，而是出于一种内在的主体的体验，是他对于人的生命价值和对人文化成的人类文明庄严体悟的自然而然的领悟。对于沈从文，早年于文学创作、后期之于文物历史研究，都完全是将个人生命与民族国家命运以至人类远景紧贴在一起的。亦由于他自少亲近大自然，混迹于社会的底层，切身感悟到劳动者的创造艰难和可贵，加上因民族文化和民众文化在西风欧雨冲击下的凋敝，一种强烈的要求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再造、争取低层社会原始自然生命的升华、要恢复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渴望，就成了沈从文终身不渝的使命所在。
只有从这里我们才可以理解沈从文，也可以理解沈从文的生命何以前后有文学世界的沈从文和文物世界的沈从文，更可以理解所谓文学世界的沈从文与文物世界的沈从文，其实非两个不同的世界，而是一个世界。也只有结合文学世界的沈从文和文物历史世界的沈从文，才可以完整和充分地理解作为完整生命的沈从文。
原载香港《明报月刊》二〇〇五年五月
附一：悼从文先生
沈从文先生逝世的消息传来，觉得突然，感到意外。
八十多岁的高龄，且带病在身，逝世本不会突然和意外的。不过就在两个月前，乘公干赴京之便，到沈先生府上拜候。我们同事三人，陪同的是沈老的入室弟子、现在代他主持“中国服饰史研究室”的王先生。其时所见，老人家精神尚佳，头脑清晰，记忆力仍强，只是双手和说话有点障碍。
谈话内容不全省记，但是相当广泛，是谈天性质。谈及到有位文学评论家批评他的某作品中，写湘西过年，竟有月亮正圆的描写之误。他说，年初一在湘西是小年，大年是十五，所以会月亮正圆。说毕，开怀地笑了，还是一贯的烂漫，由这里而说到湘西的一些风情，刚好王先生在那里走了一转回来。老人家一听，兴致更高，说得更多，眼睛也荡漾着异样的光彩。
沈夫人也在座，老人家并称赞夫人费心打理的盆栽。我插话说，下次来京，带上一棵铁树让夫人栽养，相信会适合北方生长。可惜，即使履行承诺，沈先生也不得见了，人生之常拂人心意如此，奈何。
我们一同坐谈了近两小时，不见老人家有倦容，比之近年所见的几次，更见身体健康。内心正庆幸老人家可多享些天年，更期望他有重新执笔的一日，今遽尔归道山，难免感觉突然和意外了。沈老是一个很念旧很长情的人。我们的来往就是从公交而到私谊的。自香港商务印书馆于一九八〇年出版了他的十年心力之作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商务同人之对沈老，沈老之对商务和同人，都有一份超出一般出版社与作者关系的情谊，这也是我个人从事出版工作最感到安慰的一种收获。每次到北京，只要沈老身体可以，我们必登门晋谒；沈老知我们来了总不嫌骚扰，邀我们坐坐谈谈。这样的交往，算来也有八九年了。一九八六年是沈老从事创作活动六十周年，他将他的文物艺术文字结集《龙凤艺术》交商务出版以作志庆，也是出于这种情谊。
我珍惜每次与沈老的见面，也享受每回与他的谈天。丰富的知识，过人的阅历，娓娓动人说故事的本领，真诚热情的态度让人如沐春风。大家之间不拘束无隔阂，也没有客套话，一片坦然。到此境地，不能不珍惜，不享受了。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留下的是永远的怀念。
原载《新晚报》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五日
附二：《从文自传》
——自然之子
阅读兴趣会随年龄的增长和生活环境的不同而改变。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我也不例外。不过，直到现在，我仍喜欢阅读自传，这是从小的爱好。碰上了好的自传，会一读再读。《从文自传》就是我喜欢的作品。
一般来说，撰写自传的人，总得有一番异乎寻常人的功业，至少也有过人的经历。因这种性质，自传分外具有传奇的意味，使人愿意阅读。如果自传的作者够得上是个人物，他的言行，更容易启迪读者对人生的向往，激励志气，提挈精神。平庸如我，最少能产生“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激动，减少几分心志的堕落。自传很有这种潜移默化的效用。
《从文自传》的作者沈从文先生是中国当代最负盛名作家之一，现在快九十岁了，尚健在。近两年一直盛传他会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虽然只闻楼梯响，未成事实，然而，可以断言，诺贝尔文学奖已不成衡量他的文学成就的标准了。沈从文先生由一个出生于边城、小学尚未毕业的顽劣野孩，进而当大兵、掌文书、做作家、任教授、成学者，这样的人生经历就不平常了。这本自传就是描写他二十岁离开农村到北京前的生命历程。
《从文自传》一如中外自传的名作，除文字优美，有叙事娓娓道来的本事外，最关键的是写得真切，如实地记载了二十年的个人成长史，坦率地表露了自己的思想和感情，无所虚饰或掩抑。阅读时，犹如老朋友久别重逢，促膝长谈，有不知夜之将尽的兴致。宋朝王安石曾慨叹“丹青难写是精神”，从文先生的自传写出了精神。仔细读过了《从文自传》，对从文先生钟情于大自然的流动生活、善观察喜思索的性格、虽如何困顿不失美的向往的气质，体会深刻。这种灵性是使作者二十岁后能从原始混沌的生命中脱胎，而迸发出人生光辉智慧的主要动力——也是使他彻头彻尾成为一个文学家的因素。五十年后，我曾因机缘而亲炙过从文先生，他给我的印象，虽经多少风雨，跟自传没两样，仍存一颗赤子之心。相比之下，在现实社会中，不断歪曲了性情、消堕了志气的我们，感到的只是惭愧。
《从文自传》也具备了优秀自传作品的另一个特色——是个人自传，也是时代的史诗。作者貌似漫不经心的笔触、轻描淡写的文字，其实是刻意的经营，把一幅清末民初中国边陲地方的社会史图像，跃现纸上，令人难以忘怀。它的有血有肉，它的深挚入微，有过于一些历史著作。只有能透过个人的经历，折射出时代的实况，这种自传作品格局才大，内容才深刻。也只有读了像《从文自传》的作品，能开阔我们的阅读视界；才明白与现今社会流行私生活的自我暴露、无病呻吟的呓语般的“才子闺秀”式自传，何啻天壤之别。
《从文自传》的背景是大半个世纪以前中国边鄙的农村，对生于大都市长于大都市的年轻人，或会感到陌生和隔膜。在我看来，这种陌生和隔膜不仅不成为读《从文自传》的障碍，反而引起我们更大的阅读兴趣。一个人，尤其都市人，能切身体验的天地很是有限的。要超脱这种局限可以通过阅读。一本好自传是一个人生命的历程的再现，一种生活环境的体会。《从文自传》传达的就是一个赤子眼中的自然天地。自然现象和自然的生命，原是人类生命的一部分，现代都市人因疏离而陌生，甚至有莫名其妙的恐惧和鄙视。平日，我们家里种上盆栽，假日合家到郊外走走，就是一种意思，要认识自然，亲近自然。
《从文自传》中天广地阔的自然、朴实无华的原始生命，很有可亲近和值得欣赏的地方。在“怀化镇”一章中，从文先生说：“这一份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从那里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我看了些平常人不看过的蠢事，听了些平常人不听过的喊声，且嗅了些平常人不嗅过的气味，使我对于城市中人在狭窄庸懦的生活里产生的做人善恶观念，不能引起多少兴味，一到城市中来生活，弄得忧郁孤僻不像个正常‘人'的感情了。”
从文先生这段话，或能惊醒了我们自以为是的都市心态。
原载香港教育署中国语文教学研究中心编：
《向中学生介绍好书》，一九九八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