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陈从老论交十五年，首先是书缘。我翻查陈从老给我的信，以涉及图书出版事情最多，书架中留下陈从老签名赠书也多。自认识陈从老直至他的去世，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过陈从老的著作有《中国园林》、《书边人语》和《梓室余墨》几种。其中最值得一谈的是《梓室余墨》的出版。此书出版于一九九七年，是香港商务作为一百周年馆庆的代表性出版物。陈从老因要保存上海藏书楼，与某领导在某次会议上发生争执，至拍案而起以致再次中风。晚年的最后几年，长期卧床，衰颓不堪，每次见之，只能以表情手势略表关怀而已。与往日他在梓室不断替换抽烟呷茶，侃侃而谈的情景不再，总会心中郁郁，怃然而离开。大概在《梓室余墨》出版两年前，我和与陈从老相交几十年的原上海书店副经理郭小丹先生到梓室晋谒，座间陈从老示意亲人拿出四卷本的六七十年代陆续写成的笔记手稿，嘱我想办法出版。论书稿价值和陈从老的最后出版遗愿，是义不容辞的了。但这书的出版是不容易的，耗出版经费不少不用说。稿本是笔记，内容广泛，涉及不少专业知识。手稿全用墨笔写成，虽原稿大致已类分，纲目清楚，在编辑工作上，有不少字不容易辨认，且卷帙不少，编辑整理极具时日。陈从老此期间已不能自己动手整理，所以此书的出版，连一篇作者出版序言也没有。幸好郭老在上海代找人誊抄，终能出版。此书编辑出版虽云困难，一方面考虑陈从老身体日渐衰老，百年有时；另希望赶及庆祝商务一百周年馆庆，以作文化纪念，所以加工赶制。但在第三校稿完成之后，突闻陈从老入院，情况不好。为不使老人遗憾，我携新校第三稿订装成书样，专程飞到上海，到病院让陈从老过目，老人家对书稿抚摩再三。幸好吉人天相，渡过该次病危。一九九七年新书一出版，我立刻携了样书赶赴上海，与郭小丹先生到同济新村梓室拜候陈从老。在室内我们坐定一段时间，才由陈从老女儿推着坐在轮车上的陈从老自房内出来。时陈从老显得很虚弱，已不能言语。我上前握着陈从老的手问候并奉上新出版的《梓室余墨》。他半捧半放地注目看着，忽然望着我，先用手指指额头，再滑下指指中胸。我初不大明白，他再重复一次这种动作，我才明白老人家的意思。大概，指指额头意思说知道书出版了；指指中胸，表示感谢。我当然说是应该的，但声音咽哑了，实在不忍见到老人家这种情状。我近三十年的编辑出版生涯，编辑出版过不少让我得意和动情的图书。《梓室余墨》是其中之一，该书是陈从老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一九七〇年被送安徽“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后因胃出血被送回上海时，失望中，在拥挤、昏暗的灯光下用蝇头小楷写出的四十余万字的笔记。对这本书稿的出版我们是竭尽力量的。可惜路秉杰先生却为文时说道，“那一部极宝贝的手稿，不知给哪家出版社骗了去”（路秉杰《前言》、《好人好事常怀忆》，见《陈从周纪念文集》，上海科技出版社二〇〇二年。），则未免失之公道而厚诬于人了。此手稿出版后，经郭小丹先生原璧亲自交回从老女公子，幸好郭老健在上海，可以为证。另外，上海著名学者唐振常先生曾为文道及此事，亦可以为证。他说：“至于陈从周先生，和香港商务印书馆有多年的关系，他们对陈老无限敬重，自陈老病后，他们的负责人每来上海，必登门问疾，出版《梓室余墨》是香港商务多年的心愿，香港商务负责人陈万雄兄，不止一次对我谈这件事，说是定要不惜代价把这部可能是陈老的绝响出版好，让陈老安心。书出，万雄来上海，亲自送书上门给陈老，陈老虽不能语，其高兴之情，来人也能感觉到。编辑和作者之间这种感情，出于对学术的热爱，因而可珍可贵。”（《编辑和作者——从两本书想到的》，见唐振常著《俗轻集》；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一九九八年）其实作为出版人，这是本分的事，唐先生的谬奖文字本不应大幅引用以自矜，由于路先生这段话，实在言重了，不能不借此澄清。否则笔者不能自解，亦有违陈从老嘱托之厚意了。《梓室余墨》的出版与赶及陈从老生前亲睹，使我感到无限的安慰，既为文化大革命苦难中，知识分子朝不保夕的情况下仍然义无反顾地保存中国文化留下记录，为中国文化留下一卓越的著作，也是我与从老十五年书缘和世缘的最后圆满。
书信赠书而外，陈从老留给我的是他的画作和墨宝，都是十多年不同时间馈赠我的，或是他准备好或是即兴馈赠的，所以都有上款和年月。我私人从不向画家书法家求书画，我一贯有一种想法，书画家的书画作品，是一种劳动成果，不能无酬，不能不劳而获。如果真喜欢，付出报酬是应该的，最多相熟是有折让。如果书画基于交情作礼物赠送，又当别论。我记得有一次去梓室拜候，由于知陈从老嗜烟，我习惯捎上香烟作见面礼。告辞时，陈从老突然将搁在桌上的已装裱好的一幅画要送给我。这样珍贵的礼物，我不敢收下，一再推却。陈从老突然说：“这些刚从画店装裱好送来，您就来了，这是缘分，缘分是不可推却的。”他又说：“如果您愿意，该画装裱费、车费用了二百元，我一个月薪金才好几百块，您付装裱费，画我送给您！”听了我只好感谢地接下。这幅画是陈从老馈赠书画中唯一没有上款的，我亦很珍惜，因为这里有一段因缘，也反映陈从老的人生哲学。关于从老对待自己书画，原上海美术馆副院长陈龙有一段说法，“书画对陈从周先生来说只是他繁忙的工作之余的遗兴，他藉书画抒发自己的感慨和抱负，‘丹青只把结缘看'是他的座右铭”。又说：“看陈从周先生的画真能体味到中国文人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精神世界。在当今中国画坛上，能在传统笔墨情趣上达到这样的高度的，已是凤毛麟角了。”（《陈从周画集序》）由我与陈从老接触中过程，他们的说法所言不虚。试举两例子说说。
陈从老书画师从张大千，早在四十年代已成名，著名艺术评论家王湜华先生说，“从周先生的画清新雅素，意境深邃，格调高雅、亲切宜人”，（《陈从周画集序》）被评论为是现代中国文人画的表表者。我与陈从老会面，多次向他提议在香港为他举办书画展。一次，我知道他与冯其庸先生有深交，再提议为他们举办同为学人的书画联展，他亦婉拒。我虽不明所以，但不宜再探问。直到有一次与他对话，才获知陈从老对书画“价值”的执著。一回我到上海，马路上见到商家为朱屺瞻先生办百岁书画展，到梓室见到陈从老，我知道他与朱屺瞻先生熟悉，且在文字上知道他对朱屺瞻先生相当尊重，所以我问陈从老是否已参观过朱先生百岁画展。他的回答颇出乎我的意料。他有点动气，说他不会去参观。他说书画是艺术，是用来结缘的，不是卖钱的，更不应该由商家主办，所以他不会参观的。听了这番话，我才明白何以陈从老不愿办书画展，也从来不见他卖书画。七八十年代，名家书画渐有价，比对一份几百块一个月的工资，能以书画换生活，是很正当的。以从老的书画造诣，他学术文学上的名气，绝对有书画市场的，何况据我观察，他的生活日用并不宽裕，但从不以书画为稻粱谋。陈从老这一辈，我认识的陈原先生、启功老，沈从文先生等等，平日生活要求很低，住的、吃的、穿的、行的，都远逊他们应有的或者可以争取得到的。他们的生活，经过抗战、内战、三年饥荒、文化大革命，都饱受贫苦折磨。开放后，生活条件日益改善，物质愈益丰富，但他们这一辈人，依然安贫乐道，淡薄物质生活的享受。从这里比对当前，不要说一般人，即使所谓学者艺术家，大多汲汲于物欲，追名逐利到让人侧目的地步，如何可比拟。无他，他们这一辈人，依然能自有生活、生命的价值，脚跟立得定，正如孔子所说“回也不改其乐”之谓也。
近年我才领悟到“道不远人”的道理，也明白“道不远人”看似寻常，而成为日常的行止的不容易。社会上现在议论的“社会文明”与“修养”，就是这种“道不远人”的日常行止与生活价值。
我与陈从老相交，年龄相距三十年，十五年来我固以长者视之，日常交接，我们更像忘年交，他从没有一点居高临下的感觉，即之温温，舒适极了。通信或馈赠著作和书画，他习惯以“宗兄”呼之，这既守传统的礼貌，也是他为人的谦抑。
一回，我说好一个时间到梓室拜候，由于交通障碍，我迟到了达两个小时。来到新村巷内，远远望见陈从老坐在他家小阳台，一见我连忙起身打招呼，状甚愉悦。回港不久，因同事要到上海拜候陈从老谈稿件事。我告知上回我碰到陈从老在阳台事，并希望转告陈从老，他近年衰病，不宜过于劳心，像上次见面时所见晒晒太阳对身体是最好的话。同事回来后却告诉我，那回我所见陈从老在小阳台，他不是在晒太阳，是在盼我到来，因我迟到，而在外足足等了我两个小时。听了感动之外，一阵心酸。老人衰病如此，尚孜孜以人为念，这种情义，我辈差远了。长者已逝，世缘亦尽，留下的是不绝如缕的怀念。无疑，他的道德文章为他钟爱的中华文化增添了光彩。
附一：陈从周与《绍兴石桥》
日前到广州，刚好有朋友自上海来，捎来了刚出版的陈从周教授的新著《绍兴石桥》。这书待望已久，一到手，急不及待，在回港直通车的三个多小时车程中，囫囵吞枣地通读了一遍。书中图文并茂，边读边看，化枯燥的旅程为愉快，真是赏心乐事。
初闻此书快将出版，是去年秋冬之际在上海。一个星期天，相约与陈老稔熟又是《绍兴石桥》的摄影师金宝元先生为伴，到上海四平路陈老的府上拜候。
来到陈老府上，才知道陈夫人正患重病住医院，陈老或许过于忧劳，也染上了重感冒。一看这情景，心中忐忑不安，本拟说过了正事立刻告辞。可是陈老盛意拳拳，热情款待，且谈兴不浅，相信是考虑到我远道而来，不令扫兴之故。这种待人接物的态度，也是老一辈学者宽厚的风范。
近两个小时的闲话中，说到徐志摩和陆小曼，也谈到了张大千。其中谈得最多的是中国和日本的园林建筑和《绍兴石桥》一书的快将出版。
期间，陈从周教授本应日本方面的邀请到彼邦讲学，由于陈夫人病重而取消了行程。日本陈老尚未到过，他在日本学术界的名声相当高，《扬州园林》等书也早翻译成日文，这次取消行程，谈话间，也不感觉他有什么遗憾。倒是我感到些惋惜。这种惋惜不是要陈老也趁趁出国热，是为了中国园林专家错过了一次实地考察日本传统园林建筑的机会。陈老是中国研究中国园林艺术最负盛名的学者，如果他能实地考察一下日本传统园林和对中日传统园林艺术作些比较，相信嘉惠学界匪浅。记得多年前曾与香港著名建筑师钟华楠先生闲谈中国传统建筑，他最耿耿于怀的是由于中国这方面出版物的缺乏而使西方建筑界总以日本建筑去代表东方传统建筑。关于中日传统园林建筑的异同问题，曾当面向陈老请益，他画龙点睛地说，中国传统园林建筑是“文人艺术”，而日本园林则属“禅意艺术”。他这一点示，使我恍然大悟，有胜读十年书之感。固然，陈老的取消行程，相信日本学界也会大感失望。
当话题转到新著《绍兴石桥》上，陈老显得有点兴奋，掩盖了一脸的疲累和忧感。这是他继《扬州园林》和《苏州园林》后的第三本图册形式的著作。书是十六开，由上海科技出版社出版。陈老的兴奋是可以理解的。虽达垂暮之年，他要总结并向世人介绍中国传统建筑艺术的心依旧炽热。这书就是他一项新的成果。对于我，出于传统建筑艺术的兴趣外，绍兴在我心中也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所以分外感兴趣。
说到撰写此书的缘起，陈老娓娓道来，好不动听，内容一如在该书序中所说：“记得十几岁回绍兴老家，一大早从钱塘江边西兴乘船。越山之秀，越山之清，我初次陶醉在这明静的柔波里。在隐约的层翠中，水声橹声，摇漾轻奏轻着，穿过桥影，一个两个，接连着沿途都是。有平桥、拱桥，还有绵延如带的织桥。这些玲珑巧妙，轻盈秋水的绍兴桥，他们衬托在转眼移形的各式各样的自然背景下，点缀得太妩媚明静了。……五十年后如梦如幻、如画如诗的回忆，亦是我垂老之年尚要编写这《绍兴石桥》的动力。”
他进而说，绍兴不仅是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更兼水乡、桥乡、醉乡和兰乡于一身。在水乡水巷中，如果没有这许多玉带、垂虹高挂凌悬，因隔成趣，形成了千变万化的空间组合，是不能负此嘉誉的。据陈老查勘所得，绍兴大小石桥共五千座，倍于西德的汉堡，更远过著名的意大利威尼斯。陈老和他的合著者潘洪萱先生从一九七九年开始，花了五年时间对绍兴石桥做了全面的调查，并精选四百座有典型性、代表性的石桥，加以研究和排成照片作介绍。
原载香港《书海》第十期，商务印书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