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陆荣廷在广西的势力被连根铲除后,李宗仁和沈鸿英两支部队对峙于广西境内。天有不测风云。此时,北方的政局发生了变化,冯玉祥攻占北京,电邀孙中山北上。孙决定于1924年11月起程。行前电约李宗仁和黄绍竑赴广州一行,同时明令将“定桂讨贼联军总指挥部”改组为“广西全省绥靖督办公署”。李为督办兼第一军军长;黄为会办、兼第二军军长;白崇禧任督办公署总参谋长。孙中山离粤后不久,便传来孙患肝癌的噩耗,本来就潜伏危机的广东政情,更是蒙上了一层阴影。原来孙中山手中没有可靠的军队,但因是缔造中华民国的元勋,威望所及,国人爱戴;在北方军阀的威胁下,南方军阀也依靠孙中山的威望,利用他的知名度来反对北洋政府,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纷纷聚集在孙中山的旗帜下。但他们骨子里反对孙中山的革命,根本不把孙中山放在眼里。所以当孙中山病笃之时,迟迟不接受广州政府副元帅之职的唐继尧,此时忽然通电就职,并决定亲率大军,分三路进发广州“视事”。
唐继尧可说是个封建怪物,他凭借手中的军队,在云南作威作福,还处处表现出一副至高无上的仪容。如在接见部属和外宾时,在司令部内还排出层层的仪仗队,旌旗招展,盔甲鲜明。唐本人则着戎装大礼服,踞坐在正厅正中高高矗起的黄缎椅上,威仪显赫,侍从如林。这等军阀人物,一旦进入充满革命气氛的广州,后果将难以设想。唐率三路大军入粤,必须假道广西,恰恰这条咽喉孔道在李宗仁的控制之下。不过要依靠李宗仁的力量对抗唐继尧,无异是以卵击石,这一点唐看得也很清楚,他料定李不敢作难。但为了能够使李宗仁就范,唐采取利诱的手法,派代表文俊逸前往南宁,与李宗仁接洽。按唐继尧的嘱咐,文向李表示,唐赴广州就任副元帅后,当和西南各省军要拟订北伐大计,并委李宗仁为军长之职。说着就从袋中将委任状拿了出来。文还表示:如同意,唐允送云南烟土400万两约值7万元,作为酬谢,一旦烟土运到,必须通电就职,以昭信守。李宗仁明白,这分明是让自己跟在唐的后面造孙中山的反,因此听了文的一番话后,感到唐用心险恶,绝不能让其得逞,他正色辞严地告诉文:“值此中山北上之际,唐总司令忽欲率大军赴粤,恐难免不招致物议;况两粤久苦兵燹,民困待苏。唐总司令既有意北伐,何不迳在昆明召开军事会议,然后分道北伐,何苦劳师远戍,前往广东?如此北伐未成,内哄已起,为国为民,均属下策,本人实不敢苟同。”文俊逸仗着唐继尧的势力,对西南其他省人讲话总是居高临下,如今见李辞色俱厉,特别是末了的那一句话,话中有话,有不惜一切与唐作难的含意,知道李是个不好惹的汉子,不敢多言,唯诺表示:“当遵督办之意,拍电唐继尧,俟有回音,再来谒见。”说毕即告辞。
李宗仁说话虽硬,但也知道此事关系重大,形势很快会严重起来,因此文某一走,李宗仁即飞电梧州黄绍竑,请其速赴南宁会商大计。不料第四天,唐继尧那位文代表又来要求见李宗仁,说已接到联帅复电。当着李宗仁的面,他大声朗读电文:“本帅大计已定,师行在途,未便中止,仰该代表即转饬李宗仁、黄绍竑知照”。电报行文,仿佛李宗仁已是唐继尧的囊中之物一般。狗仗人势,文代表此时也神气活现,读起电文来抑扬顿挫,与上次离开李宗仁处时那副可怜相相比,判若二人。他不容李宗仁思考,读后气扬声长地立即要李表态,并一面威胁他说,赶快拿主意,以免引起干戈,一面又以400万两烟土正在运桂途中,进行引诱,要李宗仁依从。
头可断,志不可辱,李宗仁再也忍受不了,决心摊牌,不再敷衍。因此当文还在言语得意之时,李宗仁猛地把桌子一拍,骂道:“唐继尧这东西,乘中山北上,企图趁火打劫,不仁不义到了极点。一个封建军阀,不自度德量力,不知悔过,居然想承继做大元帅,还想拖我们革命军人和他同流合污,实属无耻之尤。”语毕,李宗仁喝令副官把这文某拘押起来。李宗仁这突如其来的态度和凌厉的责骂,使文俊逸先是惊得目瞪口呆,后听到李的“发落”,又吓得面如土色,浑身战栗,竟跪到地上哀求说:“自古两国交兵,不斩来使,还请督办饶恕我罢。”对于文某的请求,李明确表示不加罪于他;但作为唐继尧的代表,今后在南宁不能有行动自由,因此只得看管起来。李宗仁这一果断行为,使南宁各界人士大为震惊。文某初来时,气派十足,如今忽为阶下囚,引来了街头巷尾的议论纷纷,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文某被扣的当天下午,广州胡汉民代元帅派代表求见李宗仁。代表名叫董福开,携有胡汉民的亲笔信。其实董来邕已有多日,只是文某也在,而且门庭若市,还以为李在压力下有接受唐继尧委任的可能,因此未敢暴露身份。是日晨突然见文某门前站有卫兵,知其被看管起来,不免喜出望外,立刻到督办来见李,对他的行动表示了真诚的赞许。原来胡汉民初欲派林森来桂向李游说,让其不要受唐的诱惑,然怕李兵力远不如唐,劝说等于给李为难,况且广州政府一时筹不到一枪一弹支持李,故林不愿担任此命,胡不得已才派了董来。文代表被拘押的翌日,黄绍竑从梧州赶到南宁,一见面便以势急难收的口吻对李宗仁说:“德公,你这次祸闯大了。”李遂将事情的本末详细地向黄作了介绍。黄表示:“事已至此,我们只有决定如何对付唐继尧吧。”
李宗仁此时似乎也感到事态发展的严重性,于当日晚和黄绍竑、白崇禧召集高级干部会议,认真讨论了当时形势和今后的军事部署问题。李宗仁认为,唐继尧要进攻广西,形势固然严重,而更严重的是广西境内的沈鸿英则有可能乘唐军攻打南宁之际,帮助唐进攻李。李宗仁决定利用唐军到达南宁之前的一段时间,全力讨沈,解除后顾之患,以便能全力抵抗唐军。事情正如李宗仁所估计的那样,当文某被拘一星期后,唐军还未正式宣布运行。沈鸿英忽然在桂林发出通电,以“建国桂军司令”的名义,“出巡视察各地民情”。醉翁之意不在酒。沈以出巡为借口,指挥大军南下,向李宗仁打来。沈自以为其军剽悍,可以在唐军入桂前消耗李军,使其疲惫不堪,最后与唐夹击,一气消灭李宗仁。由此沈雄心勃勃,此次采取倾巢而出的方针。岂知他这一着正中李宗仁下怀,李决定采用各个击破的战术,使沈“倾家荡产”。形势明朗化,黄绍竑、白崇禧立即返回梧州,并和江西李济深取得联系,计划分兵合击沈。南宁方面,李作了周密考虑,令伍廷扬率兵两营守城,如唐军一旦进迫,则撤出南宁,以避其锋,并设法拖住唐军,等大军击败沈军后,再合击唐军。部署既定,1925年1月,李宗仁率大部移住桂平。1月29日,黄绍竑、白崇禧两人乘轮船到桂平向李宗仁报告战略准备工作。
1月30日中午,白崇禧部与沈军在武宜展开了激战,白崇禧几至被俘,仓皇逃进城内,闭门坚守。白崇禧不愧人称“小诸葛”,在这危难时刻争取主动,施展小计,在沈军用膳时,组织百余名敢死队,鸣枪呐喊,杀向敌营,竟使敌人后退十余里。正当白崇禧在武宣和敌军周旋时,李宗仁率一独立营乘轮自柳江上驶,是日下午5时到达离定武约三十里的拦马村岸。未等上岸,李已见岸上数十人招手呼唤。在人群中,李发现前陆小同学李澜柱,乃询问上游军事情况。根据李澜柱的介绍,李宗仁知道定武城仍在白崇禧的掌握之中。他估计,钟祖培等率领的由江口一带向武宣西进的先头部队,1月31日中午定可到达离定武不远的东乡,便决心上岸向新圩进发。新圩离武宣城40里地。第二天拂晓,李得报钟祖培如期到达,敌人已从武宣退至二塘,均筑防御工事,于是派人和白崇禧取得联系后决定是日下午2时,向敌人发动总进攻。李将主力配备于右翼,企图将沈部压迫至柳江左岸而歼灭。沈军不甘示弱,竟全线跃出战壕反扑。两军展开肉搏,杀声震天,双方屡进屡退,形似拉锯。李宗仁清楚,值此激烈时刻如一旦跨下,将兵败如山倒,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他亲临前线,冒着炮火,指挥作战。正值双方酣战难解难分之际,李宗仁部的李石愚纵队,由贵县赶至二塘,威胁沈军右翼。敌人见李的援军赶到,顿时军心虚慌,阵线动摇。李军乘势发动猛攻,沈军全线崩溃,仓皇窜逃,退守柳州。
为彻底消灭沈鸿英主力,李宗仁和白崇禧商议,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命李石愚部佯攻柳州,吸引敌人注意力,而将主力东调,自象山、修仁瑶山边,越三排、四排,循崎岖山道,直奔桂林南乡。与此同时,沈鸿英的一部被第一路军的陈济棠部击败,贺县丢失;蒙山也被俞作柏部攻占。噩耗频传,沈鸿英正不知所措,又忽闻李宗仁部迫近桂林,慌忙北遁。沈鸿英逃跑的当晚,即2月23日,李宗仁占领桂林。
此时,胡汉民派驻粤的滇军范石生部自广东开抵桂平,支援李宗仁,准备抵抗唐继尧。范部有万余人,原属顾品珍部,1920年顾驻防川南,四川实力派以川人治川为由,逐顾回云南。顾返滇后驱逐唐继尧,自称云南王。翌年,为响应孙中山的北伐号召,也为减轻云南的军费负担,顾拨两军东下附义,前往广东,范为其中一军。1922年春,唐继尧东山再起,便和白崇禧联袂南旋和范晤面,留吕焕炎纵队留守桂林。不料,沈鸿英得知李宗仁离开桂林,便派兵三四千人,袭击桂林,而吕又疏于防范,竟让沈军得手,桂林陷落。经过浴血奋战而得的桂林,竟轻而易举为沈军袭取,李宗仁既懊丧,又恼怒,闻报后立即派白崇禧从柳州抽调军队赶赴桂林,兜剿沈军。沈见李的主力回击,不敢恋战,4月10日弃桂林而逃。
桂林的攻陷再失落,更使李宗仁清醒地认识到,不消灭残余之敌,将后患无穷。于是再次攻下桂林后,即命白崇禧以桂林为据点,跟踪追击。白分三路进击,巧设计谋,于4月24日将沈军全歼。沈鸿英最后逃往香港。
正当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与沈鸿英激战时,唐继尧率领由滇、黔二省组成的“建国军”六万余人挥戈东下兵分三路:第一路由唐的胞弟唐继虞任总指挥,自贵州东部边境入三江、融县,以柳州为进攻目标;第二路由龙云任总指挥,自滇东广南入百色东犯,以南宁为进攻目标;第三路由胡若愚任总指挥,由滇南的富州侵入镇边、靖西,经养利、同正,会攻南宁。与唐军相比,李宗仁势单力薄,兵力只有万余,枪八千,炮数门,加上增援的范石生部也不过二万余人。唐部的兵力数倍于李宗仁部,来势凶猛,大有吞日月、撼山河之势。
面对严重的形势,刚结束与沈鸿英作战的李宗仁非常冷静。他认为,滇军虽众,但滇、桂、黔3省边区,多属崇山峻岭,道路崎岖,数万大军俱发并进,是不可能的。三路军中,第二路军龙云部首先入桂,并在李部有计划地退出南宁时,占领了南宁,但后继之军不到,龙部反成了孤军。这样,李宗仁等可以从容部署作战计划,各个击破来犯的滇军。
龙云占领南宁后,前锋于3月底又越过昆仑关,占领高田,进逼宾阳,企图消灭伍廷扬部。龙云部驻扎昆仑关,守攻自如,十分有利。李宗仁强烈意识到,对龙云一战,关系重大,只能胜不能败,胜了是给唐继尧一个下马威,使他不敢轻易前进,败了则滇军蜂拥入桂,桂军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于是,他与白崇禧、黄绍竑反复讨论战略战术,作了细致周密的安排。
5月16日,李宗仁命部队向昆仑关进攻。为了保证昆仑关一战的胜利,开始李宗仁便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将帅临阵,士兵精神百倍,作战时奋不顾身。但昆仑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有一夫当关万众莫入之势。李宗仁指挥部队,血战一昼夜,损兵折将,不能奏效。这时,李宗仁发现负责左翼进攻的范石生部还未参加战斗,于是,他从阵地调两个纵队向左翼延伸,改打滇军。全军将士拼力冲杀,龙部不能支持,死伤二千余人,终于攻下了号称天险的昆仑关。但李宗仁毫不放松,命令部队跟踪追击,龙云军复于八塘凭险顽抗。李宗仁率部队与滇军奋战一昼夜,再度击破八塘的防守。八塘一破,李宗仁以破竹之势,相继攻下七塘、五塘,龙云部躲进南宁。
南宁城墙坚实,李宗仁部没有重炮,一时难以攻克,李遂下令先将南宁围个水泄不通,打算以断粮断水来逼迫龙云就范。正值此时,范石生方乘着四人绿呢大轿跚跚而至。原来他的部队个个是“烟腔”,行动太慢。范部到达不久,黄绍竑部也自梧州赶到南宁。李宗仁正为良好的形势有些得意时,忽接柳州告急电,唐继尧的滇军第一路由贵州入广西,已兵临柳州城下。柳州是南宁的第一道门户,柳州一失,则立呈唇亡齿寒之势;南宁被困之敌不但可减轻压力,而李部还将处于被滇军前后夹击歼灭的危险。这是一个不堪设想的后果。形势的骤变,反使李宗仁头脑冷静,他立即调兵遣将,重新布置,将围城之责交给范石生,自己率大队人马星夜赶往柳州增援。精明的龙云,见李宗仁调大队人马撤围,知军情有变,判断唐继尧军已进入广西,认为有机可乘。于是他悬重赏组织敢死队,打算出城突击,创造奇迹。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一下子有千余人报名参加。龙云见敢死队士气高昂,当晚便实行突围。围城的范石生军措手不及,被龙部冲得七零八落,晕头转向,仓皇后退几十里。
刚出南宁城不远的李宗仁闻讯,速调俞作柏领兵折回救援,给敢死队以重创,吓得滇军蜷缩在城内,不敢轻举妄动。为彻底消灭龙军,李宗仁决定在八塘扎营,一面指挥围困南宁战事,一面策划援柳部署。李宗仁为吸引龙军出城野战,将围城的东北万部队撤去,惑他出瓮。无奈龙云上次吃了亏,学起乖来,干脆闭守不出,一则等待唐继尧的增援,二则蓄力以收内外夹击之效。其实此时柳州的战事已十分激烈,唐继尧军步步逼近,柳州守将李石愚在前线阵亡,形势岌岌可危,幸黄绍竑、白崇禧率部分别从梧州、桂林赶往柳州前线,血战了一日,打死打伤滇军二千余人,才使柳州得以解救。柳州一役,唐继尧主力受到致命打击,胆战心寒,率余部退至庆远。李宗仁接到白崇禧的捷报,兴奋异常,命大部追击,唐部溃不成军,于6月退回云南。
为使南宁城龙云部早日投降,李宗仁将唐部俘虏数百人送入南宁城,告知滇军在柳州的惨败。龙云不信,李又命将俘虏中的两名旅长送入城中,龙云才相信。此时,南宁城也已粮绝弹尽,且疫病流行,龙云知道继续孤守,意味着灭亡,于1925年7月7日夜间,渡河向左江逃窜。李宗仁派俞作柏率部追击。只因俞行动迟缓,耽搁时日,让龙云突然逃回云南。
经过讨沈拒唐两次险恶的战役,李宗仁以少击众,全歼沈鸿英部,挫败唐继尧东进之师,终于1925年7月统一了广西。还在7月1日,广州大元师府正式改组为国民政府时,广西遂纳入国民政府的领导之下。因李宗仁统一广西有功,受到政府的赞赏,并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被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
按广东政府的要求,广西的军、政、财、教等诸方面在李宗仁的积极整顿下,走上了轨道,与陆荣廷统治广西时相比,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为广州国民政府早日北伐提供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