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命运真是不可预测。
1924年秋，贺龙身为建国联军先锋通电回湘，借道北伐。进湘西，奔沅陵，地方武装纷纷来投，湘西王陈渠珍远避凤凰县，何其威风！何等潇洒！一年以后，他却被赵恒惕兴兵三路，逼出湖南，借住贵州铜仁，寄人篱下。真可谓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旦夕之祸福。一向乐观豁达的贺龙，此时不免有一丝沮丧。他除了收编一些原滇黔建国联军的零散武装，吸收部分知识青年，开办随营军官学校，进行部队训练，等待时机之外，几乎无所事事。这次挫折，使他对广州政府几乎失去了信心。孙中山几次失败，几经奋起，到现在也未完成北伐使命，仅留下一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言。眼下的广州政府仍是矛盾重重，到底能否继承孙中山的政策，贯彻孙中山的主张，把革命进行下去，难以捉摸。他对孙中山借助军阀部队统一中国的确感到失望了。他想，革命难道只有一条路？有没有比孙中山更好的路？从湘西暴动到现在，他已经征战十年，也想了十年。他感到，现在是寻找另一条路的时候了。因为，他已经接触到了不少新的思想，这些思想在呼唤着他。
1921年，贺龙率部队驻防桃源，常和桃源县的一些知识界人士接触。当时的桃源，受“五四”运动影响，新文化运动颇为活跃。桃源有两所著名的学校：桃源女子师范和省立第二师范。这两所学校中的一些知识分子，在毛泽东等发起的新民学会影响下，开始探索马克思主义，传播救国救民的真理。桃源女子师范组织的爱国宣传团，名扬三江四水。这两个学校的校长彭施涤、田佐汉、陈伯陶都是贺龙的座上客。
桃源女师校长彭施涤，早年留学日本，同盟会会员，因反对日本政府《取缔清国留学生规则》，愤然归国，创办中国公学。1917年，任国会议员，并随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军政府，后来，进乡出任女子师范校长。“五四”运动后，他四处考察，锐意革新，为办学筹集资金，不惜典当衣服首饰。女师的爱国宣传团就是他扶植起来的。湘西籍作家沈从文说：“彭施涤先生在桃源办学多年，以头脑开明而对学生有显著影响。男女同校运动都出自这个学校，不久，即推广全国。”
贺龙对彭施涤的革新精神和女师的爱国行动十分钦佩，不仅经常予以物质上的援助，而且，把自己的妻子、女儿送进了这所学校读书。
陈伯陶，贺龙的同乡，其父陈南星，为湘西著名开明绅士。贺龙曾率部队驻扎他家，与陈伯陶早已相识。陈伯陶早年在常德就读，加入了同盟会，后赴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是中国留美学生会会长。巴黎和会期间，组织“爱国委员会”，要求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是一个接受过欧美文化的熏陶，颇有爱国思想的学者。他主持的省立第二师范一直被誉为“湘西政治摇篮”，培养出了不少政治家。共产党里的林伯渠、滕代远、粟裕等革命家都出自这所学校。
第二师范的另一位校长田佐汉，力主改革旧学制，采用新教材，提倡学术自由，鼓励努力创新，深为社会各界进步人士所赞誉。
25岁，思想活跃的贺龙常与这样一些有识之士在一起谈古说今，论世评人，得益匪浅，使他开阔眼界，增长见识。这些人的进步革新的思想，在贺龙脑中起着潜移默化的启迪作用。
1921年是个不平凡的年代。这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黑暗的中国出现了黎明的曙光。在湖南，以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开始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
9月，贺龙的司令部里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介绍他加入中华革命党的老师陈图南，另一位是陈图南在日本的同学、湖南宝庆人花汉儒。好客的贺龙留他们在桃源住了两个星期。白天陪他们同游桃源，指点江山；晚上，与他们灯下同坐，谈政局，说主义，纵论天下大事。
这两位客人各有自己的哲学观念和政治主张。陈图南大谈俄国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他认为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虽然不错，但权力、政府是产生一切罪恶的根源，将来的中国，必须建立一人没有政府的“自由”社会。花汉儒则向贺龙宣传苏俄的社会主义。他告诉贺龙，苏俄在列宁领导下已经打倒了沙皇，建立了工农兵苏维埃。“五四”运动说到底是在苏俄十月革命影响下产生的。苏俄的路是工农当家作主的路，也是中国要走的路。这两个人，观点截然不同，他们口若悬河，侃侃而谈，时常急论不休，甚至弄得面红耳赤。
这两个人宣传的东西，都是贺龙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因而引起了浓厚的兴趣。对于他们的争论，他听得格外仔细，还不时插嘴问些弄不清的问题、名词术语什么的。他觉得，陈图南讲的，仅是一种想法，一种理论，似乎根据不足，颇似空想。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很难做到。花汉儒说的，却是一个国家已经做过的，是实实在在的现实，尽管这个国家实际情况到底怎样，他不清楚。他多次请花汉儒具体介绍苏俄革命情况。花汉儒告诉他，俄国革命是一个叫布尔什维克的共产党领导的。
贺龙问花汉儒：“世界其他地方有没有这样的政党？”
花汉儒说：“有，全世界有一个总的国际党。”
“中国有没有？”
“中国有许多共产主义小组，刚刚成立了共产党。”花汉儒回答，并对贺龙说：“云卿兄，带队伍光有人和枪还不行，还必须有一个党来作靠山，那才稳当，有方向，有力量。”
不久，贺龙奉命率部队移往辰州、浦市。花汉儒返回原籍去了。陈图南却留了下来，当了贺龙的一名副手。
这是贺龙平生第一次听到共产党，听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在他的思想上引起了很大震动。他后来回忆说：
“当时，我听他讲克鲁泡特金，无论在理论上、政治上、国家、军队等问题上，都没有什么根据。而谈社会主义的，我听得条条有道理。我就问花汉儒，有没有谈社会主义的书，他找了一些书念给我听。过了几天，我又问他，有没有这样的党，他说有个国际党。我对于这个印象是很深的。对于我的思想是一个很大的启发。他们讲的党，对我很有帮助。这时候，共产党在我脑子里印象就相当深了。自从我知道了共产党，我就注意找共产党了。”
四川讨贼之战失败，他对孙中山的做法产生了怀疑，又想到了花汉儒介绍的共产党。
有次，他和参谋刘达伍谈到讨贼失败时，突然发问道：
“你听说过俄国革命没有？”
刘达伍说：“前几年在四川就听说过了，近两年在云南非常闭塞，俄国革命后的情况就不大清楚了。”
“我也不大清楚。”贺龙沉思着说：“听说，沙皇、贵族、地主、资本家统统被打倒了，由工农兵当家，搞‘共产’。我很想知道这个‘共产’怎么‘共’法？它和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有什么不同？中国也有了共产党了，不过我想，不管怎么‘共’，要有‘产’才‘共’得成，穷人反正是不会吃亏的，你说对不对？”
这时的贺龙，思想上已有了一些深刻的变化，他对花汉儒介绍的共产党和俄国革命的确如他所说，“印象相当深了”。因此，在旧民主革命的道路上，一遇到挫折和失败，他便会想到共产党。不过，从他的谈话来看，他并不了解共产主义。他想弄个明白，这是当时心态。然而，上哪里才能弄明白呢？他不知道，有些无可奈何。
世界上的事是千变万化的往往在不知不觉之中，机遇突然会来到你的面前，使你豁然开朗。哲学家叫做“必然性中的偶然性”。时局的变化，给贺龙弄明白共产党，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
1926年初，经过国民党内左右两派的激烈较量，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接受孙中山遗嘱，继续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通过了弹劾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处分了其首领邹鲁、谢持等人的议案；选举了包括中国共产党人在内的60名执行委员。国共两党的合作得到了巩固。在这样的形势下，湖南人民开展了“打倒赵恒惕”，“请国民政府北伐”的运动。赵恒惕北逃，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兵进长沙，并由他代行省长职务。这年夏天，广州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出兵北伐。作为北伐先遣队的**独立团率先入湘。唐生智宣布参加国民革命军。广州政府委任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军中路前敌总指挥及湖南临时政府省长。湖南各地形成了支援北伐的热潮。
贺龙得知广州政府开始北伐，立即离黔返湘，到达湘西首府沅陵，准德参加北伐，并派鲍君勉为代表，与广州政府联络。7月16日，广州政府任命贺龙为第八军第六师师长，后改任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在北伐军左翼作战。
对于这次北伐，贺龙充满热情。他曾对唐生智派来了解情况的第八军教导师政治部的李奇中说：
“北伐战争是打土豪，打军阀，打外国强盗的，是谋求中国的统一。这正合我的心意。所以，我的部队参加了北伐战争。我以前的想法太狭隘了，以为劫富济贫就等于革命。现在已经懂得，要想大家富裕，不容许少数人发财，必须依靠大家的力量，只靠少数人的力量是做不到的。我的理想是让大家富裕。”
当时，左翼总指挥是袁祖铭，此人乃黔军首领。由于北伐军声势浩大，大势所趋，他便向广州政府提出“恳予收容”。广州政府委任他为国民革命军左翼总指挥，其部属彭汉章、王天培分任第九、第十军军长。然而，袁祖铭对北伐心存观望，只派彭汉章率第九军入湘，其余部队和他本人都按兵不动。贺龙对袁祖铭早有所认识。他在四川讨贼时就说过：“袁大脑壳这个人，又想到南京去买马，又想到北平去捐官，没个主见。”现在，此人两头观望，迟迟不动，使北伐军的整个行动受到不少的影响。贺龙心中焦急，出面敦促左翼各军积极投入北伐战争。他把彭汉章请到沅陵，向其表示，只要他们肯出兵，贺某愿为前驱。彭汉章在四川讨贼时就结识了贺龙，深为其大义凛然所感动，表示一定出兵北伐。贺龙又利用关系，对投告吴佩孚的湘军叶开鑫、贺耀祖两个师做了许多争取工作。他策动叶部旅长姚继虞倒戈，投入北伐军；他说服贺部参谋长毛炳文认清大局，不要与北伐军为敌，使贺部军心动摇。
8月，贺龙率部队占领常德以后，北伐军司令部决定进行汩罗会战。兵分三路向北推进，命令左翼军出澧州，取宜昌、沙市，牵制鄂敌，掩护中路军侧翼。可是，袁祖铭仍在贵州坐视不动，第十军也远在芷江，只有第九军第二师杨其昌部到达常德，敌人却已经在荆江地区集结大军达八万之众，准德进攻北伐军左翼。这怎么办？事关大局，贺龙再次挺身而出，联络杨其昌，代表未到常德的第九军军长彭汉章，联名发出讨吴通电，以造成既成事实，迫使彭汉章率师北进。8月中旬，贺部占领临澧，北伐军下令发动总攻。但是，左翼第九、第十两军主力仍在湘西，袁祖铭则在贵州未动，前线只有贺龙的第一师和杨其昌的第二师。这使贺龙忧愤交加。他联络杨其昌，直接致电蒋介石，要求由前来督师的党代表吕超代理左翼军总指挥，迅速指挥左翼军行动。蒋介石接受了他们的建议，终于使左翼军的情况有了改观。
贺龙顾全大局，多方奔走，努力斡旋，反映了他积极参加北伐的心态。
8月下旬，贺龙率师攻克慈利，月末，在逼迫湘军贺耀祖师倒戈以后，进入津市、澧州。
这时，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派共产党员周逸群为队长，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组成的“国民革命军左翼军宣传队”来到第九军第一师。
周逸群，贵州铜仁人，家里是个大地主，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上海创办刊物《贵州青年》，号召拥护孙中山。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考入黄埔军校，是“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的负责人之一。贺龙两次驻防铜仁，早知周逸群其人。贺龙的秘书长严仁珊是其同乡亲戚。在严仁珊引见下，贺龙会见了周逸群。
两人一见如故。贺龙笑着说：“很对不起你哟，在铜仁的时候，我们的部队吃了你家谷仓里好多谷子呀！”
“不要紧嘛。”周逸群大笑：“我家的谷子，只怕革命军吃得太少了。越吃得多，越好打仗啊！”
贺龙伸出三个手指头说：“三十多大担啊！我们刚到铜仁，正碰上缺粮，幸好你丈人老子大方，听说我贺龙缺粮，要多少挑多少，还不要过秤。”
“这完全应该嘛！”周逸群说：“我家的谷子都是农民种的。看来铜仁的农民运动不兴旺，否则，这些谷子应该没收，全部交给你们吃。”
听周逸群这么说，贺龙心想，听说黄埔军校，特别是青年军人联合会里有不少共产党，周逸群可能就是个共产党。但他不便直接问人家，那样太不礼貌了。他眨眨眼，问道：
“逸群先生，我在铜仁看见过你寄回去的材料，知道黄埔有个青年军人联合会，不知这个组织是国民党的，还是共产党的？”
周逸群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青年军人联合会反对孙文主义学会，反对军阀，反对独裁呀！”
“他肯定是个共产党。”贺龙这样想，于是，坦诚地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诸如，革命政府怎样领导军队？国民革命军为何要设立党代表、政治部和政工人员？宣传队的宗旨是什么？部队怎样整训才有成效等等。周逸群十分认真地作了详细回答。从他的回答中，贺龙听到了许多带兵以来从未听见过的新鲜事，感到十分兴奋。第二天，贺龙召开欢迎大会，把周逸群和宣传队介绍给全体官兵。
他向周逸群提出：我想请宣传队帮助办两件事：一是帮助我改造部队。他说，我的这支部队招自四面八方，虽经多次整顿，亦有不少变化，北伐以来，又有不少湘黔边境的地方武装加入本师，人员庞杂，不象个革命军队，急需用新思想加以改造。能不能请广东方面派点人来？二是既是革命军队，就应有政治工作，请宣传帮我建立政治部和政治工作。这方面我一点经验也没有。
周逸群高兴地说：“很好呀，师座。不过，改造部队不要希望广东派人，应该自己招收一些青年学生，还可选拔部分青年军官，开办一个青年军官政治讲习所。”
贺龙说：“这样好呀！”
他马上决定在随营军官学校基础上，开办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政治讲习所。
周逸群在一师同贺龙朝夕相处，给贺龙思想影响很大。贺龙感到，周逸群确实是个人才，如果按照他讲的一套来治军，不仅部队能改造好，而且革命也有好办法。他多次在月明星稀的夜晚，独自叼着烟斗，静静地思索着，回顾着周逸群来一师后所做的一切。周逸群的种种言行，深感他们共产党人主张好，办法多，勤勤恳恳，不辞辛劳，照他们这一套做下去，很有希望。办讲习所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发现了，这就是他多年来想寻求的东西。他想弄明白的共产党就在眼前。他好像觉得一条新的路就在脚下了。
他请严仁珊通知周逸群到常德党部，去找一些左派分子来任教，以便扩大政治讲习所。1926年9月8日，中共《湖南军事报告》中记载：“贺龙近日又要我们替他在常德办政治讲习所，我们以政治关系想阻其实现未果。现已派陈昌去主持其事。”陈昌，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他带领一批共产党员和从黄埔军校、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军政人才来到一师，其中有，任总教官的贺澍，政治教官是原湖南工会副主席兼工人纠察队长武文元，军事教官是后来随毛泽东上井冈山的张子清。张子清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上课时公开宣布：“我教的军事课程，如果你们回部队用不上，可以写信骂我张子清的娘。如果在这里学习不及格，那就莫怪我姓张的不批准你们毕业。”
周逸群担任了第一师政治部主任。他领导的宣传队员，除有10人去第十军王天培部工作外，其余20人都留在了贺龙的部队里。
贺龙想写一段新的历史。1914年，他参加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他没有参加，现在，却想参加已经找到的共产党了。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周逸群。当时，中共中央有规定，在友军内部不准吸收高级军官入党。周逸群当然不敢贸然表态。他对贺龙说：“共产党是不关门的。只要够条件，时机一到，一定会有人来找你的。”
但是，贺龙这个人，只要他认定是正确的东西，是必须追求的，就会有那么一股韧劲，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要求加入共产党也一样。他并不因为周逸群的婉言而停止、等待，而是不断地要求。有一次，他对采访他的记者说：“有的材料写着我70次找党，算上历次的要求，我也记不清楚了，没有70次，恐怕也有几十次吧！”
贺龙的这些变化，引起了共产党方面的注意。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1926年9月20日给中共中央写的《湘区政治报告》中说：
“川黔军在湘西，其首领袁祖铭、王天培、彭汉章、贺龙各不相下，入湘部队实力以王、贺较大……我们的政策：一、促其出湘入鄂，二、在军事上扶贺制王。第一点有三个理由：1.军事上有必要；2.湘政局上有必要；3.离湘是他们的出路。第二点有两个理由：1.我们对他们不能消极，必须拉一个有力者，于袁、王、贺中择一；2.袁在历史上绝无希望，王为保定系，贺比较与我人有关系，且对民众亦较好。”
此时，共产党尚未把贺龙看成“自己人”，但已经作为可以帮助的朋友了。
贺龙，开始寻找到了一条新的道路，书写新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