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对文艺并没有真兴趣，对学问并没有真热心。你本来没有什么更高的志愿，除了相当合理的生活，你只配安分做一个平常人，享你命里铸定的‘幸福’；在事业界，在文艺创作界，在学问界内，全没有你的位置。你真的没有那能耐。不信你只要自问在你心里的心里有没有那无形的‘推力’，整天整夜的恼着你，逼着你，督着你，放开实际生活的全部，单望着不可捉模的创作境界里去冒险？是的，顶明显的关键就是那无形的推力或是冲动（the impulse），没有它人类就没有科学，没有文学，没有艺术，没有一切超越功利实用性质的创作。你知道在国外（国内当然也有，许没那样多）有多少人被这无形的推力驱使着，在实际生活上变成一种离魂病性质的变态动物，不但人间所有的虚荣永远沾不上他们的思想，就连维持生命的睡眠饮食，在他们都失了重要，他们全部的心力只是在他们那无形的推力所指示的特殊方向上集中应用。怪不得有人说天才是疯癫；我们在巴黎、伦敦不就到处碰得着这类怪人？如其他是一个美术家，恼着他的就只怎样可以完全表现他那理想中的形体；一个线条的准确，某种色彩的调谐，在他会得比他生身父母的生死与国家的存亡更重要，更迫切，更要求注意。我们知道专门学者有终身掘坟墓的，研究蚊虫生理的，观察亿万万里外一个星的动定的。并且他们决不问社会对于他们的劳力有否任何的认识，那就是虚荣的进路；他们是被一点无形的推力的魔鬼盅定了的。
“这是关于文艺创作的话。你自问有没有这种情形。你也许经验过什么‘灵感’，那也许有，但你却不要把刹那误认作永久的，虚幻认作真实。至于说思想与真实学问的话，那也得背后有一种推力，方向许不同，性质还是不变。做学问你得有原动的好奇心，得有天然热情的态度去做求知识的工夫。真思想家的准备，除了特强的理智，还得有一种原动的信仰；信仰或寻求信仰，是一切思想的出发点：极端的怀疑派思想也只是期望重新位置信仰的一种努力。从古来没有一个思想家不是宗教性的。在他们，各按各的倾向，一切人生的和理智的问题是实在有的；神的有无，善与恶，本体问题，认识问题，意志自由问题，在他们看来都是含逼迫性的现象，要求合理的解答——比山岭的崇高，水的流动，爱的甜蜜更真，更实在，更耸动。他们的一点心灵，就永远在他们设想的一种或多种问题的周围飞舞、旋绕，正如灯蛾之于火焰：牺牲自身来贯彻火焰中心的秘密，是他们共有的决心。
“这种惨烈的情形，你怕也没有吧？我不说你的心幕上就没有思想的影子；但它们怕只是虚影，像水面上的云影，云过影子就跟着消散，不是石上的霤痕越日久越深刻。
“这样说下来，你倒可以安心了！因为个人最大的悲剧是设想一个虚无的境界来谎骗你自己；骗不到底的时候你就得忍受‘幻灭’的莫大的苦痛。与其那样，还不如及早认清自己的深浅，不要把不必要的负担，放上支撑不住的肩背，压坏你自己，还难免旁人的笑话！朋友，不要迷了，定下心来享你现成的福分吧；思想不是你的分，文艺创作不是你的分，独立的事业更不是你的分！天生抗了重担来的那也没法想！（哪一个天才不是活受罪！）你是原来轻松的，这是多可羡慕，多可贺喜的一个发见！算了吧，朋友！”
三月二十五至四月一日
散文的魅力之一，在于它的真实，真实的思想、真实的情感、真实的体验。百味人生，经散文家的妙笔，都能使人如嚼槟榔，孜孜品尝。可以说，没有哪种文体再象散文的写作，敞开心扉，更是对着自己慢慢道来，读者在何处已无足轻重了；加上大多是情感、冲动使之，理念的动力多少变得有些苍白。正是这样，散文方原滋原味，令人着魔不已。
人类从荒昧中走出，自有文明以后，就开始掩饰自己的身躯和心灵，进步的同时，掘出了人类相互隔膜的鸿沟，从此，渴望理解和理解他人成为人类生生不息的欲念和理想。在这个意义上，遥望悠悠文学长河，罗素的《忏悔录》是震憾灵魂的，它以坦露灵魂的勇气和真诚，在文学史上放射着异彩，可见自剖者永恒的意义。
沐浴着散文美学真实的光芒，带着对人类潜在渴求沟通的欲望的诱惑，徐志摩的《自剖》成为一篇隽永的散文佳作。
人生有许多境遇，纵然有马跑平川的快意，更有肠路孤灯的愁结，作者把我们的心悬搁在他思想的转折路口——痛苦、困惑，然后层层道来，象是与读者促膝倾心。此时此刻，让人难以保持常日的矜持，只有侧耳静心听他诉说。
徐志摩是爱自由的，又是极富灵感和才气的诗人，游学美欧后，他以二十几岁的韶华，在中国文坛驰骋笔墨，古老的国度，因而有缕带有异域气息的和风，其作者自然被引向瞩目的地位。说他此时春风得意是不过分的。人生的意义，在于价值的实现，徐志摩当已醉饮这杯甘露！
然而，此时喷涌的泉眼为顽石所覆，扬帆的远轮蓦然帆坠雾罩，这对山涧仙子，远航的舵手来说，无疑是不幸和痛苦的。徐志摩正处在这难以排解的当儿。徐志摩绝非苦吟诗人，而是洋溢着才子之气，喜欢新异的思想，感触鲜活的事物，社会和大自然的异彩纷纭，都能激起他美好的畅想——当前，他却不再如此了，他面对的是思维的枯萎，灵感停滞的难捱困境。这对一个诗人来说，是多么难言的苦衷！
——徐志摩把它捧了出来，好大的勇气！而且，还引着我们一路追根而来……
先从处境上分析，比起先前，“现在如其有不同，只是更顺了的”。不得其解。
与时局的关系呢，在他看来，其“个人沉闷决不完全是这回惨案引起的感情作用。”
再往生活深处找去。与其说生活的牵掣可以使心灵产生压抑，作者更认为是生活的顺意反倒弱化人的思维和意志，阻塞或是减少心灵的活动。
到此，作者袒露心迹，剖析自身的、外界的病因，似乎已正本清源。然而，作为吃过正宗洋面包的徐志摩，非要把这把解剖刀伸进潜意识中，并把笔墨集中到最后一个“病源”的分析上来。在域外数年的游学生涯，培养了他一定的西式思维方式。在这里，似乎对科学的心理分析颇为着重，并把弗罗伊德的力比多（libido）压抑说也拉了出来，注意所谓的生命意志的冲动（the lmpulse）。最后，在“个人最大的悲剧是设想一个虚无的境界来谎骗自己”的安慰中，缓缓停下追问的执著。
作为诗人的徐志摩，散文也作得瑰丽多彩，传神入微。心灵的律动，是难以捕捉的，又是难以传达的。直抒不易表其深奥，形象化又不便于了解其真髓，徐志摩则巧妙地利用对比，使各种难言的体悟和思绪，涓涓流来。“语言是痛苦的”，然而，高明的作者一定程度上医治了语言的创伤。
作者是从痛苦和困惑中，开始挖掘心灵的谜底。他这样写道：“先前我看着在阳光中闪烁的金波，就仿佛看见了神仙宫阙——什么荒诞美丽的幻觉，不在我的脑中一闪闪的掠过；现在不同了，阳光只是阳光，流波只是流波，任凭景色怎样的灿烂，再也照不化我的呆木的心灵。”心灵前后巨大的反差，同时，也是本文创作的原动因，读者可在两种历时的心灵空间的对比中，想象着主人公灵魂的焦虑，并对他产生深刻的同情和理解。至于他写作的呆滞，从他初走欧洲的心境与此次南方之行的鲜明对比中，是可了然于目的，为此，我们甚至要为作者感到悲哀了。
谈到时局的变化，作者拿五卅事件与眼前的“屠杀的事实”（三·一八惨案）作比，前者发生时，作者正浪漫流连于意大利山中，“俗氛是吹不到的”，而后者对他则是有影响的，正如作者所言，面对眼前的事实，“有时竟觉得是我自己的灵府里的一个惨象。”就连人们对幸福境地的种种理想和幸福到来的真实情况，作者也要拿来比较，让读者信服他的剖析——“舒服、健康、幸福，不但不一定是帮助或奖励心灵生活的条件，它们有时正得相反的效果。”
可以说，对比被徐志摩用得遍地开花，可谓文中一大景观。
此外，还需一提的是徐志摩对本文最后一部分的特殊处理。他突然转换了时空，改变了陈述的角度，入微的分析来自“先前的日子”“一个真知我的朋友”那里，而把自己悄然隐去。其实，这不难理解。此时，徐志摩正面临一次精神危机，他是带着对英国的开明民主的信仰和“康桥”式的浪漫回到祖国的，然而，在国内他的“康桥理想”和现实生活发生深刻的悖离，因此，他绝望地感觉到原先自觉是一注清泉似的心灵，“骤然的呆顿了，似乎是完全的死。”对于浪漫不羁的徐志摩，早年的留学生活，似乎成为他心灵的家园，灵魂的避难所，只有回到过去的时空，在那种情境中，他才有灵性，才能得到真正的自我意识。“一个真知我的朋友”就这样诞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