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不过是一瞬间，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巨变。下面的历史事实或许能说明问题。在1975年农民出售的农产品总额中，政府定价的部分占92.6%；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中，政府定价部分占97%；工业生产资料出厂价格总额中，政府定价占100%。[24]到1998年，上述产品的政府定价只占10%左右，与西方国家基于自由竞争和价格机制的市场经济已经相差不远。1978年，非国有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1/4，到1995年，这一比重已达2/3，而国有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由78%下降至1/3；[25]1980年，非国有经济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不足1/5；到1995年，这一比重已提高至45%。[26]即使是国有企业，除了少数大中型企业还受到政府不同程度的干预之外，大部分国有企业已经转向或正在转向市场经济。在现实生活中，除了少数商品和服务价格之外，消费者采购基本面向市场，并受价格信号的影响。绝大多数生产者和供给商不仅要受到价格信号的诱导，而且还受到消费需求市场的制约。
《2020年的中国》认为，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合力将产生强大的旋涡和逆流的浪潮，它们是可能破坏稳定的潜在因素，而且总是难以预测。单是由指令性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就是变幻莫测的：人们目睹了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崩溃。同样，从乡村型的农业社会向城市型的工业社会的转型也有许多风险。在富裕国家中，这一转型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而在中国，这一进程被缩短为一代人或两代人的时间。[27]
甚至可以说，这一系列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早已超过了改革初期决策者的预想，决策者采取了渐进方式，通过不断调整现行的计划经济体制，降低风险，减小阻力，减少动荡，使改革较为平稳地进行，有力地支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正如王辉所说，中国改革的实践已向世界证明，渐进改革能够取得革命性的效果。这是中国改革成功经验的关键所在。
为什么中国的改革选择了渐进的方式呢？王辉首次提出决定中国经济改革的道路及其方式最重要的因素是人力资产，相当深刻地揭示和论证了它们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这是他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必然要涉及和处理原有体制下形成的庞大的各种资产问题及转化途径。王辉把这些资产分为三类：一是物质资产，诸如国有企业资产，包括固定资产、流动资产，以及土地资产等；二是制度资产，诸如工业组织、企业制度、市场制度和官僚行政体制等；三是人力资产，包括各种人——改革的决策者和其他政府官员、企业所有者和经营者、工人、农民、个体户等，也包括他们的知识、经验、技能、习惯和价值判断。几乎在处理所有资产转化的过程中，人们主要关心的都是如何处理物质资产，特别是国有资产，并把国有企业改革简单地归结为国有资产的转移、增值和股份制改造上。人们同样开始关注如何处理旧的制度资产，以及如何建立新的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但是，很少有人重视人力资产的转换与再升值的重要性。
王辉认为，制度选择是在一定制度和人文环境中发生、发展、进行的。无论是什么制度，都是由所有参加人创造出来的。在中国的改革中，最具深远意义的变化都与经济体制中的人力资产有关。人的素质最大程度上决定了改革的环境与改革的进程。人不仅是发动改革、决定如何改革的可变因素，而且也是改革的重要约束力。不同的人群，人力资产及其价值是不尽相同的；同样的人群在不同体制下的人力资产数量和质量，特别是知识与经验的数量和质量也不尽相同。这些差别本身与人力资产形成的特征有关。正是这种差别导致了改革进程变化有别，改革的成效大为不同。因此，王辉的重要结论是，在原有体制下的所有资产中，人力资产在变革时代处于所有资产转化的中心，这是导致整个体制变化的决定因素。这就为我们从本质上理解为什么中国改革必然要采用渐进方式提供了较强的理论解释。
渐进改革取决于改革中人力资产的变化积累过程。这就需要对原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物质资产和制度资产进行处理，例如东欧和苏联打破原有的经济制度，一夜之间宣布“私有化”，出售国有资产。但是，把计划经济体制下具有高度专门化的人力资产转化为适应市场经济的人力资产，并提高他们的潜在价值，是不能靠一则政治宣言和一条政府法令就可以立即实现的，它需要不断实践摸索，更需要时间。王辉明确提出，人力资产的形成、转化、升值必然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积累过程。新体制下的人力资产并不是凭空产生或由外部输入的，它恰恰基于旧体制下已经存在的各类人力资产形成的。
第一，决策者需要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学习的试错和边干边学的过程。诚如邓小平所言，“摸着石头过河”，有人称之为“摸论”，指采用实验、试点的方法，取得实际经验，然后再逐步推广或扩散，循序渐进地促进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本身就是渐进改革的一部分。领导人的人力资产存量，即他们对改革的知识、经验、理论的积累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一个“由少及多”、“由浅入深”，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认识过程，甚至还包括“跌跟斗”、“翻车”、“下台”的痛苦教训，但他们也在此过程中具备了更多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大大降低了社会和个人政治风险。
第二，政府官员需要学习和借鉴他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建立市场、保护市场、促进公平竞争、诱导企业行为、维持秩序、增加社会公益等的知识与经验。
第三，企业和企业家需要学习如何适应市场需求，克服不确定因素，降低各种风险，建立新型经济组织结构，吸引新技术和新知识，改进管理方法等；中国官员的公务员化、专业化和技术官僚化程度明显地超过任何历史时期，也超过许多发展中国家。
第四，分散的亿万农户、十几亿消费者需要逐步适应新的制度环境，逐渐熟悉如何利用法律保护个人合法权益。
这一切都需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也都需要经历必要的学习过程和认识过程。这就决定了受各类人力资产变化约束的改革进程必然是“渐进”的，改革的结果必然是“量变引起质变”。
王辉强调了人力资产转化及再升值对政策的重大意义。在中央计划经济中，在所有的资产中，与其说物质资产配置最不合理，不如说人力资产配置最不合理，使用最不恰当，既压抑了生产者的积极性，也抑制了消费者的积极性。因此，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不对人力资产进行重新调整、改造、转化，就不可能实现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我们可以积极引进最先进的国外技术，大规模吸引外资，甚至可以按照西方公司制度彻底地改造国有企业，但是如果没有适应市场经济的人，市场经济就无法运转；没有具有现代市场管理经验的企业家，国有企业就无法适应激烈的市场竞争；没有具有现代市场竞争意识的职工，企业就无法适应经济结构变动引起的竞争意识，也无法适应经济结构变动引起的下岗待业。
所谓人力资产的转化，按照王辉的定义，是指“完成人的特性从一个经济体制到另一个体系的根本性转变”，“由指令性计划体制中高度专业化的人力资产转变为适应自由选择和有序竞争的人力资产”。在两种不同的体制下，人力资产的特性是截然不同的。前者主要由计划经济所决定，具有塑造、分配、单一、指定、管制、服从等特征；后者更多的是由市场经济所决定的，具有个人适应、选择、多样、调整、自由、竞争等特征。由于不同体制下的人力资产特性有本质上的差异，因而人力资产的效益相差悬殊。前者构成社会发展的最大资源浪费，以及长期低效使用和分配；后者构成经济增长的最大资源潜力，有效地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由于新体制减少了对人的选择与决定的限制，激励人对自身利益的追求，鼓励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提高人对知识与经验的需求，因而这一人力资产的转化，必然引起更大范围的再升值，即“人的能力、技能及其在生产和其他经济活动中整体价值的提高”，是人力资产成为实现经济发展的最主要资源。仅仅是人才还不能构成经济发展最主要的资源，只有使人才完成这一根本性（以渐进方式演进的）的转变，才能成为发展最主要的资源。
如何促进人力资产的转化和再升值呢？或者说如何使新的人力资产成为新制度生存与发展进而发挥作用的基础呢？王辉将人力资产分为两大类：一是相对固定的人力资产，如经验、知识和技能；二是新增加的人力资产，包括学习能力和信息加工能力。人力资产转化与再升值主要依靠新增加的人力资产的迅速扩大。这主要有三种途径：
首先，促进分散化决策。因为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控制和削弱了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企业和农户的灵活性及其对市场变化做出反应的能力，而市场经济则促进企业、农户和消费者扮演主要角色，能够自主决策，灵活反应。
其次，促进多样化实验。因为这一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中充满各种不确定性，根本不存在“先知先觉”的天才，也不存在“全知全觉”的圣贤。采取多种实验能让人们更快更好地取得、加工和理解改革所需要的和改革产生的信息，这就需要宽松的政策辩论环境和宽容的自由讨论、相互对话的环境。
再次，促进开放式信息交流。因为中国不仅是工业化的后来者，也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后来者。作为后来者，应该善于学习，勇于创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信息交流对中国改革至关重要，来自成熟市场经济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独特环境条件下改革设计的重要参考来源。开放式的信息交流也会促进分散化决策和多样化实验，人们可以利用较为开放的信息交换来寻找、选择、比较各种体制，从而加速人力资产的转化和再升值过程。
中国的改革是史无前例的社会变革：它是一个十几亿人民不断实践、不断创新、不断变革的过程，其困难之大、风险之高都史无前例。然而，中国的改革在短时间内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果。这一渐进式的革命远未结束，我们认识它的过程尚未完结。我们还不能对中国改革的深远影响及其长期结果做出准确的判断，因此，需要有更多的学者立足于中国国情，吸收人类创造和积累的优秀文化成果，独立地思考，认真地总结。我相信，十几亿中国人民不仅能创造出伟大的社会变革实践硕果，也会创造出宏大的社会变革理论成果。
解读中国发展奇迹的奥秘[28]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发展奇迹。中国的崛起不但成为世界上最令人瞩目的事件，也是世界上最难以解释的发展奇迹之一。对这一奇迹的解释由此成为世界上最令人兴奋，又最有争议的学术前沿问题和学术竞争领域，也是最大的学术挑战之一。
1978~2011年间，中国GDP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9%，33年间增加了22.5倍，即便不算上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同样较快的经济增长，[29]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规模也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经济发展奇迹。[30]同时，中国也创造了空前的人类发展奇迹。1980年，中国的HDI（人类发展指数）为0.456，为低人类发展水平。到2010年，中国的HDI为0.703[31]，刚刚进入高人类发展水平的门槛，也是世界同期提高幅度最大（提高了0.247）的国家。中国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取得了发达国家一二百年才能取得的成就，所受益的总人口大大超过了美国（3.1亿人）、欧盟（5.0亿人）、日本（1.27亿人）的总和（9.37亿人）。
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已经得到全世界的认同，但是对奇迹背后隐藏的原因却众说纷纭，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解释。其中，中国独特的经济体制无疑是一个重要的解释变量。诺斯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32]从长期看，中国创造经济奇迹的源泉在于中国创新了独一无二的高效率的经济体制，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众所周知，任何经济体制都有优势和劣势，既没有最好的，也没有最理想的，只有最适合的，即适合本国国情、发展阶段和政治文化背景的。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是最适合中国国情、发展阶段和中国政治文化背景的发展路径。中国学习、借鉴和吸收了世界各种比较成熟和通行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优点，也注意了解和避免各种市场经济体制的弊端，不仅超越了传统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体制，更超越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这显示了中国经济体制所特有的开放性、包容性、适应性和创新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