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力欧十多年的艺术工作上，有太多让我感动的努力。认识得越深，越发现这位习惯大力拥抱艺术的意大利中年人是如此的迷人。那回当他领我去托斯卡纳的一个由于年轻人口外移，只剩不到百人而且都是老人的偏僻小村庄，却在快废弃的小教堂地上看到安尼施·卡普尔（Anish Kapoor）的作品泛着红光，看得我眼泛泪光。他又领我越过几座山头和忽然而至的暴风雨到达一座酒庄，领我在阴冷黑暗的大酒窖里，看到了至今想起仍感动的中国艺术家陈箴的作品：玻璃内脏。就在无数酿酒的大橡木桶上方，悬挂着用透明玻璃制作的人体内脏，时间不再只是计算的工具，在幽暗的酒窖里，安静的葡萄酒汁与沉静的艺术品，两者在时间的面前正诠释着关于生命的无常与永恒，一切都只能意会，却又表现得如此淋漓尽致。艺术家也在创作此作品后不久与世长辞。
平时谈起艺术总会兴奋得滔滔不绝的马力欧，每回领我到艺术品前忽然就像个隐形人般消失，直到回过神找他时，他总会在不远处安静地等待。于是这几年我一次又一次通过马力欧的引导，然后用自己的感知去重新认识了当代艺术。
每隔几个月，我们总会在一些艺术场合见面，我也早已习惯与他贴脸问候。偶尔还是会收到他从地球某一方发来的接近肉麻的短信，告诉我他正在某一地办着展览时，忽然想起不久后我们又将在某处见面，于是告诉我他的想念，这让我心里总是一阵温暖。就像此刻写着这篇文字时，察觉到原来自己对他也是如此的想念，虽然一个月前我们刚在新加坡见过面。
机场的遇见
人到中年，终于发现自己再平凡不过了，与所有普通人一样，活着最大的牵系还是人，就算遇见再美好的风景、再壮丽的场面，到最后仍抵不过手心上一段情感线。即使它在记忆里埋藏了许久，轻轻拨弄又回到当初，一切清晰如故。
在台湾，机场是我除了家与办公室以外最熟悉的地方了。这也是二十多年来我许多真实的重逢小故事的发生地，让我不断地梳理着自己与台湾之间的情感。
人到中年，终于发现自己再平凡不过了，与所有普通人一样，活着最大的牵系还是人，就算遇见再美好的风景、再壮丽的场面，到最后仍抵不过手心上一段情感线。即使它在记忆里埋藏了许久，轻轻拨弄又回到当初，一切清晰如故。而机场就是这么奇妙的一个地方。那天我又遇到了，当背后有人轻拍了一下，笑着跟我说：“你还是习惯带那么多行李啊？”他是马修（Matthew），我的一位老友，曾经有好几年我们常常一起搭机去美国，所以他对我的飞行习惯颇为了解。一下子所有回忆皆上心头。
马修来自美国纽约市，有着常春藤大学的高学历，在毕业前一年就得到了SONY与迪斯尼两大集团的邀约。因为他大学时曾来过台湾当交换学生，结识了许多台湾人，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毕业那年台湾正处于经济顶峰，西方各大娱乐产业积极来台一展身手，就如同2008年的大陆。后来他选择了SONY音乐在台湾开创的工作，而我也在台湾传统唱片公司工作十年后，与马修相识，决定进入这个国际品牌的旗下，与他一起建立华语唱片市场。
虽然后来我们在此品牌下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前后不过两年多，但那却是我工作生涯中一段鲜明的记忆。因为系统不同、思维不同，在转换的过程中，有太多需要与自己旧的价值观挑战的地方。再加上那个时期，华语唱片走到巅峰处，我只能硬着头皮不断用新学来的方法与以前的经验交叉印证。工作既艰苦又繁忙，天天都处于不断学习的痛苦与亢奋里，但也不觉得辛苦。
马修是这个时期给予我帮助最大的人，接近天才的他小我几岁，是个典型的美国人：乐观、有勇气，但是在基本信仰的价值观上非常固执，像个小孩。但与他共事，我们从来没有起过争执，即使碰到意见南辕北辙的时候。熟识后，在我眼中成熟干练的马修，还是充满孩子气的。在办公室里他总会放着一两件男孩的玩具，遇到严肃的会议或棘手的问题，总是看到他把玩着他的玩具帮助思考，偶尔是一个球、偶尔是一架模型飞机……
那两年我们常常需要一起长途飞行。他从小就受气喘病的困扰，长途飞行更是辛苦，又要调整时差、又要应付哮喘。一起飞行的途中，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我总会摘下耳机、放下书本与他说说话。我们就在这些聊天里对彼此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可以谈看过的电影、去过的地方、遇见的人或阅读过的书，就是不聊音乐，因为只要提到音乐就是工作，而这位常春藤毕业的商务天才，他严谨而迅速的反应常常会把我逼疯。然而与他在一起，最快乐也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他坚持的一个重要人生价值观：“参与别人的第一次是最有价值的事。”我不知道这是谁教会他的，但是马修坚信在别人的生命里，许多事情的第一次如果参与了，那是自己最大的价值。于是他曾经花了好几百美元买了NBA篮球决赛的入场票，强迫刚下飞机到纽约的我看完了一场球赛。他也为了争取一大笔旅游预算，让当时的我以及所有没去过意大利的同事，努力数月飞纽约与老板们奋战。
然而最感动我的，是他建议与安排的我第一次around the world飞行。我沿着地球往西飞，一路经过几个城市，拜访了当时各国SONY音乐的总经理，那是我一生中印象最深刻的一段旅行。我在法国看到主流品牌如何在独立音乐与主流音乐中取得平衡，也在伦敦看到了朋克音乐的骄傲，更在多伦多亲眼目睹到整个公司为了一位本地歌手从法语歌市场转入英语市场的准备，那位歌手就是后来大放异彩的席琳·狄翁（Céline Dion）。当然我也在东京看到一个巨大公司所面临的整合彷徨与派系之争，即使事隔十几年许多问题依旧存在，许多辉煌也成明日黄花了，但是这些经验依然深刻，仍然受用。
我与马修在SONY度过两年多美好的时光，后来也曾在维京唱片又共事过两年。不过2000年后唱片业已衰退至黄昏，我们身处在另一个时代里，大都交换着面对困难、解决困难的经验，不似当年，同时，我们也从跃跃欲试的青年进入了中年了。
我与马修就是人们口中典型的老朋友关系，不常联系但一碰面总有说不完的话。这十多年来他经历了许多人生的大变化：家人的离去、工作上的纠纷。曾经回美国几年，但最后仍选择回台湾重新创业，商业头脑极好的他，在六年前决定在台湾开创一家较为高档的瑜伽馆，很快他就把当时常见的健身房式的平价瑜伽，做了很大程度的分众。于是瑜伽可以作为一种修身的活动，如同花道与茶道般，有系统有深度地推展开来。
这回在我回北京的机场相遇，我才知道在两天内，他已与九个北京楼盘的业主见面，并做了评估。在这之前他早已一一拜访过其他大城市，也有了评估，从他不着急进北京的观察上，又见马修式异于常人的商业思维。
以老友的身份，我自告奋勇地告诉他，别处我不敢说，北京我倒有几分把握，什么楼盘、什么地段、什么业主靠谱，我是可以提供较客观的信息的。那天，我们如同过往见面时那般聊天，话匣子一开又是天南地北了，我们很少回头谈过去，总是谈着近况与未来，不过，音乐已不再是禁忌了。
在我眼中，马修依然是那个乐观的美国人，曾经造就我生命中的许多个第一次的美国人。
1999年深秋东京涩谷
那年与林忆莲第一次合作，前后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完成了《至少还有你》的专辑制作。音乐的部分因为有相近的看法，进行得很顺利。反而是在包装、拍照这方面费了不少时间。《至少还有你》的封面我们在东京拍摄了近三天，才完成了一张我俩都满意的照片，整组十来位工作人员如释重负，终于大家一起安安稳稳地吃了一顿晚餐。卸了妆后的林忆莲有着小女孩般的气质，那晚她特别放松与高兴地与工作人员致谢、谈天。《至少还有你》专辑封面上穿着粉红色衣服的女子，与真实生活中的她是如此相同。
2001年夏季北海道
维京音乐成立于1999年，最初三年工作量极大，我与工作伙伴们却总是不觉得疲倦，以为是一种理想。直到2001年终于从老外那争取到了一笔预算，我与所有的同事们飞往北海道度了一周的假。回头看到这张照片，那天每个人的心情都是热烈的，江美琪、侯湘婷、萧亚轩、本多RuRu，以及还未发行专辑的吴克群都是素着一张真实的脸，果然青春是如此美好，特别是在回忆里。这是我最常回想的一个画面。
2003年春天台北东区
这是与刘小东认识的隔天见面时的情景。那年为了第一次在台湾的个人展览，他选择完成一位台湾人的肖像。十年后看着当时他画我的工作照，忽然发现了一件事：在炕上成长的东北人以及在榻榻米上生活过的台湾人，坐姿是那么不同！
2003年初夏台北
刘小东完成了我的肖像之后，笑着说我的脸有一半是额头。不过我倒对刘小东画中我的形象有着另外一个看法：觉得比较像我少年时期的样子。可惜在别人眼里就不一定了，在开展后的隔周，我有一位文艺气息特重的员工在午餐时跟我抱怨，他说：“谦哥，每周已经有五天要见着您，现在连在周末去诚品书局看看书都得看到你，这日子怎么过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