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台北到北京
以前总是跟北京的朋友说，过两天要回台北，却在不知不觉中，我已经开始跟台北的朋友们说：过两天回北京了。
什么时候开始，我有的时候会在北京想念着台北，有的时候又在台北想念着北京呢？
2011年3月3日阴天
今年台湾樱花盛开超越往年，大家的结论都是，因为去年的冬天太冷了。深受日本影响的台湾，便利商店的广告都及时复制了日本的风情，包括时尚的打扮，甚至自怜自艾的表情。
在这寒冷的春天里，吃着均一廉价的关东煮，然后人们塞车赶去樱花下摆个可爱的手势拍照留念。今年不去日本也可以拍到有日本味道的照片放在Facebook上跟朋友分享。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年我对于复制日本情调的审美观，开始有了点疲惫和疑问，这也许跟我这些年来每个月住在北京有点关系吧！
即使台湾开遍了樱花，日本流行语实时变成台湾流行歌曲的曲名，便利商店广告海报把西门町拍得再像原宿，这里也还是台北。不过这样的担心在我走入西门町“河岸留言”后得到了纾解，在一个只有百来位观众的小酒吧里，我看着五组不同音乐理想的台湾年轻人，表演着自己近期创作的音乐，忽然间，那些担心就不存在了，至少在这一群喜欢音乐的年轻人心中，哈日已经是过去式，属于自己的生活表达已经开始。
那些混合着哈日风与香蕉风，再加上欧风古典风和华人民乐，夹杂着活在此刻台湾的青少年叛逆感想的歌词，真实地以幽默的方式在他们的音乐里存活着，特别是那两位年轻的木吉他手；大屏幕里，正播放着这几年来他们在一些地方演奏时拍摄的博客式影像日记，他们在屏幕下专注地演奏着，屏幕里两人常光着脚在不像舞台的舞台上表演，也许是在中部某个小火车站的月台上，也许是在当代美术馆门前的广场，就算台下只有一个听众。我听到他们音乐里的抒情与乐观，用无歌词的木吉他写生台湾风景，描述的都是他们生活周遭的风景，像诗一般的乐句，让人感动不已。
音乐会结束后，我特意在久违的西门町散步。子夜时刻的西门町，灯火辉煌，人烟稀少，看着在地铁站口，大排长龙等待客人的出租车，在这个微凉的春天里，我猜想着，台湾的文艺青年下一步会是什么样的风景。
2011年2月10日小雪
春节后回北京的第二天，以为天气开始回暖了，没想到早晨起来打开窗，却看到窗外飘着细雪。我发现我已跟所有的北京人一样，为这一场雪高兴了起来。人们总是担心着没有下雪的冬天，暗示着来年可能不顺遂。于是这些年来，每年冬天的第一场雪都叫瑞雪，所有北京的朋友都兴高采烈地拍着照，在微博上转述着他们喜悦的心情。不知道为什么，今年我也像个当事人般，为这一场雪莫名地高兴起来。就算念头一闪，暗暗地担心一小时后要出门开会，雪天路滑让我可能开不了车，但是打心底还是欣然地接受这场迟来的雪。
在北京生活，最有趣的事就是被别人感染兴奋的事。这和台北不同，台北几个得宠的强势媒体总习惯夸大地渲染困惑给人群，连打不打流感疫苗都说得让人忧心无解。而我北京朋友们却总是样样可侃、事事可以无所谓。虽然看似粗枝大叶，但是彼此心里却充满了互不干扰的情意，后来明白才被感动。
在这大得超乎想象的城市里，却住着你很多年不见的朋友，无意间遇上了才知道，原来这些年大伙都悄悄搬来了这座城市。但是真心要约了见上一面却不容易，路途遥远路况难测都得先提前计划好了，莫怪朋友们常笑着说：在别的城市里一天能干六件事，在北京干完两件就不错了，其他的时间都在路上玩微博和游戏了。也许是看似同城却遥远的状态，造成我在这个人口密集的城市里居住，却还是能有隐居之感。常想起导演李翰祥晚年，终老于北京胡同里的故事，如同张爱玲隐居在美国加州那片沙漠里。
2010年5月10日雨天
上个周末我在花莲待了五天四夜，这距离我上次去花莲已有十几年的时间。人总是忽略掉最靠近自己的美景，或许是因为年纪渐长，又长时间地在外奔波工作，只要有假期，习惯能不动就不动，于是有很长的时间没有在台湾岛内旅行。这次再去花莲，景色依旧。花莲号称是台湾的后花园，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当局除了选举需要以外，花莲总是被遗忘的。也许遗忘是好的，造成花莲的缓慢成长，有着很自在的姿态。
这次再去也许是因为熟人带路的关系，很多时间的决定权都在自己手上，让我有了近距离观察，和充裕的时间可以跟我有兴趣的人说话。近距离专心地阅读一直是这些年自己缺少的，对一个人、对一件事、对一个城市，这次我在花莲就是一回近距离阅读。我听到几位返乡的精英分子，他们试着用知性与感性的态度，重新诠释花莲，让花莲的文化厚度持续生根。我也听到一位感性的中年人，用最直接敦厚的方法，在太鲁阁口开民宿，为原住民朋友架设工作平台，引导他们在不失去自我文化下，还能得到平等的对待。
花莲藏着许多优秀的艺术家、文学家，著名诗人杨牧的故居已变成了一个充满文艺气息的二手书店，经营者也是一位文化支持者，来自于台北。一家朴素的小餐厅，主动地定期发行介绍花东生活观的小刊物，餐厅的中央有一台老旧的钢琴，我去的时候一位年轻的金发旅客，他不理会别人，生疏而自由地练弹着一个曲目，窗外的微雨中，一棵漂亮的樟树正聆听着。
2009年10月8日晴天
我一直以为我是旅居北京，却在这几年下来发现自己有了一些心态上的转变。以前总是跟北京的朋友说，过两天要回台北，却在不知不觉中，我已经开始跟台北的朋友们说：过两天回北京了。什么时候开始，我有的时候会在北京想念着台北，有的时候又在台北想念着北京呢？
台北和北京对我来说最大的差异是阳光的色温，台北的阳光偏金黄，北京的阳光偏亮白。即使同一张画作，在这两地也会呈现出不一样的味道。这是我常跟自己玩的游戏，把一张画轮流放在这两个空间里感受着其中的差异，画和我还是原来的样子，但感受的结果不同。我很难说出其中的差异，因为心情是很难用文字来定义的。它是一种变量，反映着我自己心情的改变。
去年开始，我在台北改坐地铁尽量不开车，在台北的地铁里我可以自由地观赏车上人群，地铁站里经常贴着创意十足的商业海报，与品味相距甚远的官方宣传海报相映成趣。但在北京我几乎都是开着车，在这宽阔的城市开车享受着四季变化的市容，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还有那一幢幢忽然长出的夸张的建筑物，如同电玩里一关又一关待你跨越的局。朋友说从前的北京看的是古迹，现在值钱的是怪物，楼不怪就白盖了。
2003年1月29日阴天
在回台南过春节的路上忽然想着，这一年将是我的一个搬家年，从内湖搬到牯岭街，好像完成了我居住台北的一个计划，终于搬到我最喜欢的一块台北角落了。因为楼上的大明星估计在这几年会被无孔不入的狗仔干扰吧，但是无所谓，我已经在北京挑好了一个公寓，决定从今年起，每个月有一半的时间都待在那里，也算为自己选了个固定的落脚地，从此在北京就不用再住酒店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最后还是下了这个决定，只知道那里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在发生，虽然那里还有许多观念需要去沟通和适应，但是在台北也还是一样有着太多事情和价值需要去梳理，因为这里文化创意大环境不断地改变，有种坠落得让人措手不及的感觉，许多原先以为合理的价值观，已不停地被解构掉了。有时候觉得自己像一个窜逃的败将般，面对自己熟悉的战场却力不从心，又想不出解答。
最近总会在周末，为了安静地思考这个问题，一个人徒步从东区走到西边，穿过熟悉的小巷，经过许多小区公园，环顾着四周曾经熟悉但又渐渐陌生的风景，重复地想着中年后的自己应该怎么走。
眼看台北的朋友越来越多人搬去上海了，我还记得不久前跟江蕙说过，哪天你若办演唱会说不定上海的票房会比台北好。但是如果让我选择离开台北，我会去哪里呢？我一直忘不了，1988年第一次到北京时的情景，那个灯火昏黄，惊人的自行车阵的城市，还有住在那个城里的人们，他们另一种浪漫而隐约的生活，完全不像从前看到的媒体所说的那样。虽然现在城市景观已经有些改变了，但人们说话时的神采，还是如梁实秋文章里描述的人物一样精彩。对照此刻台北人总低着头走路，那里的人走起路来，肢体摆动幅度又大又不拘。
我还是如此深爱台北，但是此刻为何如此忧伤呢？在一次一次的选举轰炸后，我和其他人都陷入了困惑的思考中，我会以什么样的姿态与心情住在北京？像一只季节性的候鸟，还是只是一个提供过往繁华经验的台劳？当我走在青田街的巷弄里，看着那一棵棵自己喜爱的老树，心想着也许北京城里也有许多相同的老树吧！我可能可以花些时间去寻访，就如同这二十年来在台北所做过的事一样。
1995年10月18日阴天
这是我第三次来北京了，见了好多音乐人，总觉得那些操着只能在电视里听到的北京腔的年轻人，怎么每个人身体里都藏着一个苍老的灵魂。上回来北京听了一张合辑，其中一首《露天电影院》让我印象特别深刻，这回来北京特别请人帮我约了创作者。
当我在饭店大堂见到他时，他背着吉他已等我许久，寒暄后他说他想唱些自己创作的歌曲给我听。我邀他到我房里，他解开吉他套，清了清嗓子就连唱了快一小时，我安静地听着，也不停地在曲子和曲子间微笑点头赞美他的创作。看着他用手抄写的一叠歌词，大都是有些感伤的青春感想，其实有些歌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会那么虚无感伤，我还是最喜欢那首《露天电影院》，因为我的童年也有过类似的经验。于是他在我面前又唱了一遍，在他的歌声里，我不禁想起在眷村里的童年。那时多期待周末村子广场里会架起一个电影幕布，银幕正面一排排自带椅子的大人们专注地看着，孩子们在银幕的反面不受管束地玩着游戏。偶尔我们玩累了会停下来，困惑地看着银幕里表演着爱情，或偷看着银幕另一面，那位平时骄傲的邻家姐姐泪流满面。这位年轻人怎么能那么准确地描写出我童年的记忆，在他笑容腼腆的脸上，怎么也有着和许多年前的自己一样的多愁善感？
“看着电影的时候已看不见星星，啦啦啦……”这是曲子最后一句歌词，在我送他离开后，我脑子里还不断重复地哼着。俯身看着窗外楼下刚入夜的车灯移动的长安街，我忽然感觉北京就像一个放大无数倍的大眷村。
一首歌
从他一步一个脚印的音乐作品，以及他对于自己表演工作的选择上，能感知到那是一位艺术家在成长与追求中所作出来的决定。林一峰一直都是一位用生活实践创作，然后再用创作推进生活的艺术家。
因为音乐工作的关系，让我从二十五岁以后的人生，能与各地喜欢音乐的人认识和交流——特别是华语音乐圈。音乐与语言是一座很特别的桥梁，因其中的差异与分类，得以让思维不同的人在这里，却以兴趣相投的理由而相遇。
我身边大半的朋友，几乎是因为音乐而相识的，纵然不是常相聚，也不会定期交流，却因为在相遇时已经有了志同道合的心情，因此建立起来的友谊虽不浓厚却很长久。早期除了台湾音乐圈朋友以外，认识较多的都集中在新加坡，后来又随着工作发展，扩展到马来西亚，近十多年来则与大陆各地喜欢音乐的朋友交往最多也最深。不过仔细回想，跟香港的音乐人的接触应该是最早的。
香港一直是我在台北以外去得最频繁的地方，有好长的一段时间，因为服务于国际唱片公司，更是需要三天两头地往香港总公司跑，做报告、打预算和面对洋老板的质询……也许是这个原因，纵然香港与台北有着距离上的地利之便，也有着美丽的港景和吃不完的好餐厅，我却始终对香港喜欢不起来。这肯定是因为那些年的音乐工作，从唱片的衰退起，每回去香港总是要面对难堪的质询与羞辱，因此在香港时心情始终好不起来。
纵然有许多朋友因为工作或婚姻搬到香港定居，使得越来越多的家乡人住在那里，我也没有因此常去走动。纵然这二十几年来我也在香港遇到了许多自己佩服与欣赏的人，但是我还是习惯在远方关注着，不因此久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