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时和一帮野孩子伏在海滩上，让滚烫的沙子烙着腹部。妈妈总是驱赶我离开小茅屋到海滩上去，姥姥也呵斥说：“到那个人那儿去吧。”她跟父亲几乎不怎么说话。我心里憎恶而又好奇，还有一丝奇怪的关切。我必须这样看着，双手捧腮，直盯盯地看。他每一次被海上老大击倒我都有一种怪异的感觉，一方面怨老大的棍子不狠，另一方面又嫌他仰倒的姿势太丑了。我因为这丑真想大哭一场。
大网靠岸了。网浮围住的半圆开始沸腾，我们老远就能听到噗噗的声音。跑上去，围上去，老大一声怒吼，我们又退回来。大刀一样的鱼垂直跳起，它的身子在阳光下像电火一样。虾、乌贼，各种认识和不认识的海中魔鬼一齐尖声大叫，那吱吱的声音震人耳膜。有一种又大又粗糙的灰皮鱼被人拖到一边，三五下把血淋淋的皮剥下来，噗一声扔在沙子上。有人去抢，抢来后找一个破了底的木桶蒙上，成了一面鼓。太阳越晒鼓皮越紧，两根柴棒就是鼓槌。到后来我们每人都有了这样的一面鼓。
咚咚的鱼皮鼓越敲越狂，我们疯了一般敲，像那群拉网人同样地卖力。鼓皮敲裂了再换一面，反正有得是鱼皮。粗长网绠上的人又弓成了一溜，他们在松软的沙子上挣扎，脚踝骨都陷进了烙铁般烫人的沙土中。那个人由于用力，身子差不多要贴到地上了。汗水像雨一样奔流，洗着他满身的疤痕。我跳起来敲鼓，汗水渗进了我的眼眶，我看不见了。我去搓眼睛，我必须看见他——妈妈和姥姥是让我来看着他的。我必须看着他敲鼓。
7
朱亚倒下了。他一大早就觉得嗓子里发腥，还要挎上那个皮包随船进海，可是一迈步，吐血了。他的脸由青变黄，哼了一声，倒在门边。我把他抱在怀里，大声呼叫。
一群人跑过来。没有医生。随队的卫生员住在城里——我这时才觉得这有多么荒唐，城里本来就有医院……我们把朱亚抬到一辆小斗子杂货车上。我护送着他向城里疾驰。太颠簸了，可是我不忍让司机放慢速度。一条白手帕染得通红，我攥在手中等着。
他留在了城里一家医院。一个星期之后又不得不转回省会。我难过极了。回到驻地才发现，他屋里的东西一点也没收拾。我从中间那个抽屉里发现了一个油渍渍的布面笔记本，犹豫了一下，还是打开了。那是几十首歌子。我贪婪地读下来，什么都忘记了。
整个一天我都沉浸在那些词句中。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才是歌。我过去写了些什么？天哪，什么也不是！我多么思念这个脸色铁青、肃穆得令人惧怕的人。
黄湘骂咧咧地来了。车子一停，他冲下来就骂。不知他骂谁。一开始我还以为他斗胆骂朱亚，后来才发现他在骂“这个鬼地方”。
他懂得这是个什么地方吗？他如果一直骂下去，我说不定会一棒子打碎他的头。我瞥了瞥，发现他的头很大，显出一副蠢相。朱亚病了，他来替班。我让黄湘住在原来朱亚的屋子里，因为那间稍大一些。他鼻子一吭谢绝了。我知道他是嫌别人腌臜。
黄湘接手这份工作之后脾气很大，埋怨进度太慢，说他负责的那一摊已经时间过半任务过大半。后来他又淡淡一叹：朱亚就是这么个人。他与朱亚的做法正好相反：到工作面去的次数寥寥可数，主要是翻资料。这使我明白了他的“进度”是怎么来的。
每个星期都要放一两天假。理由是天气有问题。黄湘还有个特殊的领导方法：小段包工，让队员们分头出去，不愿出去抄资料也行。反正最后“得把活儿拿回来”。等大家分头去做时，他就回城去，回来时显得异常疲惫。
黄湘也喜欢熬夜，但不是工作，而是瞎聊。他从来不管我睡着还是醒着，只要高兴了就推门。他歪在我的床上，把我逼到案前椅子上听他胡扯。这个很早以前就在所里工作的副研究员竟丝毫也唤不起我专业上的崇敬感。他喜欢穿一条灰色灯芯绒睡裤，甚至不怕海风。他多半在讲他的童年，剩下时间就讲这座城市可笑的民风和可爱的姑娘——“她们个个姿色超人，可就是不懂得打扮，胭脂搽得也太多。有一个好办法，就是放到水里搓一下，像搓水萝卜一样……”他想出一些奇特的比喻，之后大笑。
讲到所里的事情，黄湘有着不能抑制的激动。他不停地赞扬所长裴济，说他功底好，著作等身，人也好——“看看那个模样你就知道，简直是慈父般的心肠……可惜就是太软弱了，太软弱了。”我听不明白他指什么。他总是小心地提到朱亚，谈到对方的病，他就一声不吭。他像是随便地问了一句：“朱副所长对裴所长怎么看？他谈过裴所长的著作吗？”
我摇摇头。
对方的目光死死地盯了我一瞬。我被盯过的地方疼了一下。
他赶紧把脸转开，谈一些轻松的话题。他说所里年轻人开始多了，而这在前些年是根本不可能的。也好，这样一来就生气勃勃了。特别是女孩子多了，这是个创举。女人也是半边天，没有女人还想使一个单位一个部门健康发展？做梦去吧。不过他对苏圆评价不高，似乎还隐含着什么恶意。我倒极想听听他对这个姑娘的评价，哪怕是多提几遍她的名字也好。我忍不住总是将话题引到她的身上，谁知他说火就火，大声叫着：“那个苏圆，狗东西准是个小骚家伙！”
我觉得有什么割伤了我。我不能容忍一个人在我面前如此粗暴无礼。我有点后悔提到她……浓烈的丁香气味拥住了我。哦，不幸的丁香。我捧住了头。
在火车上遇到的那个女记者来了。谈话中我才知道她以前还到城里找过黄湘。她的脸更黄了，与上次不同的是，她搽了浓浓的口红。那双眼睛仍然充满了微笑。黄湘让她住到一间空屋子里，还找来味美思让她喝：“喝吧，里面有藏红花，它对你们女人有好处。”
其实那女人根本用不着劝，她是个饮酒的好手，这让我们大吃一惊。她喝过酒变得一切都不在乎，主动说要献上一段黑人舞，接着噼里啪啦把外套脱下，把首饰也取下，看来要大练一场。可实际跳起来动作幅度很小，不过是两脚动一动，捻捻手指。我怀疑这就是黑人舞蹈。黄湘却大声叫好，完全像个在城里泡剧院的痞子。
女记者住了三天。她走后黄湘一阵沮丧。我问她写了报道吗？黄湘一撇嘴：“臭娘们儿，耍嘴皮子行，实干精神一点也没有。”
我独自一人离开驻地，进入了平原正北方那片丛林。我来寻找那些沙丘链，关于它的记述和勘测要由我一手完成。我差不多是把这一任务抢到手的。穿过丛林就会看到那三三两两的大沙丘，它们像巨人的坟墓。
丛林比记忆中的疏淡多了。但一地芳草依然那么柔软。这些温柔的草，几十年前曾经安慰了一辆逃难的马车。它们顶着晨露，眼睁睁地看着从车上下来几个不幸的人……风中的草在凄婉地歌唱，我蹲下来抚摸它们。它们像火焰一样燎我的手，我赶紧缩回。
走出丛林，登上沙丘链，流沙灌满了鞋子。站在丘顶遥望大海：蓝蓝的，没有几个帆影；拉鱼的人稀稀疏疏。海边上多了一些闲逛的人，他们穿了方格布衫，戴了雪白的太阳帽。
我一直走到大海边上。海水冲积物多极了，杂乱得让人费解：小木块、破碗、枕头、一截自行车链子、胸罩、手电筒、石油凝块、灯泡、长长的发辫……死鱼烂虾多得目不暇接，连鸥鸟也不愿拣食它们。嘎嘎大叫的海鸟在前头翻飞，像是在进行一场最后的舞蹈。
过去的痕迹几乎再也看不到了。我离开这里太久了。要不是刻在心上，不是这样的一份铭记，我绝不可能准确无误地踏上一条芜草中的小路——我记得再往西会看到一排洋槐，槐树西边是一些壳斗科植物，是灌木丛……那儿有几座长满了荒草的坟墓。它们在荒原上显得小极了，它们可不是风成沙丘，它们真实地埋葬着。
妈妈和姥姥长眠于此，还有另一个人。除了她们和他，还有我的父亲……从那儿返回驻地的路漫长无边，我直走了好久好久……迈进小屋，眼前的情景差点使我嚷出来——朱亚半卧在小床上！他见了我没有坐起，只是笑着。
原来他的病稍微好些，就立刻赶了回来。这既令我高兴又令我担忧——我一想起那些殷红的血就心惊肉跳。他说：“不要紧，那不过是胃中一根小静脉破了，注意一些就行。”我将信将疑。
黄湘已经回城了。他在此留下的工作是可怕的，朱亚说它们几乎没有任何用处，他领人搞下的所有数据几乎都是错误的，它们大多来自陈旧的资料，有的甚至是臆造的。朱亚在说这些时竟非常平静，他怎么能够平静呢？
我把收起的东西还给他，包括那个布面本子。我没有说自己读过它。
在整个半天的谈话中，他都没有离开小床。我终于明白他有多么虚弱。
夜晚，他的屋子一直亮着灯。我催促他睡觉，他只是点头。后来我过去陪他。有一刻钟他只是盯着台灯座子，使劲咬着牙。我想他在忍受疼痛。我提醒他吃药，他拍拍衣兜说吃过了。他的两个衣兜都是药，以便随时服用。他转过脸，笑了。难得的笑。询问起这几天的收获，我讲起了这片平原的变化——消失的拉鱼号子和大片的丛林、葡萄园……我不慎说出了一个不愿提及的事实——我是这座城市出生的。
朱亚“啊”了一声，正了正微侧的身子，连连说：“讲讲这儿的过去，讲一讲……”
我告诉他这里的四季是怎样的。冬天的雪岭，河冰下的鱼，还有穿着翻毛皮袄渔猎的老人；春天的丛林，各种野花，特别是像小山一样叠起的洋槐花，它们浓烈的香气怎样招引来全世界的蜜蜂；秋天满地都是果实，因为无论如何也采摘不完，就必然要留给冬天；那些野物用前爪小心地扒开雪封，掏出冰冻的红果，咬得嘎嘎脆亮；夏天是躲闪太阳、钻河入海的日子，是深夜躺在河边沙地点一堆火听故事、仰脸看月亮和星星的日子……朱亚在我的叙说中一声不吭。他深深地沉浸其中。
那时的丛林无边无际，各种各样的北方树种在这儿都能找到。林中的各种动物都有，只要从林中走一趟，它们就一齐探头观望，然后闹着叫着跑开……“后来怎么了？它怎么到了今天这一步？”
“后来有了战争。数不清的战争。死了很多人。这片平原是被血泡透的，真的，那片林子……”
朱亚一声不吭。停了一会儿他喃喃自语：“现在看这里根本不适合搞那个大工程。不要讲别的，地下水就不够用。到时候一个好地方会变成一片不毛之地……还有，怎么排污？那不是一般的污染……”
我目不转睛地看他。
“大概我们只会提出一份否定报告……”
我看到他的眼睛中似乎有什么闪烁了一下。他伸手到衣兜里抓药，又停住了。他突然问：
“老家这儿还有什么人？父亲在吗？”
我的心一阵急跳，条件反射般的叫道：
“父亲？不不不……”
我用力摇头。
§§§第二节
1
站在平原往南遥望，一溜黛青色的影子挡住了视线。那是著名的鼋山山脉。这道山脉似乎分切了两个世界，各自生成了自己不同的故事。如果没有这一架大山，那两个故事也许会很快融合交织到一起。与我的外祖父不同的是，我父亲这一族人就生活在大山南部，准确点说他们是山里人。是否土生土长的山里人不得而知，因为不同的记载相互矛盾。省去其他，简单点讲，宁家是南部山地最富有的一族，这一点即便在平原上提起来也无人不知。它的名声传过高高的鼋山山脉，势力却一直留在山的南面。山这边的平原有声名显赫的外祖父一族，还有差不多与之齐名的“战家花园”，所以宁家要过山来就得小心翼翼了。
与外祖父家不同的是，宁家一直在土地上做功夫，到了父亲的老爷爷这一代，他们已经是省内最有名的几个大地主之一了。与很多传统大户一样，祖上有个规矩，就是不准分家。可是一个时代的风气几乎是无坚不摧的，当时“分治”的呼声遍布大江南北，具体到一个大家庭怎么就不可分治？老爷爷兄弟三个分成了三摊，于是大山的那一面一下就有了轰轰烈烈的三个宁家。
我最牵肠挂肚的当然还是我们这个宁家。如果仔细研究一下，我就必须承认，我们从自治的那一天起就有了衰落的征兆，所以后来发生的一切都不必惊诧。刚刚获得权力的老爷爷喜笑颜开，琢磨着办一些有趣的事情。因为继续为增加财富绞脑汁是愚蠢的，我们最不缺少的就是财富了。老爷爷打心眼里喜欢的一些人都成了家中的常客，而且让家里人一律尊称他们为“大师”——这种叫法与今天的意义颇为不同，那是“大师傅”三个字的省略。大师中有变戏法的、唱戏的、看星相的、神医、牲口贩子，甚至还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土匪。这个土匪年轻时候连中三枪，而且都在胸部，不但没死，还自己爬出了火网。老爷爷说这样的人不是英雄又是什么？他一直到了暮年还是极为欣赏老土匪身上那三个疤痕。最后的那一年，老爷爷与之交谈最多的就是这个人了，对那些冒险的故事百听不厌。老土匪已经手无缚鸡之力，但那双眼睛还仍然野气生生。
在各种各样的大师的陪伴下，我们这个宁家走进了自己奇异的历史。有一些不道德的人不断地打我们的主意，如一个能够单掌劈断青石的人，他的来访曾使全家欢天喜地，可宿了几夜，离开时偷走了我们的三匹好马；还有一个会耍连环刀的人，许诺将功夫传给少爷，结果第七天上欺负了一个丫环，她坐在地上边哭边诉，家里人去寻那人算账，他早已逃之夭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