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不算，像对待所有残障人士一样，政府还为同学的儿子安排了一个全天候的医护人员，这时，你就会看到瑞典福利背后的人性化制度。因为脑瘫的儿子只认同学一个人，为此政府安排同学去学了一年半护理。一毕业立刻聘同学成为她儿子的专有医护人员。这一来不仅解决了儿子的医疗看护，同学自己因为照顾儿子也算得到了一份稳定收入的工作，两全其美。
闲暇之余，大家聚在一起都感叹：“就算不聘你，不给你分文，作为孩子的母亲，你也会尽职地好好照顾自己的孩子的呀！”于是提到瑞典福利，就常常想到同学一家，便更想知道，到底是怎样一群人，在支撑着这样一个强大的福利系统走下去！
北欧人身上体现的是：福利最好的地方，最具有维稳与求变的意识。只要有强大且透明的税收制度的支撑，北欧的福利制度就会一直坚持下去，虽然近年来由于全球经济不景气而有所下调，可北欧诸国仍然是地球上福利最为人所称道的国家。
开涮明星那只是小儿科的游戏，媒体大众更尖锐的批评矛头时常指向人民的公仆：政府。税收的第一含义乃是效率，第二层含义便是公平透明。法律与社会舆论监督对于政府工作人员来说，简直是360度无死角。这方面，瑞典曾经的某女大臣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因为被揭露曾经偷逃半年的有线电视缴费，舆论哗然，不仅依法补足所欠费用之罚款，而且被迫离职。
北欧诸国如果个人信誉受损，那后果是相对严重的。有些外来移民抱怨北欧工作不好找，怀疑对其有种族歧视所致。岂不知是自己酿下苦果在先，或是两次逃票记录，或嘴馋对湖里野鸭下手，看起来都是小事，其实都是影响整个人生的大事。诚信与守则，北欧一键到底的个人户籍制度，有效地约束了人的道德价值。严惩不贷的逃票措施，全国联网的户籍信息，促使北欧人更加注重自己的个人信誉。
你一定会想知道，为什么北欧人愿意交那么高的税；其次，你才会想为何北欧福利制度不养懒人。
北欧五国中的瑞典，也曾经历过一个曲折的过程。瑞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中立国，免受战火的摧残，由此保全了瑞典的工业，再加上后来采取自由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制度，商品及大量自然资源如木材、铁矿等出口到战后物资极其匮乏的欧洲国家，在重建中大大获利。这长达20年的经济爆炸式增长，使瑞典一跃成为北欧首富。
几乎每个国家在发展前进的道路上都有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时期，这是为国家发展交的学费。瑞典亦不例外。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满血复活的经济促使瑞典政府乘胜开始建设巨型的福利国家制度。高收入、高税收、高福利的模式开始运作，甚至曾经为了缩减社会贫富分化，政府所制定的边际税率竟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102%。所谓边际税率，指征税对象数额的增量中税额所占的比率。比如针对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102%即意味着收入每增加1元，就要多交1.02元的税。所以边际税又称之为负税，即赚得越多，交得越多甚至要倒贴。
许多人开始对不堪负担的边际税产生怨言，并终于在1976年，由瑞典著名童话女作家、写下《长袜子皮皮》及《淘气包埃米尔》等著名作品的阿斯特丽德·林格伦（Astrid Lindgren）引爆。试想一下，如果你每月才挣7000元，交税就要8000元，出去工作了不挣钱反而要倒贴，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的林奶奶当时一怒，大笔一挥写出一篇讽刺小说，毫不留情地尖锐抨击政府制定这种所谓“边际税”的愚蠢政策。这一行为无异于油锅点水——激起了瑞典全国的千层波浪，使瑞典政府及时惊醒，及时开始考虑调整税收及经济政策。
为了拯救国家经济，瑞典政府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实施大规模的经济自由措施，具体到经济改革及自由化措施，减少税收及福利开支，废除行政垄断，减少管制，采取浮动汇率，公共服务亦允许私营企业参与其中，这一国策为大多数瑞典人所接受和认可，并渐见成效。在“从襁褓到坟墓”政府包办的一生中一代代成长起来的瑞典人，因为体会到了这个社会模式给大家带来的福祉，所以不仅心甘情愿交上高额的税收以保证丰厚的福利，也更情愿下一代继续享受这样的福祉，就这样被一代代地传承下来。
单看工作福利中的带薪病假以及福利育儿假，你就知道北欧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已经完全适应了这种经济模式的循环。比如带薪病假，瑞典病假工资一般相当于你正常工资的80%。
说来有趣，很多初来乍到的移民都认为这里“看病不要钱”。但这要看是看什么病。瑞典每个区都有一个小型医院，或称门诊。通常当你感觉不舒服，就近去你所居住的小区门诊。门诊需要挂号费100~200克朗（相当于人民币150块钱左右）。进行简单的初步诊断后，如果需要进一步就医，门诊会负责联系安排你去大医院做正式的检查。除了门诊费之外，其余一切后面的检查诊断都是免费的。通常如果只是咳嗽或者腿疼等小毛病，医生会让你排队等。而这个等的过程是相当漫长的，我自己有过一次亲身体验。
刚到这里的第二年，可能是对花粉过敏，我咳嗽很厉害，简直像哮喘一样，说每晚咳至天明也不夸张。去医院看了，然后医生让等。这一等就半年，再接到复诊通知时，我基本上咳嗽已经好了——硬是我活生生咳好的！
这是通常头疼脑热的病，医院真的很怠慢。凡事有利有弊，这也是免费看病的弊端，不是伤筋动骨的大病，医院是不会白白让你花纳税人的钱的。但是对于孕妇、儿童和重症病人，这方面的医疗福利简直可说惊人的勤谨和到位！尤其重症病人，医院为之付出的包括手术、医药等各种高昂的费用，此时别说几十万，就是花费几百万，医院也会在所不惜，且患者无需支付任何费用。
虽然说是政府包办的一生，但那只限于生活的最低保障。为了有一个更为丰厚的晚年，出去工作是不二的选择，因为退休以后发放的退休金比例，都是以你曾经的工资为基础的。如果不去工作，以工资为基础的这些保障就会大大缩减。
再往下说，如果不去工作坐吃福利，交不上税，强大的福利制度就会崩盘。福利制度崩盘，富足的生活顿时没有着落，生活质量随之大打折扣，罪在自己，而祸及后代。这就是每个自律的北欧人的忧患意识。
何况每个自小接受良好教育的北欧人，即便制度容许，自己也难以接受有手有脚有大脑而不去工作在家坐吃福利的生活。因为北欧人深深懂得，人此一生，并非只为当一个“Soffpotatis”（沙发土豆，瑞典语俚语，指一无所用的家伙）而来。在强大的福利制度背后，你看见的是一群更强大的乐于挑战自己和不断创造生活奇迹的北欧人。也许探索研究真的是有钱有闲有想法的人干的事，北欧多发明创造，与其背后的靠山：丰盛的福利制度分不开！
福利制度像人生的试金石，又像一把双刃剑。这种制度下良好的教育造就了穷其一生不断进步与学习的北欧人，或者称之为北欧精神：不惧改变，勇于探索未知领域。所以当你知道世界上第一张胎儿在子宫里的照片是瑞典人拍的，或者来自于2014年的最新报道之世界首例子宫移植案例——这个在医学领域孜孜不倦探索而取得成功的医学团队，正出自笔者所在的城市瑞典哥德堡。那么瑞典人，乃至整个北欧人，在强大的福利制度支撑下，透过繁杂的生存表象，尊重生命赋予的一生，宁静淡泊却不虚度，热爱学习与探索未知，也就不足为奇了。
参与即权力：一张选票的重量
“闷骚”的北欧人民，大家可以漠视权力，却绝不会漠视自己手中选票所代表的公民选举的权利，这是高度的民主意识和对国家负责的主人翁态度，极少有人弃权。就拿2014年来说，瑞典1000万的人口，有将近700万人参与了投票。也就是说有86%的瑞典人参与了投票。移民也不例外，2014年大选中，3%约20万像我这样的移民均投了票。
大家的选举将决定国家未来四年由哪个政党来执政，行使什么样的新政策。北欧人不屑于参加国庆日，很少高唱爱国歌曲，但是却全都珍视自己的选举权，因为新的执政党关系着自己未来的生活质量，与自我生活息息相关。
瑞典实行多党制，诸如温和党、基督教民主党、社会民主党、自由民主党等，这种政党格局已形成半个多世纪。每四年一次的大选，是瑞典人民举国关注的一件事。无论在电车上、朋友聚会时，甚至酒吧里，都会听到大家讨论各党执政方针利弊会给大家带来的生活上的影响，比如税收的增高等。但讨论归讨论，你若问对方：决定好投哪个党了吗？即便是最好的通常无话不谈的朋友，此时可能也不会直白地告诉你要投哪个党。顶多会保守地告诉你：“还未决定好，在考虑。”
当年，我踏上瑞典的国土不久，就经历了一场瑞典大选。我家夫君自己投选票，也领我见识瑞典人民如何投选票。投票点设在每个生活集聚区，走几步路就到了。沿路各个政党的宣传画报比比皆是，口号无非从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税收、教育、医疗等等方面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
来投票的人不多，穿政府制服的工作人员接待了我们。顺大厅一溜乃各个政党的选票表格，大家排队进入大厅。你选哪个，就拿哪个政党的表格。
有趣的是很多人哗啦啦拿了一大堆表格，几乎每个党的表格都拿了，其实只选一个。我问夫君这是为何，“为了迷惑人呗！”夫君答。这话当时听得云里雾里的，后来才懂了，原来投票给谁是秘密的，只有自己知道就好。甚至夫妻间也不可泄密，就怕两口子选的政党不一样，意见不合打起来，影响家庭稳定团结。虽然是玩笑话，夫妻间投票确实是不带商量的，自己做主。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瑞典人骨子里的独立性。即便是夫妻，也有各自的生活思想空间，自己的生活空间，对方“非请勿入”。
选票大厅里呈半圆形布置着几个表格填写点，用帘子挡着，投票者单个儿进去填选票。我识趣地在外面椅子上等。那次的大选经过票数几近相同的角逐，终于尘埃落定：由温和党、人民党、基督教民主党和中心党等四党组成的右翼联盟获胜，业已连续执政12年的社会民主党以些微差距输掉政权。
提起高福利，很多人只窥一斑，总是认为高福利制度获得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和懒人的选票支持。话有三分道理，但是一般人看不到的真相是：正是交纳高税的中产阶级在支持福利制度中起了关键作用。几十年中，瑞典的中产阶级一直缴纳高税，为了换取良好的退休金，使孩子受到有质量的教育，并获得有效率的医疗。在交完税之后，他们已经所剩无几，没有多余的钱购买私人保险。
这种制度，即个人与社会缔结的一个长期合约，任何有关减税的美丽承诺，都不能中止这个合约。由于中产阶级已经付出了高额的税款，他们因此认为自己有权享受福利制度的回报，这个制度就必须继续下去。
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2014年刚卸任的瑞典首相林费尔德。这位才40出头的年轻首相，其成长经历几乎和我家夫君以及千千万万那一代正当盛年的人的生活轨迹如出一辙：成长时期正是社民党的福利社会大发展的时期。作为这个制度的受益者，林费尔德从一出生就享受儿童津贴，中小学时期享受免费教育、免费巴士和免费午餐，读大学时享受学习津贴。
尽管从父母的创业过程中，林费尔德看到高税收制度下企业家的艰难，因此参加右派党。但经过长期在野和很多次选举失败后，右派党终于认识到：福利制度在瑞典，几乎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社民党的政策是大多数选民所依靠的，凡是想要赢得选举的政党都不能挑战这一政策。右派党因此停止了不聪明的做法，于是，这次选举成为围绕社会民主主义政策的一次竞赛，左右双方较量的中心是：看谁能给人民带来更多的福祉。
瑞典民主党的主张之一，就是排斥移民，尤其是难民。这些从索马里、伊拉克等战争国家来的大批难民，除了一身的恐惧，几乎一无所有。瑞典政府为其免费提供包括住宿、每日生活所需以及孩子教育、医疗等的一切费用。接受难民，热情慷慨地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显示出瑞典这个多元化国家善良、公允和人民从善如流的一面，但也不排斥充斥其中不友好的反对之声，比如以瑞典民主党为代表的一小部分。
但正是这一小部分，成了瑞典两大联合党派谁上谁下的筹码。最近新上任的罗文政府，提出的国家财政预算由于瑞典民主党的搅局遭到否决。预算未通过表决，意味着新政府工作压力重重。不过，只要永远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新政府手里的牌就不会输得太惨。
就业就像挑伴侣，失业不可怕
当我第一次见到在学校里做打扫的这个个子高挑的瑞典金发美女安娜时，惊呆了。其时安娜高中才毕业，还没打算上大学，也就是正在所谓高中毕业后的空当年。在中国，凭这年龄身材长相，随便做个嫩模月赚几万不成问题啊！可是，这个美女，是在做清洁工。好奇之下，就问她为什么做如此选择。“为什么不呢？”她热情开朗地和来来往往的学生打招呼，“这个工作的时间很适合我，早上7点上班，下午3点下班。然后有几乎一整天的时间可以由我支配，做我喜欢的事情，我觉得很适合我！”我当时无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