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17日—1942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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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茨委员会的委员们，除海军上将斯坦利之外，于次日晨10时前在史汀生的办公室开会。会上这位部长说，陆、海军愿跟委员会充分合作，而且他认为这并不是陆军对海军或海军对陆军的问题。然后他转身问诺克斯，“怎么样，弗兰克”？“完全正确。”
由于拥有这样一个威望显赫的委员会，罗斯福受到称赞。选任最高法院法官罗伯茨特别赢得了喝彩，正像一位著名法官所写的，这就保证了“对12月7日发生的不愉快事件的整个事实将以一种不可辩驳而令人满意的方式透露出去”。尚未提及的是罗伯茨大法官还曾经是威廉·艾伦·怀特援英机构的一名干将。
赫伯特·胡佛因弗兰克·麦科伊将军新官上任而向这位老友致意。然后抱歉地告诫说：
在1941年11月26日向日本人递交赫尔的最后通牒时，我和很多其他有经验的人就认为迟早是要打仗了，而且这样说了……我的看法是：国务院是否已经把最后通牒及其严重含义通知了陆军和海军？如果通知了，那么在华盛顿的陆海军部的头头是否已转告给了前线部队？现在我提出这个问题的唯一理由就是觉得由于上层的动作或未有动作而使太平洋地区的一些海军或陆军的将军成为替罪羊，造成极不公正的后果。
在上午10时左右，委员们（还是不包括斯坦利在内）在走廊那头的2309号会议室开会。马歇尔将军在几句开场白之后，在作战计划局局长伦纳德·T.杰罗将军协助下概括叙述了要发给肖特将军的一些警告电文。
斯坦利刚刚在华盛顿机场着陆。他在担任海军作战部部长职务四年以后于1938年退休，现在又奉命立即从圣迭哥赶来向海军部长报到。他为人直爽、坦率，对他认为是笨蛋的则不留情。“好，将军，”诺克斯向他表示欢迎说，“我们像往常一样，一遇到麻烦就得找你帮忙。”斯坦利开始还摸不着门儿，不知诺克斯是什么意思，直到部长向他说明有关委员会的情况之后才恍然大悟。“这可是你的第一个差事，将军。”
斯坦利发现罗伯茨大法官坐在桌子顶端，旁边坐了三个人，显然是他的同僚，但麦克纳尼将军又在那里干什么呢？陆军总参谋部的成员有什么资格当委员？他怎么能对华盛顿在这一事件中应负的诸多责任有个客观的看法？事实上，他自己就有些偏见。“我根据切身体验得知我们在珍珠港基地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而肖特和金梅尔对此毫无责任。”
“喂，贝蒂，”斯坦利向现为证人的斯塔克打招呼，两人握了握手。他被引见给罗伯茨大法官并与其他委员们寒暄。
对斯塔克的询问一结束，斯坦利就下决心要搞清楚他所参与的是怎么回事。他问道，这个委员会到底是陆军的、海军的，还是联合的？是按陆军、海军还是文职的程序办事？他们能否传唤证人，主持宣誓并听取证言？“得到的回答一点也未打消我的疑虑。”这是个没有先例的混合委员会。记录员没什么或根本没有军事法庭的经验，海军陆战队的一个上校竟当上了执法官。最令人吃惊的是没有一个证人是宣过誓的。斯坦利对于如此不正常的现象感到震惊，在他强烈抗议之下，同事们同意让国会通过一项联合决议，赋予他们传唤证人和主持宣誓的权利。这件事为什么没有及早办，尤其是这样一个由最高法院法官领导的机构？这令斯坦利感到费解，莫非这样奇特组合的机构是故意不正规地建立起来的，以便洗刷华盛顿当局的败绩并嫁祸到肖特和金梅尔身上？斯坦利担心的是万一得投票时，他只有麦科伊能依靠。
当天，众议院讨论了关于这个委员会的情况，一位来自密歇根的民主党议员对它大加赞扬。他说：“毫无疑问，只要在大法官罗伯茨先生主持下，证言一定是公正和无所畏惧的，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也会如此。一些由于军事需要而不能披露的事实，只要这个委员会保证封存这些资料是必要的，人们就不会感到不安了。”
第二天上午10点，委员会又在2309室开会。委员们听取了陆、海军情报首脑和陆军部负责通讯的官员的汇报。在午后不久休会前，陆、海军已把“可以提供当时珍珠港情况的所有文件”都交给了委员会。
这是罗伯茨大法官的想法。然而除了12月6—7日的那份14部分电文外，其他许多截获的“魔术”密码电文一份都没有，而没有这些材料，委员会就无法断定华盛顿在受到袭击之前到底了解多少情况，其中又让金梅尔和肖特知道了多少。
根据这两天未经宣誓和记录的证词，委员会制定了计划。委员们在下午4点17分离开华盛顿机场去夏威夷时普遍感到，他们已经为继续进行调查做了充分准备。
经过漫长而乏味的旅途之后，他们于22日晨7时20分抵达檀香山，当天在谢夫特堡做了准备工作，直到次日晨9时才开始询问陆军的第一个证人肖特将军。肖特说他认为马歇尔11月27日的通知是命令他防止群岛上为数众多的日本人搞破坏暴动和颠覆活动的，虽然通知他“随时可能发生敌对行动”，但同时又告诫他要让“日本先公开发难……”对他认为必要的侦察和其他任何措施“都应当在不惊动当地老百姓或暴露意图下进行”。当天他就答复说：“陆军部已经戒备防止暴动。已与海军联络。”两天后他又发电详述了他对颠覆活动采取的预防措施，而从未有人对他说过他对命令理解错了。
圣诞节那天，委员会没有安排会议。一大早尼米兹就坐水上飞机从华盛顿来了。飞机在珍珠港的滔滔波浪中停了下来，机门打开后，一股黑色石油、烧焦的木头和烧焦腐烂尸体的冲天臭气迎面而来。在冒着连绵大雨乘汽艇驶往海岸途中，一位陪同军官解释说，在港内驶行的那些船只正在打捞尸体，不断浮上海面的尸体都已经涨得奇形怪状了。尼米兹低声说：“看到这些舰只沉掉了真可怕。”早餐之后金梅尔来见他，通常傲慢的金梅尔好像腰也软了，人也缩了一块。“我很同情你，”吃了一惊的尼米兹说，“这种事谁都可能会碰上。”
华盛顿仍然处于冷漠无情的气氛之中。三天前抵达、来参加会议的丘吉尔和总统一起到铸铁厂卫理公会教堂去做礼拜。马歇尔将军跟夫人待在家里吃圣诞晚餐。但是斯塔克一家人，包括四个孩子在内，却在款待友人，大厅里摆着欢快而带有节日气氛的圣诞树，树的周围放着许多礼品。史汀生一早就去骑马，然后开车去办公室。
转天，丘吉尔在国会谈到英国非常感谢美国给予的所有援助。这段时期确实有些沉闷，但从大西洋彼岸也传来些喜讯：希特勒在利比亚损失惨重；从美国运送物资的生命线畅通无阻。“如果说美国在太平洋的一些地方遭遇不利，我们深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你们向我们提供保卫不列颠诸岛和利比亚战役所需的军火而造成的。特别是由于你们对大西洋之战必不可少的支援，才使其得以成功而顺利地坚持下来。”
27日，罗伯茨委员会搬到了珍珠港。那天，他们在潜艇基地的军官餐厅里询问金梅尔。这位海军上将带着老朋友海军少将罗伯特·西奥博尔德帮他找出跟证词有关的文件。罗伯茨笑着对西奥博尔德说：“当然你不是以辩护代理人的身份待在这里，因为你和金梅尔将军都知道他并没有受到指控；他并未处于被告的位置。”西奥博尔德一声不吭地鞠了一躬，他觉得罗伯茨这番话莫名其妙：既然对美国舰队司令官进行调查，又怎么能不把他当作被告，而且没有代理人呢？
傍晚时，罗伯茨开始“用大嗓门，实际上更像是个低级法庭的见习律师的样子”来询问金梅尔。金梅尔觉得，他自己未被当作证人而是被作为有罪的被告来对待，罗伯茨倒像个检察官而不是法官，斯坦利将军也很不痛快，看来罗伯茨对金梅尔发火是因为他在向委员会陈述时不如肖特那么有条理。其实大法官应当知道，将军的大部分幕僚在珍珠港遭攻击后都在海上，金梅尔单靠自己写不出一个全面的报告；再说，并没让金梅尔出席在谢夫特堡进行的调查，所以他不知道已经提供了哪些证词或文件材料。
休会后，罗伯茨、里夫斯和斯坦利一起去通讯安全部主任约瑟夫·罗彻福特海军中校的地下室指挥部。当两位将军跟罗彻福特密谈时，罗伯茨要情报官员贾斯帕·霍尔姆斯海军中校把遭到突袭时的航海图和日志拿出来看。霍尔姆斯还谈到了自袭击珍珠港以来在破译的日本领事馆原来的电报中所发现的有关情况。霍尔姆斯难过地说，只要他们在日本袭击之前就拿到了领事馆的电报，便能使日本人偷袭不成。霍尔姆斯不知道其中许多电报在日本偷袭之前就被华盛顿破译了。
第二天，罗伯茨一定是感到自己太凶了而有些不自在，为此向金梅尔作了点像是道歉的表示。尽管金梅尔内心十分激动，他还是回答说“不想对于迄今为止受到委员会的对待表示异议”。
随着询问的继续进行，斯坦利清楚地认识到，69岁高龄的里夫斯上将，这位海军航空兵组建时期的老战士，跟罗伯茨一样深信两位夏威夷的指挥官，特别是金梅尔，是完全错了。斯坦利不能同意这样的意见。“我认为由于斯塔克将军和马歇尔将军在华盛顿有这么多情报，他们俩也都有罪。”
金梅尔因没有机会跟其他证人对质或对他们谈的问题提供的证据而有些灰心。他不知道别人讲了些什么，拿出了什么材料做证据，因为每个证人对证词都是保密的。
新年过后委员会再次开始询问时，斯坦利问金梅尔手下的情报官埃德温·莱顿少校：“华盛顿的海军情报局是否有对估计形势得出结论所必需的全部情报？”“有。”“如果是这样，那么他们在估计整个形势上是不是比你们这儿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呢？”“体制就是这么定的。”
这样问下去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对华盛顿的批评，于是罗伯茨把话接了过去。“如果你是美国舰队总司令的情报官，你不会想华盛顿当局会向你隐瞒对于重要问题有价值的情况吧？”
“是的，先生。”莱顿说。1月5日，罗伯茨委员会在皇家夏威夷旅馆300号房间开会。那天早晨，约曼·肯·默里带着一个大盒子陪同金梅尔来到旅馆，盒子里装的是有关将军在整整10个月里努力改进珍珠港防御工作的来往信件。默里不能进听证室，他在门外坐了两天，也没被传唤，最后才通知他把材料带回司令部归档。
罗伯茨从华盛顿带来的两个速记员效率不高，这又给金梅尔和肖特添了麻烦。两人一个是成年人，几乎或根本没有做法庭记录的经验；另一个只有十几岁，甚至连自己做的记录都念不下来，漏掉了大批材料。金梅尔发现他开头几天的证言记录得乱七八糟，他自己用一天半时间才修改好，他陈述的主要内容全都被遗漏了。西奥博尔德向记录员提出抗议，他说罗伯茨反对做大量修改。西奥博尔德解释说，金梅尔并不是想对他的证言做任何修改，只是要求跟他向委员会的陈述相一致。他们回答说，罗伯茨“反对修改证词，只许把错误的地方打上号，而把改过的陈述作为给委员会报告的附件”。但是看材料的人谁会不厌其烦地隔几个字就翻看一次附件呢？
尽管西奥博尔德向斯坦利呼吁，斯坦利仍重申罗伯茨是不许修改原始记录的。西奥博尔德抗议说，“可罗伯茨只是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还有四名军方委员，他们一定知道怎样处理在军事法庭上所作的证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