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罗伯茨想操控整个委员会的活动吗？
“西奥博尔德，”斯坦利说，“你跟金梅尔都很明白金梅尔在这场质询中所面临的问题，对吧？”
“我们当然都知道。”第二天早晨，金梅尔自己当着斯坦利的面再次向罗伯茨提出要求。罗伯茨说：“将军，您并不是在受审。”“言辞改变不了事实。”金梅尔说，“在美国老百姓眼里，我就是在受审，你再说什么也改变不了。”1月10日，委员们离开檀香山，第二天到达旧金山。在乘火车去华盛顿的途中，他们着手起草调查结果报告。抵达华府当天晚间，斯坦利向诺克斯作了汇报。“部长先生，在此情况下有必要解除金梅尔将军和肖特将军的职务，然而我又对金梅尔不得不走感到遗憾。在珍珠港进行调查期间，我从未看到过舰队处于效率如此之高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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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们用三天时间写完了调查结果报告的草稿。然后，19日在海军大楼2905室花了很长时间询问马歇尔将军。他们对他极其慎重，不像对肖特和金梅尔那样。问了他几个尖锐问题，但没问使他难堪的问题：一是11月7日发给斯塔克的警报，二是日本人攻击很久以后收件人才收到12月的警告。他对第二份电报用商用电报而没用无线电和电话发所做的解释，委员会按照他说的接受了，也没问他为什么在那个要命的日子里参谋长到上午11时25分才上班。
第二天（20日）上午，委员会举行办公会议，起草报告。当天晚上，委员会主席在同事、最高法院法官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家中进餐，史汀生也在座，他1906年担任南纽约州地区检察官时起用刚从哈佛法学院毕业的弗兰克福特在几起托拉斯诉讼案中当助手。“我们一直待到午夜，”史汀生在他的日记里写道，“跟罗伯茨谈到他在夏威夷时形成的看法，这个看法跟现在尚未打算公布的决定有所不同。他跟我一样对海军的防御精神有着深刻印象。对于夏威夷在现代海空战争情况下已不再是个安全前进基地这一事实，他跟我的看法也一致。”史汀生很高兴罗伯茨完全同意派更多的军队去夏威夷。“我们一直坐到半夜，这一晚收获很大。”
在以后几天中，海军大楼的客厅成了战场，里夫斯认为错全在金梅尔身上，而斯坦利则强调应由华盛顿负责。两人的矛盾公开化了，实际上他们之间的敌对得追溯到斯坦利担任海军作战部部长的时候，当时他拒绝推荐里夫斯再任太平洋舰队司令。据斯坦利推测，里夫斯的这口怨气“一直憋到我们俩都退休后很久，看来一直影响到他在罗伯茨委员会跟我共事时的表现”。
斯坦利对于同僚所持的偏见非常震惊，他告诫诺克斯，如果金梅尔受到军法处置，他就一定要亲自去管此案，而且要亲眼看到金梅尔被宣判无罪。然而诺克斯却成功地说服他跟这帮人一道工作，斯坦利同意不提不同意见的报告，以免分裂国家并有损于战争努力。23日，他在罗伯茨报告上勉强签了名，虽然后来他曾写过“并未反映出全部、真实的情况。委员会的确对于一些罪行的调查结果作了如实陈述，但许多情况被删掉了，因为总统在设立这一委员会的行政命令中已经明确地限制了它的权限”。罗伯茨本想把报告直接向报界宣布，而罗斯福却一定要先过一下目。总统花了两个小时对文件做了通盘研究，向罗伯茨提了几个问题。然后对看到的文件表示满意，他说：“有什么理由不全文发表吗？”“没有。”罗斯福从桌子上把文件扔给秘书。“全文发给各报社在星期日刊出。”
第二天，史汀生用了整个早晨阅读报纸关于这份报告的报道。他跟罗斯福一样高兴。“这份报告好极了，坦诚公正，对事实做了透彻研究。它绝对彻底地指出了12月7日在夏威夷防御中的错误。”史汀生认为委员会干得很好。结论中说，赫尔和诺克斯都履行了他们的职责，不断地向陆军部和海军部通报跟日本谈判的进程和意义。马歇尔和斯塔克也尽了责，互相磋商，并向上请示报告。而且，他们还通知了肖特和金梅尔可能出现敌对行动并命令他们采取适当措施，从而尽到了指挥上的责任。
报告结论说，夏威夷缺乏戒备的责任在于金梅尔和肖特未能“根据那些警告进行磋商与合作，采取必要的行动，也未根据华盛顿陆海军和指挥部首脑的命令采取措施”。
尽管陆军部的一些军官因使肖特认为主要危险只是破坏活动而受到不点名的责备，但是罪责却归于肖特和金梅尔。“日本人的攻击完全出乎指挥官们意料，也未做出相应的迎击。两人都对情况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这种判断上的失误是攻击得逞的原因。”
有人请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艾尔本·巴克利发表意见。他说报告“对事实有着全面而令人钦佩的见解，而且老百姓确应认为没对他们隐瞒任何情况”。他还说，报告应消除一切猜疑，“现在大家都知道了真相”。
美国大多数老百姓都同意报告的结论。大批信件涌向白宫，要求立即采取惩罚措施。伊利诺伊州橡树园的赫尔曼·格罗思太太在信中写道：“我希望，在你做出惩处他们的决定之前，金梅尔和肖特就结束自己的生命，这样就起码和忽视那些美国好小伙子们的生命那样，不对自己的生命看得那么尊贵了。”
如此，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珍珠港事件的争论显然是结束了，但也有不少人认为罗伯茨报告片面、有偏见。海军中将约瑟夫·陶西格在给金梅尔的信中还是认为，尽管罗伯茨委员会调查结果是这样，但“不论是失职还是在判断上你都没有任何罪过”。他说：“我对于夏威夷防务和太平洋地区情况的研究也许不比那些高官们多，但也不比他们少。我在陆军学院里八年，还当过舰队参谋长和海军作战部副部长。我一直认为整个事件的全部责任在华盛顿。但的确，我也无法找出罪犯。他们得找个替罪羊，于是这个屎盆子就扣到了你头上，而实际上应是当时的总司令本人。”
国会里也有人支持金梅尔和肖特。民主党参议员戴维·沃尔什提出，罗伯茨的报告删去了一些“公众将会要求它说明的重要事实”。
小罗伯特·拉福莱特参议员指责说，华盛顿应负某些责任。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虽曾建议罗伯茨跟总统私下谈一谈，但是连他也感到关切。那天他跟罗伯茨说：“报告的字里行间能……使我回想起许多东西。”他说，陆军总参谋部和海军作战部里一直存在着“珍珠港司令部里的那种呆滞和难以想象的精神状态”。
那天早晨，肖特在俄克拉何马城看到罗伯茨报告时惊呆了，马上给马歇尔打电话说：“忠心耿耿、出色地干了近40年，竟被控告失职，实在无法理解。”马歇尔跟他有39年的交情，是个可信赖的朋友。这位参谋长说他还没看到报告，他一直在纽约。
“我该做些什么？”肖特问。心里惦着国家和战争的他是否应当退休呢？“顶住，”他的老友说，“但是如果有必要，这次谈话便是根据。”肖特回答说他把自己全交给马歇尔了，因为他相信马歇尔的判断和忠诚。
肖特后来写道：“挂上电话后，我想让马歇尔以这次谈话内容为根据对他不大公平，故写了一份正式申请附在我给他写的信里。”
亲爱的马歇尔将军：我非常感谢你劝我目前不要提出退役的请求。当然，在当前情况下我很愿意留在现役名册上并接受你根据需要给我的任何任命。但我还是附上了申请表，以便你适时用。
之后，肖特指出，罗伯茨报告并未谈到在日本偷袭时已从本土飞来的12架B-17轰炸机，它们只有基本的机组人员，没有弹药，枪支涂满了保护油。肖特写道：
据我看，这充分证明陆军部跟我的看法是一致的，即对夏威夷军区来说，最危险的是破坏活动。所以尽管自11月28日起我已经采取预防措施，但部里并未命令我采取行动来对付空袭……我将十分感谢你在我的案件中所能做的一切。
星期一早晨，史汀生跟马歇尔商量对肖特该怎么办，因为总统已把此事交给他们去处理。马歇尔说肖特已给他打过电话申请退役，斯塔克希望金梅尔也能这么办。史汀生告诫他这么匆匆办理会有风险：“因为我担心会给人们一种印象，似乎由于我们内疚而想对这些人从轻发落。当然这种推论对于双方来说都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在法律上退役对军法审判并无影响。另外，我向马歇尔指出，据我看，罗伯茨的报告对事实的分析很正确，我们也就可以放心了。国会和报界已经表示要究根问底。受害者和孤立主义者们也继续在国会里喊叫，但看来这个报告能够经得住这种种考验。”
让史汀生大为吃惊的是，来自报界和国会的抗议声甚嚣尘上，他们要求进一步调查。当天《华盛顿时代先驱报》的一个专栏作家评论说：“罗伯茨的报告弄得联邦调查局、海军情报局和军事情报局具有很大嫌疑”，“国会应当穿过疑云把玩忽职守的罪责适归其主。”纽约城两家大报都表示同意。《纽约时报》反对罗伯茨的结论，说“好像刷地一下就彻底为华盛顿的首脑们开脱了罪责，又轻易地说他们都‘尽到了责任’”。《纽约先驱论坛报》指责说：“对于珍珠港事件缺乏预见的问题是在上面。”
国会里，由巴克利领头的民主党忠诚议员们不消说都表赞同，而爱对当局挑剔的人则不消说都持怀疑态度。杜威·肖特参议员感到这一罪责华盛顿也跑不了。“这是我们应当开掉这帮无能家伙的时候了。我们这里有一帮官吏20年里无所作为，他们应当受到军法审判。”另一个孤立主义议员走得更远，他要求对史汀生和诺克斯进行调查。
对行政部门的攻击在星期二蔓延开来。众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要对珍珠港事件进行“全面研究”的势头愈来愈猛。参议院也出现了类似的造反，以至总统顾问哈里·霍普金斯深为关切，在一份机密备忘录中谴责海军事务委员会主席、参议员沃尔什，说“他对英国的仇恨甚于对我国的关心”。霍普金斯指责另一参议员“满脑袋纳粹思想”。
尽管指责之声震耳，史汀生仍然表示相信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他给罗伯茨写信说：“匆匆写上几句，以表达我的看法。我认为你和你的同事出色地写出了珍珠港灾难的报告，它是一个杰作，是在仔细研究分析难以弄清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进行了坦率而准确的陈述。”
两天以后（29日，星期四），国会的民主党人发动了攻击。众议院海军事务委员会的会议以14比6击败了要求进行调查的动议。“委员会这样投票真令人遗憾，”明尼苏达的一位共和党众议员颇为反感地说，“罗伯茨报告基本上没解决什么问题。把罪责归咎于地方，但这并不是发生珍珠港事件的真正原因……”
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约翰·W.麦科马克一直不断地向罗斯福报告争论的进展。他曾提醒说，海军事务委员会第二把手、少数党成员詹姆斯·W.莫特要求把罗伯茨委员会的速记报告及文件拿到委员会上来。罗斯福反应激烈，在给麦科马克的信中说：“如果你认为我把莫特找来训导一顿战争该如何进行的做法好，我可以做。”然而用不着这样做了，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把莫特的要求束之高阁。参议院里要求调查的类似提议也被扼杀了。
看来一切都置于控制之下。那天晚上史汀生写道，在记者招待会上向他提出的有关珍珠港问题，“回答得很顺利”。但是批评并未从此停止。一周之后，杂志也开始评论了。《美国新闻》的戴维·劳伦斯明确地指责罗斯福应对未能协调好防务负责，他的陆、海军参谋长应该确切地知道金梅尔和肖特已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劳伦斯希望这两位指挥官不要成为华盛顿失职的替罪羊。该刊在后面的一期里公开指责当局压制国会调查。
至此，罗伯茨的报告显然只是为更大规模的调查打开了大门。这一调查很难说何时开始，但肯定是要进行的，因为文职人员和军界里的不满、猜疑和抱怨之声早已纷至沓来。“我实在难以想象任何一个令人尊敬的人在回忆他担任委员会成员时所干的事情，会不深深感到羞愧。”这些话是那位将太平洋舰队移交给金梅尔的J.O.理查森上将说的。他还说：“在我一生当中，从未在这个国家里看到一件比这更可耻的事：政府里的文职官员竟无分担让日本人成功突袭珍珠港的责任之意……”
“我坚信，总统意识到对珍珠港造成的损失时不知所措了，命令设立了罗伯茨委员会。他认为这样就能把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到珍珠港上，从而保住自己的乌纱帽。”
那些位高权重的现役海军上将们对理查森表达的愤慨颇有同感。海军新上任的首脑金上将后来写道：“据我看，这个委员会并没有抓住真正该抓的东西，而只是找了个‘替罪羊’来承担珍珠港灾难的责任，以满足大伙的要求。例如，既没有问过金梅尔将军什么重要问题，也没给他正当机会为自己辩解。事实上，他跟肖特将军都由于政治上的需要而‘被出卖了’。”对珍珠港事件真相继续进行掩盖是经过总统批准的，其借口是揭露全部真相将不利于战争努力。然而这里却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动机：罗斯福是否耍了什么花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