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发现的问题：公主岭地区：张作霖当局在接近满铁站前附属地的自己领土上，设税务署，对满铁购进的土产品等物资课以重税。因此，中国老百姓不得不拒绝向满铁提供物资。对四平街、开原、铁岭等地区视察的结果，情况与公主岭相同。关于物资运输的情况，同上一年同期相比，满铁的运输总额减少60%。大郑铁路沿线地区：大郑路（原称打通路），是张作霖为了对抗满铁，修建的与满铁平行的铁路。从大虎山车站至通辽车站间，乘火车视察了物资的集积情况。发现张作霖方面物资的集积和运输同上一年同期相比增加一倍。沈海铁路沿线地区：根据沈阳至海龙间的调查，张作霖方面同前一年同期相比，物资的运输量增加30%。
调查后的对策：向满铁总裁山本条太郎报告调查情况，今后满铁方面不再依靠中国方面运输物资，决定将煤炭的年产量600万吨增加到1000万吨（扩大抚顺矿的采煤计划），从大连的甘井子运往日本，解决满铁的运输问题，从而突破了由于张作霖妨碍而造成的运输僵局。在1000万吨煤炭中有400万吨运往日本。日本投降时煤炭产量为2000万吨，其中700万吨运往日本。
我在此次调查中身着便服，自称满铁员工，隐瞒真正身份。
第五次旅行地点及旅行目的
1．旅行时间：1927年8月上旬（约三天）。
2．旅行地点：锦州以西50公里的高桥镇。
3．参加人员：河本大作、石原莞尔、川越守二。
4．旅行目的：根据东方会议决议解除张作霖军队武装实行地点现场调查。
调查情况：高桥镇在地形上作为解除张作霖军武装的地点最为有利。这里可以面向铁路修筑侧面阵地；同时在设置炮兵阵地和进行联络等方面也都具备有利条件。负责解除张作霖军武装的第十师团长白井二郎陆军中将和第十师团旅团长福岛恪次陆军少将也同时到该地视察，并向他们传达了根据关东军作战计划制定的具体实施计划。
决定在未来的“满洲问题”上起用溥仪
1929年10月，我因张作霖事件受到停职处分，住在日本京都稻荷的自己家中时，溥仪的翻译墨田七郎带着溥仪的亲笔信和奉天张学良军的模范团团长荒木五郎的介绍信，以溥仪代理人的身份前来拜访我，并转达了溥仪的要求。溥仪希望同我就满洲问题的前途共同商讨。为此，要求我能去天津和他研究今后双方的联系问题。
于是我便前往东京同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取得联系。经他批准，决定由我前往旅顺，同板垣征四郎（关东军参谋）和石原莞尔（关东军参谋）共同研究将来在处理满洲问题时是否起用溥仪的问题。然后，我便以民间人的身份随同墨田七郎一同前往天津。途中，在旅顺同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进行了会谈。通过会谈，我们在以下三个问题上取得了一致意见：1．就溥仪的性格而言，不可能再投靠别人；2．由于溥仪曾经是清朝皇帝，因此在对外政策上阻力较小，有可能比较自然地对外进行伪装；3．满蒙的老百姓对溥仪怀有厚意和亲密的感情。
根据以上三点，结论是决定在未来的“满洲问题”上起用溥仪。但是我们三人又一致认为暂时只能让溥仪做执政，而不能做皇帝。其理由是，如果让溥仪从开始就做皇帝，那是皇族旧臣所求之不得的，但必将弊端百出。例如溥仪当上皇帝，他的妻子就是皇后，而皇后的弟弟必然成为皇族。同时，宫中的设备也需要耗费大量经费，谒见皇帝还需要有许多繁文缛节，为了省去这些麻烦，我同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共同研究决定，还是先做二三年执政为好。
到达天津后，在英租界的溥仪亲戚家中会见了溥仪。参加会见的除溥仪和我以外，还有翻译墨田七郎和溥仪的财政管理人朱某。会谈的主要内容有：
1．关于打倒张学良问题。溥仪的意见是，希望能像打倒张作霖那样打倒张学良，如果东北的实力派被推翻，对于自己去东北可能更为有利。我说：日本是否要打倒张学良，占领东北，还不清楚。能否按照你的愿望实现，也还是疑问。日本当局自有日本的满洲问题处理方针。这一点希望你能清楚。
2．关于溥仪要求向日本提供机密费问题。溥仪提出，如果在东北举事，想必需要大量机密费，自己有许多珍宝和毛皮，可以卖掉充当机密费。另外，你现在已从军队退出，恐怕在经济上也有困难。我回答说，我是按着日本自身的想法和打算行事的，能否满足你的希望与要求还是个问题。经费是需要的，但这是个很麻烦的问题。这样，我拒绝了他关于提供机密费的要求。
3．关于将来日本解决满蒙问题后，溥仪是否有意去满洲问题。我说：将来日本如能顺利地占领满洲，你是否有意前往？溥仪说：我早已想去东北，正因为如此，我才派人去日本同你联系的。
如上所述，溥仪进入伪满洲国政权是由他主动同日本联系的，而第一次交涉是由我进行的。
这次旅行我是由旅顺到大连，再乘船到天津，住在天津市日本租界曙町的扶桑馆。1929年10月，我从天津乘船返回大连，再乘火车去旅顺，在车中恰好同前去旅顺的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相遇，我向他们汇报了在天津同溥仪会谈的情况。回到东京后，又向小矶国昭汇报了同溥仪以及同板垣、石原会谈的情况。
关东军为制造“九一八”事变进行的准备工作
在政治方面，利用中村震太郎事件和万宝山事件，在满洲问题上大造舆论。关东军要求满铁经济调查局拍摄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的现场照片；又派满铁总务部长平岛敏夫组织宣传班，进行调查，利用调查资料在国内大肆宣传，使舆论沸腾。当时的满铁经济调查局长是田所恭次，满铁经济调查局委员长是十河信二（十河在“九一八”事变后任满铁经调会委员长，当时无此调查机关）。同时，关东军还和参谋部本部部员取得联系，并约定，当满洲事变爆发后，如果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对关东军采取消极态度，便共同发动政变。
在军事方面，1931年6月板垣征四郎说服陆军省人事局长冈村宁次，于1931年7月任本庄繁为关东军司令官，取代了菱刈隆。1931年8月，由旅顺要塞重炮兵队长川村奎三大佐将旅顺要塞炮，两门24厘米的榴弹炮运至奉天独立守备队的练兵场，瞄准奉天督军公署和北大营，做好射击准备，这对于“九一八”事变当时的战斗行动具有决定性意义。
我在东北也参预了“九一八”事变的准备活动。1931年9月3日，参谋本部第二课课长重藤千秋要求我给奉天特务机关送去机密费五万日元，并在奉天同板垣会见。1931年9月4日上午5时我从东京羽田机场出发，在朝鲜京城机场换乘，于当日下午5时抵达奉天。我立即赴奉天特务机关拜访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但他不在，我便将重藤千秋委托交付的5万日元给了副机关长花谷正，用以炸毁柳条沟和太子河铁桥。这5万日元是经重藤千秋从中斡旋，从东京赤坂区的一个股票商人藤田勇处借到的。藤田勇是重藤千秋的亲戚，一共借了10万日元，并约定日后侵略东北成功，以十倍的金额归还他。后来，经我同藤田交涉结果，只还给他60万元。
我在奉天期间，曾与板垣征四郎进行了会谈。会谈地点是奉天市琴平町的金六饭店。参加者有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和我共三人。会谈决定，由我同满铁交涉，要求满铁在关东军侵略东北时，要全力配合；其次，由我同朝鲜军参谋神田正隆交涉，当关东军在东北采取军事行动时，朝鲜军应不失时机地越境支援。
会谈后，我于1931年9月8日下午从奉天机场出发，当天下午到达大连机场，下榻在大连大广场的大和旅馆。我在大连期间，曾到大连市星浦大和旅馆会见满铁经济调查局委员长十河信二，向他传达了我同板垣、石原会谈的结果，即关东军为了打破满蒙问题的僵局，决定以武力解决，这是为满铁寻找出路和打破满洲日侨僵局的唯一办法。而满铁的基层干部虽然对关东军的军事行动表示愿意积极配合，但上层干部态度消极，希望十河信二能争取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在关东军采取军事行动时，能及时地给予积极的配合。
1931年9月9日上午5时，我从大连机场出发，当日上午7时抵朝鲜京城机场。由于关东军已于事前做好安排，朝鲜军参谋中山蕃代替神田正隆参谋前来迎接并同我会谈。我向他转达了关东军的意图，即关东军已决定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希望当关东军采取军事行动时，朝鲜军能不失时机地越境出击，不使关东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
1931年9月9日下午l时半，我从京城机场起飞，当天到达福冈，住在我的亲戚、开业医师高冈达也家中。9月10日乘火车从福冈返回东京，9月11日到达东京。当即赴参谋本部会见第二课课长重藤千秋，向他汇报了给奉天特务机关副机关长送去机密费五万日元，以及同板垣、石原等会谈决议等情况。
（中略）
我与参谋本部部员在东京共同策划的10月事件：
1931午9月19日奉天的日本浪人甘粕正彦和奉天宪兵队长三谷清，给东京的参谋本部第二课长重藤千秋发去电报，内容是：“我等已动手，东京同志健在否？”这封电报不是发给参谋本部的，而是发给“九一八”事件阴谋集团的一封私人电报。收到电报后，他们便在政友会议员三木武吉在东京牛込区若松町经营的松枝饭店举行集会。经过分析，认为陆军大臣南次郎和陆军省对关东军持反对态度，只有参谋本部第二部长建川美次对于关东军是同情和支持的。于是会议决定要观察和等待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改变对“九一八”事件的态度。当时，桥本欣五郎和长勇等人主张为了建立一个能支持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政府，应立即发动政变。
1931年9月末举行第二次集会，地点仍在松枝饭店，新参加者有海军航空司令小林省三郎。会议的内容是，由于“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对关东军一直持消极态度，所以决定于10月18日发动政变。会后四天，为了要爆炸陆军省、参谋本部、警视厅，我去霞浦拜访了航空队司令小林省三郎，他却说海军航空队现在没有炸弹，态度消极，以致使爆炸计划破产。
桥本欣五郎始终坚持发动政变，同驻东京的各部队积极联系；我也对近卫骑兵联队长小川正辅和近卫步兵第四联队第三大队长田中信夫进行说服动员，以便在发动政变时，能顺利地进入宫中。
但是，由于根本博中途叛变，将上述计划向陆军省人事局长冈村宁次进行了告密，冈村又报告给陆军次官杉山元。杉山元命令东京宪兵队于10月8、9日两天逮捕了同“九一八”事变有关的人和参谋本部的几名部员，分别囚禁在箱根、热海和千叶等地。至此，政变以未遂而告终。当时，我之所以未被逮捕，是由于板垣和石原不希望此次事件牵连到陆军以外的人，所以名单上可能没有我的名字，我想这大概就是我没有被捕的原因。不过，这次逮捕也只是为了压制政变而采取的权宜措施，被捕的人只被拘留了十天便释放了。
10月事件虽然未遂，但在其压力下，经内务大臣安达谦藏呈报内阁总理大臣，于1931年12月13日内阁更迭，由荒木贞夫代替南次郎任陆军大臣。
我就上述情况，即“九一八”阴谋集团被捕人员的释放、陆军大臣的更替以及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对关东军态度的转变等，同板垣和石原取得联系，并询问是否还有必要发动政变。板垣和石原回信指出，陆军省对关东军既然采取积极态度，就没有必要再发动政变了。于是决定放弃发动政变的阴谋，这就是所谓的10月事件。（注：“九一八”事变前，河本由东京来沈阳给花谷正送“机密费”的时间，几次交待不一致。）
动员满铁和朝鲜军，在一旦有事时望能对关东军给予积极的支援
“九一八”事变前夕，我正住在东京涩谷区园山家中。9月8日清晨，接到参谋本部重藤千秋（大佐）课长电话，要求我立即去参谋本部。当我赶到，重藤拿出用纸包着的5万日元，并说，此事难以委托他人，特烦前辈代劳。要求我尽快乘飞机将此5万日元亲手送交奉天特务机关辅佐官花谷少佐。我以金额过大而抱有疑虑，询问重藤可否电汇。重藤表示，为保密起见，必须亲身携带。我预感到奉天可能正在策划某种行为，当即承诺，着手准备9日飞往奉天。次日晨从东京出发，经大阪、福冈、京城（汉城），到达新义州后，因天气原因飞机停飞，便改乘安东始发的夜车，于10日晨抵奉天，立即奔赴特务机关，将纸包的5万日元亲手交与花谷正少佐。花谷向我诉说了缺乏机密费等实情，表示十分感谢，将钱放在神坛上，合掌礼拜。我在奉天逗留数日，9月16日板垣、石原两参谋出差来奉天检阅军队，约我赴金六饭店聚餐。席间虽未公开说明“九一八”行动，但委托我在返回东京途中，要在大连和京城停留。在大连要动员满铁领导人，在一旦有事时望能对关东军给予积极的支援。在京城，朝鲜军参谋神田（中佐）定能前往机场迎接河本，届时应督促其不失时机地越境支援关东军。对上述要求，我立即表示接受。17日下午乘“鸽”号快车从奉天出发，当夜抵大连。次日，即18日晨赴位于星浦的大和旅馆访十河信二（理事），如实地传达了板垣等人的意见。板垣等认为满铁中以部长为首的全体社员完全同意全面地支持关东军，而只有内田总裁和江口副总裁的态度暧昧，希望十河能从中斡旋，使满铁领导人能对关东军给予积极的支援。十河毫不踌躇地表示接受，并约定亲赴旅顺将同满铁领导人商谈，结果向板垣、石原进行传达。19日晨从大连出发，10时抵京城机场，神田中佐因出差不在，由中山大佐参谋代替神田出迎。当我问及朝鲜军是否已经越境时，中山大佐的回答是，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尚在犹豫不决。我当即传达了板垣等人的希望：必须尽快支援关东军。并委托中山与神田配合，尽力说服林军司令官。11时过，从京城出发抵福冈，当夜乘下关始发的快车，20日回到东京。
对上述罪恶的认识，我对“九一八”事变造成直接影响的配合行动是：（一）为奉天特务机关送机密费；（二）劝告满铁首脑，务必对关东军给予积极支援；（三）督促朝鲜军越境。这三项活动看来都不超过一个“带信人”的范围，但其影响去未必很小。由于这些活动，使关东军增强了威力，支持了关东军的侵略行径，罪责不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