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祭受难同胞，保卫世界和平
从今年起，中国以国家立法的形式确定每年的12月13日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的国家公祭日。由此，中国广大人民的意愿上升为国家意志，这是中国史无前例的立法决定，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反响。
每当两次世界大战的纪念日，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采取种种方式，悼念在这两次大战中牺牲的人们，这类纪念性活动将会一直继续下去。人们缅怀战争受难者，同时对那段悲惨的历史进行全面而深刻的反思，表达了“要和平，不要战争”，与建设、维护和平发展时代的强烈愿望。
波兰在二战后，由国会以国家立法的形式，把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等五处战争期间纳粹集中屠杀地遗址确立为波兰国家博物馆。每年的1月27日，当年的幸存者、参加过解放集中营战役的红军老战士、公众代表以及国家政要，都会来到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国家博物馆参加纪念活动，同时波兰全国各地也都要举行纪念活动。
200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1月27日设立为“缅怀大屠杀受难者国际纪念日”。每年的1月27日，纽约、巴黎、柏林等国际性城市都会举行纪念活动，这一天成为了具有国际性的公祭日。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美国总统罗斯福第二天宣布这一天为国耻日并对日宣战。从此，每年的12月7日，从夏威夷到华盛顿特区，美国各地政府部门举行降半旗、敬献花圈等仪式，追思在该事件中2400名殉难者。美国总统奥巴马又于2011年12月宣布，把12月7日命名为美国珍珠港事件纪念日。
每年的8月6日和8月9日，日本均要在广岛和长崎举办大规模的“原子弹死难者慰灵暨和平祈念仪式”活动，除了公众之外，日本首相、众参两院院长以及日本各大党派负责人，都会出席两地的纪念仪式。
国家公祭在中国古代称“国祀”，是国家的大典。从儒学的实践看，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公祭活动，为国运和人民祈福祛祸都是其核心内容。设立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制度，正是符合我国传统的人本思想，符合民心、民情和民意，突出了宪法规定的人民主体性地位。
法国思想家赫南说过：“在人们的共同记忆中，灾难与伤痛比享乐或是光荣更重要，也更有价值，因为它更能紧密地结合民众，唤起患难与共的情感，进而使人民凝聚成为一个坚实的共同体。”
从1994年起，江苏省和南京市便率先组织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活动，迄今已连续举办20次，得到了广大公众的支持。从今年的第21次起，南京的公祭活动就将提升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此项重大决定，再次向世界宣示南京大屠杀“是人类文明史上灭绝人性的法西斯暴行。这一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残暴行径，铁证如山，早有历史结论和法律定论”，有力地回应了当下日本政客和右翼势力否定南京大屠杀的言论。
国家公祭的不仅仅是南京大屠杀死难者，还包括遭遇化学战、细菌战，成为慰安妇、强制劳工等所有遭日本帝国主义杀戮的中国死难同胞。国家公祭表明中国人民反对侵略战争、捍卫人类尊严、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立场和警示未来的世界性价值。
朱成山同志自1992年到遇难同胞纪念馆工作至今，连续20次经历江苏省和南京市组织的地方性公祭南京大屠杀遇难者活动，他的积极呼吁对建立国家公祭日起到了重要的带头和推动作用。同时，朱成山在纪念馆扩建、免费开放、史料征集、学术研究、世界巡展、史实传播等方面也有多重贡献。
朱成山同志还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这回他在李慧同志的协助下完成的此书，对于广大读者深入理解“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重大意义会大有帮助。
中国各有关部门正在紧张地筹备着首次国家公祭日活动，我衷心地祝愿公祭活动能够取得圆满成功！
2014年8月9日于上海
（作者为原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兼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缘起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
春雷啊唤醒了长天内外，
春辉啊暖透了大江两岸，
啊，中国，中国，
你迈开了气壮山河的新步伐，
走进万象更新的春天。
这首名为《春天的故事》歌曲在中国家喻户晓，这是改革时代的主旋律，这是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
歌唱家以婉转甜美的声音，深情地歌颂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以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战略决策所带来的新变化。
这一系列变化不仅仅限于经济领域，更深入到思想意识、社会科学、文化教育等各个层面，对亿万人民的生活与精神面貌产生了巨大影响。
不经历寒冬，怎么知晓春风的和煦温暖？
在改革春风的吹拂下，沉睡的大地渐渐苏醒，中国各行各业蓬勃新生。人们以新鲜的目光、崭新的思维，重新审视着国家的历史，思考着民族的前途命运……虽然时光飞逝，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但在已经恢复和平生活的南京市民中，依然传闻着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血腥故事，压抑着气愤难平的集体情绪，保留着难忘的城市惨痛记忆。
南京大屠杀是南京人永远无法忘却的一页，在南京城市的创伤记忆中，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与现实生活中的民族情感相互缠绕，共存共生。
然而，就在1982年，发生了日本文部省（现文部科学省）修改教科书事件，即把日本中学教科书中的“侵略中国”改为“进入中国”，篡改历史，否认日本曾经在二战时期侵略加害中国人的事实。这一事件激起了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遗属们，以及北京、无锡等外省外地一些爱国民众的愤怒，他们纷纷要求把“血写的历史铭刻在南京的土地上”。
邓小平—这位目光睿智、性格坚毅的老人说：“日本安信介（日本前首相）要搞满洲建国之碑，……我们就要到处搞日本侵略之碑，以教育广大人民，教育子孙后代。”
1983年12月13日，即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46周年祭之际，人们在南京大屠杀江东门集体屠杀及遇难同胞丛葬地遗址的泥土中，郑重地埋下了一块奠基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以下简称“遇难同胞纪念馆”）正式开工建设了。与此同时，在燕子矶、煤炭港、草鞋峡、中山码头、上新河、汉中门、武定门、东郊、北极阁、清凉山等大屠杀及遇难者丛葬地遗址上，陆续建起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碑。经过20个月时间的努力，遇难同胞纪念馆建设工程终于完成了。
1985年2月，邓小平来到南京，执笔写下了一行遒劲有力的大字：“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同年8月15日，这座中国抗战系列第一座博物（纪念）馆正式开放，成为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展陈南京大屠杀历史的专门场所。邓小平的手书被镌刻在馆内高大的花岗岩石壁上面，庄严、凝重、绚丽、夺目。
不必讳言，对于南京大屠杀历史的重新回顾、认识、铭记、悼念与这位老人的决策息息相关。在许多重要事件的转折点上，伟大人物的意志与魄力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邓小平为遇难同胞纪念馆题写馆名，为遇难同胞纪念馆筹建提供了新的动力。今天的人们也许不太理解，这意味着中国对于历史的回顾反思、对于国民的警示教育、对于同胞的生命珍视，又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1983年一期工程奠基碑历史是什么？简单地说，历史是一种过程，某事件经过一定时段的积累和沉淀，就构成了历史。
历史其实也是民族的一段记忆。南京大屠杀是一段令中华民族难以忘却的历史，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场国耻国难。正如一位诗人所言：南京之耻，国人之耻；南京之痛，民族之痛；南京之悼，中华之悼。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建成，不仅架通了南京市民连接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记忆通道，更将这创伤记忆置换表达为中国人民追求和平的真诚愿望。
历史也是一种很奇怪却又很实在的过程，有时会在很长时间内让人捉摸不定，有时会在不经意中突然有了结果。
为南京大屠杀300000遇难同胞举办悼念仪式就属于此类。它经历了从地方性悼念活动到国家公祭，其过程整整耗时20年，却在2014年初意外有了明确答案。这是否就是哲学家所说的从量变到质变？
实现国家公祭的过程，经历了20年的地方实践与民间推动，个中细节点点滴滴，宛如涓涓细流汇涌成川，终于有了令人欣慰的结果。
每当谈及此事，我不禁百感交集、仰天微笑。这20年来，冥冥之中始终有股神秘的力量，推动着我不断地向前、向前、再向前，直到达到预期的目的。
连续20年举办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悼念活动，其本身也成为一段历史。
我作为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身兼此项活动的倡导者、呐喊者、组织者、参与者等多重角色，经历了20次活动的全过程，留下了一串串漫长的、珍贵的记忆。
镌刻着邓小平题词“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悼念广场抚今追昔，我眼前重现出一幕幕难忘的画面—广场上黑压压的悼念集会、和平巡游时烛光的灯流、幸存者回忆时悲伤的泪水、我与日本右翼势力交锋时激烈的庭辩、东史郎执著的忏悔、荷兰女王插下的芬芳玫瑰……一副副性格鲜明的面孔、一件件难以释怀的往事，围绕着30万遇难同胞的亡灵，与遇难同胞纪念馆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切重合在我的眼前，成为我人生珍贵的经历与难忘的记忆。
这些经历与记忆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也属于浴火重生的南京城，更属于饱经忧患又奋起腾飞的中华民族。在此，我将这20年的回顾变成一系列文字符号，奉献给读者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