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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烛光祭(1)

太阳给人以热情,给大地以能量,万物生长靠太阳。

月亮给人以柔情,给夜晚以光明,漫漫夜空有明灯。

对光明的追求,是人的本能。是的,一个人从呱呱坠地开始,就离不开日月星辰的光亮。

与太阳和月亮相比,烛光显得十分渺小,微不足道。但它却与人的情感联系得更紧密,人们往往用烛光构成一种意境,表达一种情感,寄托一片哀思。

在我的脑海中,时常浮现着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博物馆杀人墙前的烛光、美国浩劫博物馆祭堂里的烛光、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儿童展厅里的烛光、日本广岛和平祈念馆等处无数跃动的烛光……烛光祭也契合中国人的传统做法。在寺庙里上香点烛、灵堂上燃烛祭奠的习俗司空见惯,在民间延续了起码也有上千年的历史。

如今虽然照明已经电气化了,但人们仍然没有倦弃蜡烛,因为它有温馨的光、滚烫的热、摇曳的姿态、沉静的心灵……我得承认,本人对烛光别有一番情愫。

一、影视开拍举行烛光祭祀

1994年12月13日,注定在南京历史上会留下一页。是日上午,南京城首次举行南京大屠杀公祭仪式,海内外媒体对此作了广泛的报道。

然而,人们的祭奠并没有因此结束。

天色渐暗,一缕残阳映照在遇难同胞纪念馆的上空。一路路人马陆续向悼念广场聚集,社会群众身着深色衣服,医务系统清一色的白衣似雪,宗教人士的一身黄色长袍法衣,青少年学生则是整齐划一的校服……在江苏电视台编导陈辉的统一指挥调度下,将近三千人有条不紊地聚集在电视片《南京大屠杀》开拍仪式的现场,他们每人手捧着一枝红烛。

在他们当中,有57年前惨遭侵华日军蹂躏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有来自海军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的100多名医务工作者,有天主教、基督教、佛教等宗教界人士,有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的数百名师生,有南京市部分学校的数百名中小学生,还有南京市部分企业界的数百名青年职工代表。

1994年12月13日,南京各界人士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烛光祭奠”活动,南京医务工作者手捧蜡烛步入墓地广场。

天色完全暗了下来,大地一片沉寂。在场的3000人点燃了手中的烛光,顿时天地间一片光亮。

人们小心翼翼地护卫着手中的红烛,依次有序地从镌刻有中英日三国文字的“遇难者300000”石墙前走过,穿过象征着坟墓的屋顶平台,走向墓地广场,面向广场上象征着遇难者累累白骨的鹅卵石站立,3000盏红烛放射出一缕缕红光,在夜幕中格外醒目。

突然间,我想起了诗人杨余生的那首诗:“我用沉痛的哀思,我用满腔的悲愤,在遇难同胞纪念馆里,点燃起凭吊的烛光。”

呈方形结构的屋顶平台上,放置着一张桌子,上面等距离地安放着三支特制的高大红烛,直径约8公分,高度约80公分,被点亮后特别地显眼。

三支红烛在晚风中摇曳,隔着空灵的但铺满鹅卵石的偌大广场,呼应着广场对面的3000人士、3000红烛,意境尤为深沉。

我应邀在平台上致悼念词。面对眼前三支高大的红烛,面对着3000名手持红烛的各界人士,面对着遇难同胞的亡灵,我是含着眼泪、用颤抖的声音致辞的。

江苏省电视台著名播音员李江红宣读了由军旅作家、报告文学《南京大屠杀》的作者徐志耕先生撰写的祭文,这份饱含深情的文字,打动了在场的许多人。

我相信那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会被现场的气氛所震撼、所感动、所启迪。白发苍苍幸存者老人手中的烛光,映照着那一张张布满岁月伤痕的脸庞;孩子们手中的烛光,照耀着那一张张天真无邪的小脸庞;宗教人士手中的烛光,衬托着那一张张信奉上帝虔诚的脸庞。

最后,大家将手中的红烛摆放在墓地广场鹅卵石上,立即形成了一个烛光的世界,照亮了南京大屠杀遗址,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其景其境,至今想起来还有几分激动。

这项活动是由江苏电视台和遇难同胞纪念馆共同举办的,是南京大屠杀57年来首次举办的大型烛光祭奠。

当天除江苏电视台的大型纪录片《南京大屠杀》开拍外,另外还有两场有关南京大屠杀题材的影视片举行了开拍仪式,在此一并做个介绍。

最先举行开拍仪式的是南京电视台。是日上午11时许,江苏省暨南京市社会各界人士悼念南京大屠杀30万同胞遇难57周年仪式刚结束,参加集会的人群才离馆,南京电视台紧接着组织了450名胸前戴着白花的中小学生,面对着镌刻有邓小平亲笔题写馆名的石墙,举行了人数不多但甚为隆重的电视片开拍仪式。

天空突然纷纷扬扬地洒下了牛毛细雨,冷风萧瑟,好像遇难者落下的眼泪,又好像是天公在意人们沉重的情感。

时任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龚惠庭,南京有线电视台台长梁立成等领导到了现场,我也有幸被邀请参与开拍仪式。

我们每人拉着一位少年儿童的小手,在石墙前恭恭敬敬地低头默哀、俯首鞠躬,然后走向一级级石阶,步入铺满鹅卵石的墓地广场。整个过程被摄像机记录下来,作为这部影视片内容的一部分。

这部电视纪录片最终取名为《历史的见证—南京大屠杀》,由我和《江苏戏剧》杂志主编徐永伦担任剧本编剧,编导为南京电视台专题部主任吴建宁。在拍摄的过程中,摄制组专门去台湾采访孙元良,拍摄“百人斩”军刀。

下午,在遇难同胞纪念馆又举行了吴子牛执导的电影《南京大屠杀》的开机仪式。

从事电影艺术的人擅长创意,祭酒是开拍仪式的最大亮点。令人惊奇的是,剧组弄来个外表为草绿色、高度有一米、直径大约80公分的大酒缸,中间贴上个大大的“祭”字,把它放在馆内镌刻有中英日三国文字的“遇难者300000”石墙前面,缸里整整倒进去50瓶白酒,然后找来了一大摞粗瓷白碗,据说开机前要先祭奠,否则是拍不好这部电影的。

吴子牛先生双手捧起一碗酒,高高地举过头顶,口中喃喃自语进行祷告,声音低沉而凝重。他说,在我们的脚下有30多万亡灵的尸骨,此时此地,他的心情十分不平静。

看见吴子牛那因激动而哽咽语塞的虔诚样子,他的形象顿时在我眼中高大起来。

何为艺术家的良知?我觉得,就是一种社会责任感,就是一种对历史的敬畏之情,就是一种为守护国家和民族历史尽责的行动。

吴子牛用颤抖的声音,将电影《南京大屠杀》片尾的三句话献给了在场的每一位人士:“1937年12月,日本法西斯一个多月在南京屠杀了30多万中国人;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如今的南京城已经拥有547万人口!”

现场气氛庄严肃穆,在旅美华人作曲家谭盾特邀为影片而作的乐曲《九曲》的哀婉声中,参加电影开拍仪式的国家广电部电影局、中影合拍公司、台湾龙祥公司等所有海内外来宾和剧组主创人员向30多万遇难同胞默哀、敬献花圈,然后每人手捧盛满酒的瓷碗,依次洒酒以祭奠亡灵。

中影合拍公司总经理郑全刚表示:“这次开拍是对南京30多万死难亡灵的再次超度,希望海峡两岸的电影工作者携手合作,拍出一部震惊影坛的好作品,献给南京这座美丽、英雄的城市,献给世界的和平事业。”

男主角是台湾著名演员秦汉。他的父亲就是当年守卫南京城中华门的孙元良将军,孙将军当时任中国守军第七十二军兼八十八师师长。秦汉在仪式上说:“我相信大家都会尽最大的努力,拍出一部真实而感人的作品来告慰在这里被杀害的遇难同胞。”

年轻漂亮的女主角是台湾演员刘若英。她带领两名儿童,向遇难同胞祭了一碗酒,并在石墙前各自放飞了一羽白色的和平鸽。

我应吴子牛的邀请写了一篇《祭酒词》,其理由是他认为我对南京大屠杀历史最了解,对遇难同胞应该是最有感情。我推脱不过,只好勉为其难。

但是,到了现场,这位大导演临时改变了态度,非得要我自己在开拍仪式上宣读,说是我的身份特殊,读起来更有味道,更有代表性。

执拗不过吴子牛,恭敬不如从命,我斗胆并深情地在仪式上念了自己写的这首小诗,题目是《世界需要和平》:祭—57年前被侵华日军屠杀的同胞,30多万个不死的魂灵!

因为我们无法忘记57年前的今天,日军开始对南京屠城。

野蛮!凶残!!兽性!!!

血腥暴行令整个世界震惊。

试问:

我们的士兵守卫自己的家园何罪之有?

我们的百姓耕种自己的土地何罪之有?

我们的老人、我们的妇女、我们的孩子何罪之有?

30多万具身躯倒下了,

留下了4万万双愤怒的眼睛。

为了给血的历史证明,

为了30多万不屈的冤魂。

因为当今日本有人要抹杀这段历史,因为今天中国也有人忘记了这段历史。

有人胡说南京大屠杀是捏造的,

有人竟把历史的血债遗忘殆尽。

有些东西可以忘记,

但一个民族的血泪史绝不能忘记,历史的悲剧绝不能重演。

带着对侵略者的愤恨,

怀着对遇难者的悼念。

来宾们、先生们、朋友们,

请把酒轻轻地、轻轻地洒向—

这象征着遇难者累累白骨的鹅卵石,这浸有1200吨人血的土地。

让我们共同种下一个心愿吧:

人类不要战争,

世界需要和平。

这首小诗被《金陵晚报》等多家报纸刊登,后来在2001年4月被南京市作家协会收进了《不屈的城墙—献给南京大屠杀30多万遇难同胞》诗集中。这部书籍由沈阳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成为有史以来第一部反映南京大屠杀题材的诗集。我的这首小诗迄今还被南京和乐团,作为配乐诗朗诵的作品,每年向社会各界人士演出大约100场次。

在短短的一天时间里,三部《南京大屠杀》同名影视片(虽然当时是暂定名),陆续在遇难同胞纪念馆里举行开拍仪式,恐怕没有哪个单位有过这样的盛况,这也说明了社会对于南京大屠杀历史的关注热情开始升高。

这一天从早到晚,连续的仪式、活动使我们纪念馆人忙碌得不可开交。

仿佛记得,那天的天气十分地寒冷,可人们的心头却是热乎乎的。

江苏电视台大型电视纪录片《南京大屠杀》开拍仪式中的烛光祭祀,是三场开拍仪式中人数最多、场面最大、举行时间最晚、特色最为明显的活动。

烛光祭祀结束后,工作人员为了场馆的安全,建议把烛光迅速熄灭了,我却有点舍不得,对他们说,再等等,让烛光多亮一会儿。

望着风中晃动的点点烛光,我一下瘫坐在地上起不来了,我真的累坏了。

那天从早晨开始,我一直在忙碌,甚至连办公室也没有时间进去一次。

一天内四场大型活动,我都全过程地参与,连轴转地协办。操心费力不说,仅跑来跑去的路程,可能也有十多公里。

其实,我这个人的身体一直是挺结实的,从未生病住过医院,属于能扛能拖的那种人。这次是我担任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一职后,第一次被累垮了。

同事们要扶我起来,我却不想动,想在那里歇一歇,想在那里坐一坐,想多看会儿满地的烛光。

我就这么坐着,看着;坐着,想着。那闪动的烛光是不是遇难者的灵魂之火?那流淌的烛泪是不是遇难者的眼泪?就这样,我坐在那里很久很久……在我的人生记忆中,广场烛光、烛光广场已经牢牢融化在脑海中,永远挥之不去。

由江苏电视台拍摄的,最终定名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见证》的电视片,荣获了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大奖。作为该片的历史顾问,我还是尽了绵薄之力的。由南京电视台拍摄的纪录片《南京大屠杀》获得1995年度中国学术奖二等奖,1996年获得江苏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两部同一天同一地点开拍的同一主题电视片,后来均获得了全国大奖,实在是不简单、不容易,许多人为此付出了诸多的努力和奉献,在过程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也因此获得了殊荣。例如,江苏省电视台负责这部片子拍摄的编导陈辉,后来得到提拔和重用,当上了该台的副台长。而南京电视台负责该片拍摄的编导吴建宁,被评上南京市首届文化名人。

围绕南京大屠杀主题而创作和报道的新闻工作者,得到全国大奖并且陆续被提拔、被重用、受好评的绝不仅仅是他们两位。如《南京日报》的记者丁邦杰,因报道采访约翰·马吉牧师拍摄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录像片新闻,被评为中国新闻最高奖—中国新闻奖,后被提拔为南京报业集团《金陵晚报》副总编辑;新华日报记者金伟忻,因跟随遇难同胞纪念馆到美国办展,写了不少重点文章,后来被提拔为中国江苏网总编辑;新华社江苏分社记者蔡玉高,因为作了大量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今年刚被提拔为该分社副总编,成为整个新华总社最年轻的分社领导。

当然,关于报道南京大屠杀获得各种奖励的记者,远不止上述几例。用新华社江苏分社原副总编、老资格的记者徐机玲的话来说,多年来,遇难同胞纪念馆一直是个新闻源。

二、五万市民的烛光巡游

2002年12月13日上午10时,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65周年悼念活动在纪念馆里举行,时任南京市市长的罗志军同志在集会上讲话。他说:“今天,我们在这里重温历史,悼念遇难同胞,就是为了警策世人,以史为鉴,永远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南京人民将一如既往地同全国人民一道,共同推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为了痛悼遇难同胞、呼吁世界和平,当天下午,人们在遇难同胞纪念馆里再次集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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