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
清明节是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人们在这一天祭扫坟茔、缅怀先人，在细雨霏霏与草木新绿的时节里洒下生离死别的悲伤泪。
清明祭祀之所以能够引起国人重视，一是寄托哀思，二是与先人相感。
在中国或者说在华人眼里，祭祀先人是和孝道绑定在一起的。若是不参加祭祖，就是一个不孝顺的人，一个忘记祖先的人。
扫墓时，人们携带酒食果品、纸钱等物品到墓地，将食物供祭在亲人墓前，再将纸钱焚化，为坟墓培上新土、修整坟墓，折几枝嫩绿的新枝插在坟上，还要在上边压些纸钱，让他人看了，知道此坟尚有后人，然后叩头行礼祭拜。
每年清明节，位于南京城西的江东门遇难同胞纪念馆都会迎来了众多参观者和祭拜者。南京挹江门、清凉山、煤炭港、北极阁、中山码头等各处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也有许多人前往祭奠。人们在深情缅怀被侵略战争夺去生命的遇难者之际，更加体会到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珍贵。
一、为遗属们建一座“哭墙”
“哭墙”，原指耶路撒冷旧城古代犹太国第二圣殿护墙的一段，也是第二圣殿护墙的仅存遗址，长约50米，高约18米，由大小石块筑成。
“哭墙”是犹太教圣殿两度修建、两度被毁的痕迹，是犹太民族2000年来流离失所的精神家园，也是犹太人心目中最神圣的地方。千百年来，流落在世界各个角落的犹太人回到圣城耶路撒冷时，便会来到这面石墙前低声祷告，哭诉流亡之苦，所以被称为“哭墙”。
我曾经两次到访过这座世界著名的墙前，费力地思考它的含义，琢磨它为何有巨大的影响力。
在现代社会，“哭墙”已经成为特殊的纪念性建筑形式，用于铭记灾难中的死难者。1982年，美国在华盛顿竖起了“越战哭墙”。20年后，这个国家又在纽约建立了“9·11哭墙”。中国唐山也建立起一座纪念墙，将24万地震死难者名字镌刻其上。
我在想，不必计量悲痛有多深，不必比较灾难有多大，凡需民族为灾难歌哭之地，均应建起歌哭之墙。
收集遇难者的名单并且为其建造名单墙的想法，是从我担任馆长后开始实施的。作为遇难同胞纪念馆来说，纪念的主体是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从纪念的角度来看，无论是从世界性同类型场馆来看，还是从尊重个体生命的角度来看，都应该有一座铭记遇难者名录的纪念墙。
2009年4月4日，在“遇难同胞名单墙”前举行“清明节悼念南京大屠杀遇难亲人仪式”。
为此，在我的极力呼吁下，终于使得1995年二期工程建设中遇难者名单墙成为一项主体工程项目。这座墙由中国科学院院士、东南大学建筑设计研究所所长齐康教授设计完成。
齐康教授为此动了不少脑筋，画了很多稿草图，最后设计出一堵呈“直角（∟）形”、用灰白色花岗岩垒砌而成的厚重的高墙。这座“墙”的特点是中间各用三块平整的方形花岗岩石块，砌成对称性的两堵石柱，中间留有一条石缝，底部有一个石雕无字花圈。“墙”面是不规则的，凸凹不平，还有意识地留出不规则的石洞，透出墙后面的绿色，用齐老师的话说，这叫生命的绿色。
这堵纪念墙是我们记住这场大灾难的最好载体。纪念碑可能表达荣耀，纪念墙只承载悲伤；博物馆可以展陈万物，纪念墙只凸显苦难；墓碑只记住一个或几个人，纪念墙将记住数以万计的罹难同胞。在大灾难之后，我们或许可以建起纪念碑以弘扬某种精神或意志，建起博物馆以再现某种形态和知识，建起墓碑以寄托思念与哀伤。但在这堵纪念墙前，这些曾经灿若星辰的灵魂，在每一个哀悼日都将被生者抚慰与触摸。
因为纪念墙上铭刻着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所以这堵纪念墙称之为“遇难同胞名单墙”。1995年12月初建成时，名单墙只有43米长，3.5米高，刻有3000个遇难者名字，象征被日军屠杀的30万同胞。2007年12月，遇难同胞纪念馆新馆开放后，墙上的名单增加到了8244多个。2011年扩建新馆时，名单墙全长延伸至69.5米，高度仍然为3.5米，镌刻的名单共达到10311个。2013年又新镌刻107个名字，名单墙上共刻有10418名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名单。
由于年代久远、战乱等多重原因，遇难者名单搜集工作较为困难。名单墙上的姓名只是30万遇难同胞中的一部分，他们是30多万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的代表，他们是1937年南京遭受日本侵略和加害暴行的人证，是南京人苦难历史的沉痛记忆。我们将这些逝去的生命铭刻在墙上，确证他们曾经的存在，以示对每一个死难者的尊重。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名单墙，老百姓称之为“哭墙”。
灰色花岗岩墙面上，密密麻麻的名字，让人感到非常压抑。这里举例其中的一部分：
蔡宋氏，女，68岁，南京人，农民，遇难前家庭住址为集合村28号，遇难时间为1937年12月20日，遇难地点在自己家中，加害日军部队番号为中岛部队。
蔡如松，男，19岁，南京人，学生，遇难前家庭住址为太仓巷26号，遇难时间为1937年12月。
蔡如耀，男，67岁，工人（铁路员工），遇难时间为1937年12月14日，遇难地点为和平门站，遇难方式为被日军打死。
蔡广发，男，53岁，南京人，农民，遇难前家庭住址为荷塘村13号，遇难时间为1937年12月14日，遇难地点为荷塘村，遇难方式为被日军烧死，加害日军部队番号为中岛部队。
蔡邗鑫，男，44岁，商贩（米店），遇难时间为1937年12月16日，遇难地点为难民区内的大方巷3号，遇难方式为被日军以机枪射杀。
蔡富耀女儿，女，3个月大的婴儿，遇难时间为1937年12月，遇难地点为汤山于右任别墅附近，遇难方式为被日军刀杀（刺杀）。
卞庭志，男，遇难前家庭住址为南圩东村19号，遇难时间为1937年12月14日，遇难地点为三鬼庄塘中，遇难方式为被日军用泥闷死。
包延新，男，遇难前家庭住址为水西门盐码头，遇难时间为1937年12月，遇难地点为水西门城门口，遇难方式为被日军打死。
白庆元，男，阿訇，回族，遇难地点和原家庭住址为长乐路清真寺，遇难时间为1937年12月，遇难方式为因阻止日军强奸妇女被枪杀。
艾仁林，男，33岁，遇难前家庭住址为江宁许巷村，遇难时间为1937年12月，遇难地点为东流平家岗，遇难方式为被日军摔死。
在上述举例中，最大年龄68岁，最小年龄才3个月，职业有工人、农民、商贩、阿訇、学生等，遇难的方式有枪杀、刀劈、火烧、摔打、奸杀、泥闷等。他们的不幸遇难，是法西斯分子暴行的记录，也是国家不强、老百姓生命得不到保障的例证。
30多万不是一个冰冷的数字，而是一个个曾经鲜活的中国人的生命。
这些死难者的背后，是一个个曾经温暖的家庭。这些生命在南京大屠杀中被戕害了，给其家庭留下的是永久的灾难和疼痛。遇难者需要悼念，遇难者遗属更需要去慰籍。
遇难者名单的搜集整理是南京大屠杀历史研究的重要课题，名单墙的建立就是为了要以这种方式让人们铭记历史，悼念遇难同胞。每年清明节，名单墙前哀乐低徊、白花含悲。焚香、献花、跪拜，人们以各种方式悼念亲人。每当看到遇难者的后人能够在清明等祭日时前来为死去的亲人送一束花、点一炷香，我的心中无比宽慰。
我们将继续挖掘历史档案，深化遇难者名单的整理工作。通过这种方式让每一位中华儿女悼念逝者，铭记历史，珍爱和平，展望未来。
二、每逢清明哭亲人
这堵墙开始设计和施工时不叫哭墙，也不叫纪念墙，而称为遇难同胞名单墙。那么，为何成为“哭墙”了呢？
因为许多遇难者的尸体被抛入了长江，或者被抛入了水塘、水沟、水坑内，或者掩埋在“万人坑”内，多年来，他们的后人们根本不知道要到哪里去祭奠先人，遇难者名单墙建成后，他们对着“墙”上亲人们的名字祭拜，痛哭流泪，以寄托哀思。在他们的心中，这里有他们“亲人的亡灵”，这里就是他们的“祖坟”。所以，每到清明节，他们全家都会自发的、扶老携幼地来到这里凭吊一番，在遇难同胞名单墙前举行简单的祭奠仪式，悼念被那场战争无辜夺去生命的亲人和遇难同胞。对于他们而言，来此祭奠是无奈的，因为他们不知道被侵华日军血腥杀害的亲人葬于何处，惟有在这里才能找得到姓名，哭诉亲人。
她，一位白发苍苍、手杵着拐棍的老奶奶，随身携带了一个小板凳，清明节时坐在“墙”前，嚎啕大哭了一个上午，谁也劝说不住，谁也无法止住老人心中多年来的悲痛表达和宣泄，因为那墙上面有她逝去的丈夫和儿子的名录。
他，来自安徽省合肥市的一位电气高级工程师，名字叫张若富，他带着妻子和儿子、儿媳、女儿等全家人，来到“哭墙”前，痛哭流涕念了一篇献给二哥张若平的悼词，还用安徽的名酒古井贡酒洒在墙下。以前，他一直不知道自己的二哥是怎样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直到一位从台湾归来的老人告诉他，其二哥张若平当年是在南京挹江门附近，被日本人拿枪打死的。于是，他专程于清明节这一天，带领全家人来到遇难同胞名单墙进行哭诉。
久而久之，遇难同胞名单墙有了一个新的名称：哭墙！
一些幸存者每年清明都会聚集到这里，他们现在年岁很高了，有好几个是坐着轮椅来的。他们都有着同样的经历：侵华日军夺去了亲人的生命，伤痛伴随一生。70多年过去了，岁月还是无法带走那段惨痛的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