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盛鸿
《江南时报》是一份有鲜明个性特色、高品位、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报纸，这是因为《江南时报》的领导、编辑、记者是一批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有着历史担当与社会责任感的新闻从业人员。2014年，在迎接首次“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的日子里，《江南时报》的领导与编辑部专家，以敏锐的新闻洞察力，独具慧眼，独辟蹊径，在报上开辟了“知识界的抗争”
专栏，3个多月的时间中，发表了许多篇有关中国知识分子，主要是南京地区的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的岁月里，在国难当头、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舍生忘死、投身抗日救国、奋勇抗争的感人篇章，既有罗家伦、吴贻芳、蒋复璁这些大名鼎鼎的教育家、图书学家，也有陈嵘、岳良木、陈子安这些长期被历史尘封的不知名学者。记者们的妙笔既展示了大名鼎鼎者生动感人的细节，也让不知名者的品德功绩得以彰显，真是字字血泪、篇篇珠宝，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每当专栏出版之日，读者们奔走相告，争相购买，认真阅读，热烈讨论，盛况空前。这是该报的领导和编辑、记者们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献上的一份厚礼！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来临之际，该报编辑部将这期间在该报上发表的所有这方面的文章，集中整理，再次修订，精耕细作，编辑成书，定书名为《知识界的抗争》，正式出版，以纪念南京知识界在抗战中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及其作出的巨大贡献。我深信，它必将再次引起广大读者的关注，形成经久不衰的阅读高潮。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沈阳事变，迅速强占了中国的东北地区，揭开了第二次大规模侵略中国战争的序幕。接着，他们把魔爪伸向中国关内地区，制造华北危机，各种卑鄙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对中国发动了全面侵略战争，烽火燃遍了中国各地，灾难降临到4亿5000万中国人民的头上。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入了中国的首都南京，立即对手无寸铁的民众与放下武器的战俘进行疯狂的屠杀，伴之以抢劫、强奸、焚烧。日军的暴行延续了6周，杀害中国军民达30万人，强奸妇女达两万多人次，焚毁建筑达全城1/3以上。南京成了一座人间的“活地狱”。
在这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全中国人民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同仇敌忾，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都以不同方式投入了抗日救亡斗争。在这股浩浩荡荡的洪流中，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最醒目、最重要的社会集群。他们有悠久的爱国传统和爱国思想，文天祥、史可法、岳飞是他们自小就学习、崇拜与效法的人物，汉代名将霍去病的名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一直是他们的最高理想和行为准则。当日本****处心积虑、丧心病狂地发动侵略、瓜分、吞灭中国的战争时，他们的政治嗅觉最敏锐，最早指出了日本的侵华阴谋和巨大危险性，最早发出了抗日救亡的呼喊，以热烈的爱国激情，呼吁全国各阶级、各阶层、各党派，捐弃前嫌，扫除私利，团结起来，真诚合作，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共同抗敌。他们有较多的知识和技能，能承担民族自卫战争的各种任务。他们的斗争最勇敢，当南京大屠杀发生前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以不同的方式，走上抗敌的道路，涌现出许许多多可敬、可歌、可泣的爱国人士与爱国事迹。
他们有的投笔从戎，脱下长袍、西服或学生装，奔向大后方，奔向延安，参加抗日军队，参加八路军、新四军，参加远征军，以自己的一技之长，或研制武器，发展军工；或做翻译，联系各反***国家，策反日军官兵，搜集情报与技术；或担任医护，救助伤病员；或直接走上战场，抛头颅，洒热血，与敌人血战到底，甚至驾着燃烧的战机撞向敌人的飞机军舰，举着炸药包冲向敌群，为了把日寇赶出中国，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他们有的坚持在敌后沦陷区，拒绝日伪当局的威逼利诱，宁可饿死，不就伪职，不向敌人低头。他们向民众宣传民族大义，宣传中国的历史，痛斥汉奸理论，成为沦陷区民众的脊梁；他们千方百计支持抗日的地下工作，有的本身就是地下抗日的战士。
他们有的远赴海外，或在上海、天津的英法租界里，在香港，办报纸，办学校，搞募捐，搜集情报，宣传抗日救亡，支持抗日政府，痛斥汉奸卖国求荣的败类，甚至组织抗日锄奸团，惩处敌伪汉奸，为国出力。
罗家伦
例如，在南京沦陷前，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与广大师生员工，面对日本战机野蛮的空袭，毫无畏惧。罗家伦指着被炸毁的校舍说：“敌能毁之，吾能复之！”他迅速组织师生西迁重庆，始终弦歌不断。罗家伦校长是中央大学最后撤离南京的一批人之一。1937年12月初，他最后一次对学校作巡视检查，见全校人员与设备财产都已撤之一空，十分高兴，只有农学院牧场供教学实验用的良种家禽家畜鸡、鸭、猪、犬、牛、羊等，尚留下许多。罗家伦就宣布由牧场职工自行处理，只要不落入日寇手中就行。但是，农学院牧场的工作人员说，这些良种家禽家畜，或是学校师生多年耗尽心血培育出来的，或是国家花外汇从国外购买的，是学校的宝贝，是国家的财富，是师生们今后教学与科研中必不可少的试验动物，也是国家未来科学发展的物质基础之一。他们发誓，要将这些家禽家畜全部从南京迁到重庆去。
1937年12月9日夜里，他们冒着战火，将鸡、鸭、猪等装进木笼内，再将木笼架到马、犬、牛、羊身上，人牵，手扶，离开了即将沦陷的南京。一路上，他们爬山涉水，餐风宿露，还要与日机周旋，与饥寒斗争，经历千山万水与千难万险，历时一年，终于在1938年11月，到达重庆，回到已经复校一年的中央大学。中央大学师生闻之欣喜若狂，一齐涌到校门口，夹道欢迎这些历经风霜险难的职工与鸡、鸭、猪、马、牛、羊。许多人涕泪交流，泣不成声。罗家伦校长说：“我真像异地见到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看到他们，不禁激起了我国难家仇的怒火，我的泪水也不禁夺眶而出了。”中央大学内迁彻底干净，连一鸡一鸭也没留给日寇。这就是抗战史上著名的中央大学的“鸡犬不留”。
再如，中央大学教授、著名的红楼梦研究专家王瀣，在日军攻占南京时，以衰病之身，未及撤离，此后数年家境困难，以至不能举炊。但当日伪当局筹办伪中央大学，派人胁迫与以高薪诱惑他去任教授时，老人断然拒绝，说：“余以行将就木之人，可以舍我矣，实不敢见张邦昌、刘豫丧权辱国之举。”1944年8月5日，王瀣终于在贫病中去世，终年74岁。临死前，他交代家人：“我生不愿见日寇；死了，棺材也不要见到敌人。我死后，不要发丧，棺材不准出门，就地埋在自家后院里。”他的家人遵其遗嘱，将其遗体在后院草草埋葬，直到抗战胜利后，才重新安葬于其故里溧水。
又如，在苏州，有两位爱国老人张一麟与李根源，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发起创立抗日杀敌的“老子军”，事虽未成，但他们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在当时传颂一时，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抗日的信心。
陈三立
在北京，著名学者、诗人陈三立，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愤怒难平，梦中高呼“杀日本人！”1933年，他见到其多年老友郑孝胥投靠日本，当了伪“满洲国”的总理大臣，乃痛骂郑“背叛中华，自图功利”；在再版其《散原精舍诗》时，忿然删去郑序，与之断交。在1937年北平沦陷后，他表示：“我决不逃难！”闻有人议论中国必败，他怒斥：“呸！
中国人岂狗彘耶？岂贴耳俯首，任人宰割？”日伪当局欲招他出山任伪职，派人登门对他游说，老人呼佣拿扫帚将其逐出，从此5日不食，绝食殉国，终年85岁。其子、著名史学大家陈寅恪在家守孝49天后，毅然带全家离开日军铁蹄下的北平，冒着战火南下，踏遍千山万水，到昆明西南联大任教。
在天津，一些大、中学生，都是些十六七岁到二十一二岁的热血青年，其中许多人出身豪门，是大官僚、大富商甚至是大汉奸的子女或亲属，虽出身各异，但都有一颗爱国心，在民族危亡之际，违背家族原则，秘密成立“抗日杀奸团”，数年间，成员前后有五六百人，义无反顾地投入短兵相接的城市抗日武装斗争：火烧日军仓库，爆炸日伪公司和电影院，烧毁日军专用的公共汽车，特别是组织实施了多起暗杀大汉奸的行动，成功暗杀了伪天津商会会长王竹林、伪华北联合准备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程锡庚、伪北平《新民报》编辑主任吴菊痴等，击伤伪天津市教育局局长陶尚铭、伪华北教育总署署长方宗鰲以及周作人等，功勋卓著，名震一时。他们中有的人被日伪抓捕后，在狱中经受了种种苦刑，坚贞不屈，战斗到最后一刻，拒不投降，壮烈牺牲。
邓小平同志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中国工人阶级中最优秀的一部分，没有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从中国抗战的历史中，我们也可以得出结论：没有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没有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的血风腥雨中，经受了考验，谱写了一曲曲响彻云霄的爱国主义与英雄主义战歌。本书的作者，经过深入广泛的社会调查和史料研究，选取了若干最有价值、最有意义、最有影响的事例与人物，以深刻的思想，真挚的感情，生动的文笔，澎湃的激情，写下了一篇篇激动人心、发人深思的历史篇章，呈现于广大读者面前。我深信，这本书，必将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对后人进行思想教育的最好教材！
我向《江南时报》的领导、编辑、记者，向你们崇高而辛勤的工作，向你们的伟大贡献，致以热烈的祝贺和崇高的敬意！
是为序。
